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东南亚华侨对广西的援助
来源：广西文史   2022-11-14 10:04:17

　　广西在抗战中的突出成就，主要是广西军民团结一致，英勇奋战的结果，也是与海外华侨(特别是东南亚华侨)的大力支援分不开的。被誉为“中国对日抗战的四大支柱之一”的广大侨胞，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国热情，成为祖国抗日军民的伟大精神力量和物质后盾。

　　一

　　东南亚华侨由于能吃苦耐劳，善于经营，大多都有一定的资本积累。“尤其是华侨商业。在南洋地区占有相当重要地位，约占其商业资本的60%以上，具有较强的经济势力，成为他们报效祖国的物质基础”。[1]为推动祖国的抗战事业，南洋华侨在救亡团体和爱国侨领的领导下，掀起了捐款济物支援祖国及广西抗战的热潮，表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捐款济物的形式多种多样。有团体捐款，如1938年间广西银行就收到了菲律宾苏禄华侨抗战后援会1500元，越南槟知市华侨援助祖国兵灾550元。[2]1940年，南洋吉隆坡广西会馆捐1000元，雪兰莪吉隆坡广西会馆捐10000元，[3]1940年3月18日，霹雳岛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托香港广西银行转汇专款9490.2元，用于救济广西难民。也有个人捐款，“容县县底乡马来亚归侨区均记收藏了这样的捐款收条共17张，其中常月捐收条13张，节约捐收条2张，特别义捐2张”。[4]新加坡的桂籍侨胞捐款6万元，救济广西的伤兵、难民。除了以上捐款形式以外，还有难民献金、义卖、药捐等活动。如在抗战开始后华侨巨商胡文虎赠粤桂各地八卦丹两万包。[5]

　　第二，捐献时间长。从抗战开始到战后的难民救济，广大南洋侨胞一直为广西无私地捐献款项。抗战初期，李宗仁将军等指挥的第五战区部队肩负着守备津浦铁路沿线地区的任务。由于当时广西财政困难，广西部队装备缺乏，给养不足，不少前线将士深受赤脚淋雨作战之苦。为此，广西当局呼吁广大侨胞捐款为前方将士购买胶鞋和雨衣，得到了广大海外侨胞的热烈响应。例如，马来亚彭亨文冬广西会馆的会员捐款，至1938年5月为止已交叻银539元，捐款者共387人。[6]在八年全面抗战中，“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为第五战区的广西军队募得雨衣、胶鞋数十万套。[7]抗战胜利后，广西地方当局还呼吁海外侨胞募款救济广西难民、灾民，也得到了广大侨胞的积极响应。1943年广西省政府将华侨捐献的“雨衣胶鞋”喻为“金屐铁衣”，称其产生了“更当激励士气”、“还我河山”、“卫吾族邦族”的巨大作用。[8]

　　第三，捐献的阶层广泛。从富有的侨领巨商到小商人、生活清贫的工农大众，从文化界人士到在校就读的侨生等多个阶层。著名侨领陈嘉庚先生，在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不久，即汇款3万元到广西银行。[9]1940年，陈嘉庚来桂林考察慰问时，曾向桂林儿童教养院“应承每月国币五千元。回洋后即汇一年之额六万元”。[10]侨居印度尼西亚的广西博白籍人、勿里洞商会会长李光前带头并动员当地侨胞募捐，然后将捐献的物资、药品集中在自己开设的商店，再转运到祖国。1939年广西省政府收到越南东京海宁河木会华侨市立小学的一封信，信中介绍了越南华侨儿童捐资救国的情况。之后，广西省政府给他们回了一封公开信，刊登在《救亡日报》(桂林)上，回信感谢越南华侨儿童的踊跃捐款，并希望越南华侨儿童汇款“直接汇给广西省抗敌后援会，请他们转献政府支配你们所希望的用途上去”。[11]1942年6月18日，归侨林秉铨虽然生活窘迫，但也捐款一百元，托《大公报》代转慰劳空军。[12]

　　二

　　抗战中，广大东南亚华侨积极响应抗战，在经济上给予广西很大支持。

　　在金融方面，华侨在广西开设了一些金融企业。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陈嘉庚将其资本850万元，汇寄伦敦转重庆，在广西柳州建立银行，专为投资工业建设服务。后来，为了适应业务发展的需要，陈嘉庚先生所创立的集友银行先后在广西东兴和福建厦门等地设立分行。民国33年1月12日，华侨兴业银行桂林分行开业。[13]抗战后期，华侨连瀛洲、李文珍等人集侨资创办华侨联合银行。该银行在广州、柳州、曲江、永安、东兴等地设立分行。[14]据《广西年鉴》第三回统计，在抗战时期，广西的私立银行数仅9家，华侨银行就有4家，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华侨银行的份量。[15]这些银行既方便了当地群众的生活，也便利了广大侨胞的汇款。

