“抗日战争时期的华侨救护队”专辑之导语
习近平总书记说:“华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爱国爱乡。他们在异乡历尽艰辛、艰苦创业,顽强地生存下来,站稳脚跟后,依然牵挂着自己的家乡和亲人,有一块钱寄一块钱,有十块钱寄十块钱。这就是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精神、中国心。”
数千万华侨华人遍布世界各地,这既是我国的特殊国情,也是我国的独特优势。
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越的十四年抗日战争,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场关系到中华民族存亡的民族解放战争中,不仅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外敌侵略,中华民族的海外儿女也为祖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卓著的功勋。海外华侨华人以空前的规模组织起来,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救亡运动,并英勇投身于祖(籍)国及侨居地的抗日斗争行列,为人类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与牺牲。
在历史上,华侨大都是由于国内封建统治者残酷的经济压榨和政治迫害而背井离乡、远涉重洋谋生的劳动人民,他们在海外寄人篱下,数百年来受尽侨居国殖民政府的压迫和欺侮,他们深深感到,身后没有强盛的祖国,也就没有海外华侨的一切。海外华侨正是因为血液里流淌着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推动着他们积极支持和参加祖国的抗日战争。他们开展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运动,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建立抗日团体,在华侨社会中进行抗日动员与组织工作,义演义卖,捐款捐物,从财力物力上大力支持祖国,成为祖国人民抗战的坚强后盾;回国参军参战,直接奔赴抗日前线,英勇杀敌,为民族的解放做贡献。海外侨胞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斗争,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
全面抗战期间,回国效力的华侨数量很多,仅粤籍侨胞就有4万余人。其中,南洋各地约4万人,美洲和澳洲等地约1000人。他们或组团编队回国服务,或三五成群投效军旅,情形十分感人。这些服务团体规模或大或小,形式更是多种多样:有医治伤患的救护队、输送弹药的南侨机工、报道战况的记者团、宣传救亡的歌剧团,也有从事救济难民和动员、组织民众抗日的各属籍华侨回乡服务团。它们通常由当地侨团或侨界知名人士出面组织,并负责筹集路费及经费。参加各团体的侨胞,多经过严格甄选、短期培训,其中不乏身怀特种技术(如医护、汽车驾驶与维修等)、国内紧缺的专门人才。
这其中,一批不懂中文的土生印度尼西亚华人抗日援华救护队曾经在中国抗日战争中作出过卓越的贡献。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原因,在中国,这段历史鲜有人知。我们通过印尼和荷兰的华人界的朋友,挖掘出几十年前一些印尼文和荷兰文的报刊曾经对此有过的报道以及口述和文字记载等历史资料,整理出来,以填补这段史料的空白。
“荷属华侨医疗救护队”产生的历史背景
“荷属华侨医疗救护队”的出现,根据《印尼华人支援中国抗日的“赈灾会”运动》(萧忠仁Ⅰ文,陈浩琦译)一文所述,是基于以下历史背景:
二战前,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界有三个主要派别:亲印尼的印尼华人党(PTI)、亲荷兰的中华会(CHH)和亲华的“新报派”。
1900年,雅加达中华会馆(THHK)成立,土生华人界的政治觉悟开始得到较大幅度提高。中华会馆成立和发展起来后,1906年,在印尼各主要城市又陆续成立了中华商会,由新客华人主导。1909年又在印尼各地成立了书报社,也是由传播中国民族主义的新客人士主导。上述华人团体的活动后来还得到了使用“中华马来语”(土生华人社区使用的语言)出版的报纸的支持。自1909年以来由印尼华侨经营的许多报纸中,亲华的《新报》是最著名和最具影响力的,其追随者被称为“新报派”——他们认为中国是自己的祖国。
另一方面,荷兰教育催生了一个讲荷兰语的土生华人群体,他们中有很多人留学荷兰。1927年,这个群体成立了亲荷的中华会(CHH),以华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参议会,他们则普遍认为荷属东印度的华人是荷兰臣民。
1932年,在泗水成立了由林群贤领导的印尼中华党(PTI)。该党反对其他两个华人群体的选择,主张在印尼出生和成长的华人,应当认印度尼西亚为自己的祖国。印尼中华党拥有两家媒体,一家是在泗水的《新直报》,由林群贤领导,后来由陈粦如和蔡锡胤接任。另一家是在三宝垅的《太阳报》,领导人是郭恒节,后来由萧玉灿接任。
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就已经在印度尼西亚引发了华侨华人界的强烈反应。泗水的中华商会积极主张抗日。商会的主要领袖之一关施立,是萧玉灿的外祖父,他积极抗日的态度及其对萧玉灿的教育,对萧玉灿日后在政治上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泗水中华商会积极发动会员在其商店抵制日货,在中华马来语报纸上发表文章谴责日本侵略中国和占领东三省的卑劣的行径。