　　工矿业方面，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受战争环境的影响，华侨对广西的投资有所减退，但也有一些海外侨胞克服重重困难来到广西投资建厂。矿业历来为华侨对广西投资的一个重点，在新桂系主政广西以后，华侨投资在30年代曾出现过一股热潮。据不完全统计，1931年至1935年在广西取得开矿权的华侨公司共10家，辖17个矿区。[16]如南洋华侨与广西省政府合资组成的贺成公司，后来采取新式开矿方法，经营得力，当时桂系称其“苟任用得人，在此抗战期间内，获利毕极优厚”。[17]1939年侨居马来亚的广西苍梧籍华侨陈国材与容县籍华侨陈俊群、陈有泉、张季波等人发起组织“桂光煤油公司”。次年6月，陈国材回到苍梧，在苍梧境内设立炼油厂，并出任该公司经理。当时，广西省政府为了垄断煤油市场，千方百计地阻碍该公司的生产活动，下令该公司停止生产。但陈国材等并不为此而灰心，用尚有的侨资，重整旗鼓，在夏郢乡办起了“家庭工业社”，生产“星光”牌火柴，该“家庭工业社”从1940年一直办到1945年，方便了人民当地的生产生活。

　　三

　　在抗战时期，不少的东南亚侨胞和广西军民一起参加救亡活动，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拯救民族危亡，或直接上前杀敌，或服务于后方。

　　在抗战时期的广西航校飞机修造厂(后改名空军第九飞机修理厂)当中，就有南洋归侨青年伍福华等人，他们经常加班加点，抢修战机。[18]陈仲达，是为祖国对日空战而献身的马来亚归侨。在抗战爆发后，陈仲达放弃优厚的待遇，在雪兰莪华侨筹赈会的协助下，回国参加抗战，在桂林担任中国航空学校飞行教官。1940年间，日机空袭该校时，陈仲达驾机迎敌，与日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因寡不敌众而壮烈牺牲。[19]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祖国的南大门被堵死，国际救援物质只能通过大西南方向运回国内。处在我国西南边陲的广西，不仅是抗日的大后方，而且是国内同海外联系的主要通道之一，因此，在广西也活跃着南侨机工的身影，他们为抢运物资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于1938年10月10日成立的“机工队”中也有一部分在广西进行服务。当时在广西运输线上的有20多人，汽车20辆，往返于南宁、龙州和钦州、防城以及越南芒街一带，运送战时物资，支援祖国的抗战。“民国28年11月，南宁沦陷时，有6000多吨物质收藏在广西响水、上金及宁明的荒山上或河里。驻扎在越南同登的15大队华侨司机，趁日军从南宁撤退到龙州一带的机会，不分昼夜地把这批物资经越南的复和、广渊运到广西靖西的岳圩，再经靖西城运到田东”。[20]奔走在广西与越南运输线上的华侨机工抢运香港至越南的物资，尽管数量不大，但也对抗战时期的物资供应起了一定缓解的作用。

　　抗战爆发后，有不少的华侨来到广西参加战时服务及各种慰问活动。1939年6月3日，缅甸华侨救护队36人来桂林参加战时服务。1941年3月20日，《大公报》(桂林)报道了有马来亚华侨技工百人来桂服务。此百人技工是在1940年回国后先在广东进行过训练之后，而来到广西参加战时各种服务的。[21]1940年5月16日，“越南华侨回国服务团，呈请白崇禧主任及桂省当局，举办越侨军事训练班”。[22]

　　在抗战时期，广大侨胞也不时地组织各种慰劳团、考察团来桂进行慰问、考察、献旗等活动，以增强广西军民的抗战决心。1940年6月，南洋华侨慰劳团到桂进行慰劳活动，向广西省政府献“尽忠报国”的锦旗。1941年4月柔佛广西同乡会代表向广西各长官献旗致敬。据统计，在抗战时期，仅桂林一市就有13个华侨团体到访慰问。

　　四

　　抗战中，广大东南亚华侨不但在军事、经济方面对广西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教育、文化等方面也有大力的支援。