1937年日本对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时,爪哇岛华人社群的反应更加协调一致。赈灾会就是印度尼西亚的华人为回应日本对中国的军事侵略而于1937年成立的。
赈灾会成立初期,主要的工作是募捐筹款,收集衣服以及药品支援中国抗日。各家中华马来语报纸都呼吁支援中国,华人领袖积极响应这些抗日援华的政治活动。华人报刊经常发表谴责日本的文章,特别是《新直报》政治立场鲜明,坚决抵制日货,抵制日本侵略中国。
三宝垅《太阳报》编辑部领导人郭恒节也积极支持赈灾会运动。他认为赈灾会能够帮助《太阳报》在泗水的发展,那里有不少得力的印尼中华党领袖,如陈粦如、蔡锡胤和郭添清。因此,在1937年,他派来自泗水的萧玉灿回到泗水去开设《太阳报》分社,以协助泗水的赈灾会活动。
萧玉灿回到泗水后,立即投入赈灾会的工作。由于萧玉灿接受过外祖父关施立的培训,他作为印尼中华党所办日报的记者,充当了土生华人和新客两个群体之间的联络人,在与新客商家交往和筹款等方面都干得十分出色。他经常发表有关中国抗日战争的报导,呼吁华人社会支持赈灾会。
在泗水,赈灾会活动是由两个成功的土生华商,即黄仲涵商行泗水分行的负责人黄超龙和林辉业领导的。他们积极带头捐赠,为华人社群树立了榜样。
泗水的土生华人积极分子的出现,唤起了华人社会支援中国抗日的强烈愿望,他们不仅捐献金钱和日常必需品,他们更关注中国的政局发展,对毛泽东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日益壮大印象深刻。这个时期,萧玉灿把埃德加·斯诺的著作《红星照耀着中国》翻译成印尼文。该译本在《新直报》上以连载的形式发表。
尽管“赈灾会”在印度尼西亚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它的出现表明,新客和土生华人这两个群体的三个派别能够在抗日精神的感召下团结合作,一致支援处于日本铁蹄之下危难之时的祖国。“账灾会”唤起了全体印尼华侨华人群体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大团结的意识,很多具有政治觉悟的有识之士,特别是印尼当地具有感召力的知名侨领成功地影响了华人社区,在爪哇岛,特别是东爪哇的泗水,抗日浪潮如火如荼的发展起来。
这个时候华人社群有人倡议派遣土生华人救护队前往中国,以帮助救护在中国战场上受伤的士兵。泗水的土生华人领袖们与“巴达维亚Ⅱ养生院”医院院长柯全寿医生及《新报》经理洪渊源取得了联系,请他们安排派遣救护队去中国。柯全寿医生是苏加诺的好友,对苏加诺所领导的印尼民族党有过很大帮助。1937年中,“荷属华侨救护队”宣告成立,后来便改名为“东印度救护队”(Indische Ambulance)。此救护队由20名成员组成,包括三位土生华人医生吴云灿、赵德音和郭庆烈,救护队主要由来自玛琅的吴云灿医生领导。吴云灿是萧玉灿的亲密战友吴银泉的哥哥。
柯全寿医生
《新报》经理洪渊源
吴云灿医生
吴云灿医生(右1)和他领导的救护队
国际红十字会的领导(中)和宋美龄(右1)会见吴云灿医生(左1)
派遣救护队的倡议得到了印尼华人社群大多数人支持,很快便筹得了足够的款项。1937年末,救护队出发前往中国,于1938年初抵达广州,然后在长沙和沈阳等多个城市开展救护医疗工作。但是,由于国民党的军事协调工作非常薄弱且混乱,更缺乏设施和药品,前线的救护和医疗服务工作很受限制,救护队无法有效地完成任务。当时领队吴云灿医生曾经给中国共产党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送过药,也见过周恩来一次。经过短暂而有限的互动,他得出结论,共产党的部队和救护队比国民党领导的队伍更有严明的组织纪律性和更有利于一起合作做事情。他们一致认为国民党内部腐败、混乱,而共产党整体素质高,官兵关系好,清廉、团结——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1938年底广州市被日军占领,吴云灿医生决定率领救护队返回印尼。他们于1938年12月到达泗水。在日本占领印度尼西亚(1942-1945年)期间,吴医生作为救护队的负责人被日本人拘留。
在救护队来华期间,萧玉灿的弟弟萧玉美主动要求赴华参战,他于1937年启程,在中国几经辗转,于1938年初加入了吴云灿医生率领的救护队。
萧玉美
救护队在这短短的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努力工作,在抗日最前沿,拯救了无数抗日前线负伤的官兵的生命,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谱写的他们年轻时代最美的乐章。
注释:
Ⅰ 萧忠仁:原印度尼西亚华人领袖、社会活动家萧玉灿的幼子,现居澳大利亚。
Ⅱ 巴达维亚是荷兰殖民时代雅加达的旧称。
本文来自: “荷属华侨救护队”网上专题展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北京离退休侨务工作者联谊会、中华家脉 执笔:关晓彤 陈浩琦
Copyright ©2014-2023 krzzj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湘ICP备18022032号 湘公网安备43010402000821号
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731-85531328 19118928111
纠错电话:15116420702(微信同号)
QQ:2652168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