　　教育方面，东南亚侨胞为广西的教育事业献出了自己的力量。华侨巨商胡文虎就是对广西进行捐资办学的典型事例。1937年，胡文虎先生派代表来桂林，与广西省政府洽谈捐款建校事宜。起初，捐国币3.5万元，在广西筹建10所小学。之后，又将捐款增至10.5万元，计划在广西筹建30所小学。当时的广西省政府专门成立了胡文虎捐建广西小学校舍管理委员会，将胡文虎所捐款项分发到宜山、桂平等25个县。其子胡好也热心于广西的教育事业，于1943年冬在桂林斥资创办国民体育专科学校。[23]1937年7月，李宗仁征得华侨同意，指示将华侨雨衣捐款余额38.5万元，作为出征将士子女教育基金，并聘陈嘉庚先生等人组成基金管理委员会。之后，陈嘉庚又募得抗战阵亡将士遗孤教育基金约40万元。华侨不仅捐资办学，还亲自到学校里任教。福建旅居马来亚等地的华侨，在桂林成立了福建旅桂同乡会，他们当中大部分的会员都在桂林的环湖北路的私立黄花岗纪念学校任教。

　　文化事业方面，桂林的抗战文化之所以耀眼，成为了当时大西南的文化中心之一，与广大侨胞的参与是分不开的。1939年3月间，新加坡华侨、著名学者胡愈之取道越南来到桂林，对在桂林的国际新闻社、青年记者学会、《救亡日报》社等社团代表作报告，讲述了香港同胞、越南侨胞开展抗日救国活动的情况，以此来激励广西军民的抗战。之后胡愈之在广西参加了“广西宪政促进会”。在新闻出版界，1938年至1945年，越南归侨黄实卿参与出资承办《粤西日报》，该报在宣传抗日救国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24]在文艺界，历来在南洋各埠宣传抗日的漫画家余所亚，1940年8月下旬由香港来到桂林进行交流，共同为抗战的文艺工作出力。在抗战期间，亦有一些华侨团体在桂进行文艺演出，如南洋战工团第一队在1940年12月曾在桂林的广西省政府礼堂进行公演。缅甸华侨战地服务团于1943年12月在桂林进行了《南缅之夜》的文艺演出。这些侨胞同当时云集在桂林的文化人士一起从事抗日救亡的文化宣传活动，为促进桂林的抗战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东南亚华侨支持广西军民抗战、建设广西经济文化的爱国行动，成为了广西抗战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苏家全，广西北海八中教师;熊志灵，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研究生)

　　[1]吴新奇、左双文《东南亚华侨对祖国抗战的贡献》，载《东南亚研究))1995(3)，第51页。

　　[2][9]《广西银行续收到侨胞捐款——星洲陈嘉庚再汇来三万元》，载《申报》(香港)，1938年3月26日第四版。

　　[3]广西省政府统计处《广西年鉴第三回下册》，1946，第1342页。

　　[4]黄铮、覃肇忠《容县发现的广西华侨抗日史料简介》，载《八桂侨刊》，1987(2)，第22页。

　　[5]《星洲十年》，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四十四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7年出版，第56页。

　　[6][7]赵和曼《广西籍华侨对抗日战争的贡献》，载《八桂侨史》，1999(3)，第44页、第45页。

　　[8]兰天《热诚援祖国、努力赈灾乡——三四十年代马来亚桂侨募捐之回顾》，载《八桂侨史》，1994(3)，第12页。

　　[10]《民国丛书》编辑委员会《民国丛书第三编(23)——南侨回忆录》，《南侨正论集》，上海书店1992年，第215页。

　　[11]《救亡日报》(桂林)，1939年6月21日，第四版。

　　[12]《大公报》(桂林)，1942年6月18日，第三版。

　　[13]桂林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桂林市志》，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71页。

　　[14][19]任贵祥《华夏向心力——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86页、第136页。

　　[15]广西省政府统计处《广西年鉴》，第三回下册，1946，第958页。

　　[16]黄启文、范柏樟《广西招徕侨资溯源》，载《八桂侨刊》，1991(2)第35页。

　　[17]广西省十年建设编纂委员会编印《桂政纪实》(中)，中华民国35年，第123页。

　　[18]冯华超《广西柳州空军九厂概况》，载《航空史研究》，1995(03)，第14页。

　　[20]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西通志·侨务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4页。

　　[21]《华侨技工百人来桂服务，现已由粤起程》，载《大公报》(桂林)，1941年3月20日第三版。

　　[22]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编《漓江烽烟》，第89页。

　　[23]《胡好在桂设立体育学校》，载《华侨先锋》，1943年第五卷第三期，第56页。

　　[24]候宣杰《华侨与近代广西民族地区的开发》，载《八桂侨刊》，2002(4)，第37页。

　　摘自《广西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