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战史话 | 抗战时期东南亚华侨在新四军建设中的卓越贡献
来源：山东大学统一战线研究中心   2024-08-20 14:19:22

　　东南亚华侨纷纷组建爱国社团

　　据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统计，抗战时期全球共有3900多个各类华侨社团，东南亚救国团队有703个。

　　九一八事变后，东南亚华侨自发成立众多抗日救亡团体，表示“誓死力争，以为政府后盾”，呼吁国内“齐一战线，共赴国难”“携手抗战”。1937年9月，菲律宾的福建侨胞组织成立了“福建救济会”。1938年5月成立的越南南圻华侨救国总会是越南华侨建立的最具代表性的爱国团队，共35个分会和77个团队会员。1938年10月南洋华侨在马来西亚成立了“东南亚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陈嘉庚任主席，这是东南亚各地筹赈会的领导机构，下辖68个分会。东南亚华侨以民族大义为重，坚决反对分裂，有力地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

　　1940年3月至12月间，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视察了延安、重庆和西北、西南、华南和东南各战区，其中，延安之行使视察团对中共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印象深刻。陈嘉庚先生提出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并将自己的亲历如实地在东南亚华侨中广为宣传。

　　△陈嘉庚

　　中国共产党积极动员海外侨胞投身于抗日战争，制定与实施了对外开放求真务实的侨民政策。1938年3月，毛泽东、周恩来在延安会见“马来西亚华侨抗敌后援会”代表团时，表明“共产党是关心海外侨胞的，愿意与全体侨胞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向全体海外华侨发出号召“全体华侨同志应该好好团结起来，援助祖国，战胜日寇”。《新中华报》指出“华侨所有直接和间接参加抗战与对政府财政援助，这一切都说明了华侨在抗战里的关键作用。如果没有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抗战将变得越来越艰难”。1939年7月，朱德致函印尼《华侨日报》，指出“侨胞对祖国抗战，多方援助，凡我前线士卒，无不感奋”。

　　捐资输物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成为当时海外华侨抗日救国的一个响亮口号。

　　经济支援是华侨对祖国抗战作出巨大贡献的最集中体现，主要分为财力捐助与物力贡献两个方面，还有小部分的投资行为。这些财力和物质支持，协助新四军度过了最艰难的阶段。

　　新四军初建时，军费原来预算每月16.6万元，国民党为了限制新四军的壮大，就在军需经费上加以钳制，何应钦克扣批准为每月6.5万元，经周恩来交涉“增至八万元，以后屡经要求，仅增加至每月13.5万元”。东南亚华侨敬仰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威名，开展了捐助运动。

　　募捐是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主要形式，各地华侨救亡团体也以募捐为头等大事。海外华侨筹措战费的名目和方式灵活多样，如常月捐、特别捐、娱乐捐、航空救国捐、义演义卖捐、献金等等。据调查，仅1939年度由宋庆龄等组织“护卫中国联盟” 经手的华侨捐赠给新四军的款项就达到“港币13155.10元”“中国法币35666.93元”。曾任新四军敌工部部长的林植夫回忆，他在任职期间“一次就收到香港转来的华侨捐献款项200万元国币”。截止到1941年12月，全球华侨每月捐赠1350万余元，其中东南亚华侨每月捐赠734万余元。

　　菲律宾著名华侨领袖李清泉，被推选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副主席，这个组织的首要任务是筹集款项支援祖国抗战，1938年至1940年，仅三年多时间，菲律宾侨胞就捐款1100余万元菲币。1940年10月，李清泉在弥留之际立下遗嘱，将10万美元遗产捐作抗日经费。李清泉病逝后，叶挺、项英联名给李清泉家属发出唁电，以示悼惜。

　　泰国华侨陈子谷1938年加入新四军。他拒绝回泰国继承祖父留下的遗产，但当时新四军经费非常困难，叶挺军长亲自找他谈话，任命他为军长秘书，要他回泰国为部队进行募捐。陈子谷在泰国的亲朋好友中秘密筹钱，最终募得购买一万套棉衣的费用共6万元，之后他带着这6万元募捐款，连同自己继承的遗产20万元回国，全部都献给了新四军。这一大笔钱相当于国民党拨款新四军两个月的薪水。此外，他还卖掉自己的钻戒，为新四军购买印刷设备。叶挺亲自在《抗敌报》上撰文夸赞陈子谷是“一位富贵于我如浮云的爱国赤子”。

　　新四军作战频繁，流动性强，缺少武器弹药、食品以及医药和医疗器械等。新四军以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名义，在香港《大公报》刊登启事，呼吁“各界同胞捐赠物资交由八路军驻粤代表廖承志收”。信息传入国外，很多东南亚华侨组织侨胞募集各种物资，持续不断的运给新四军。1938年8月，新加坡50名爱国侨胞捐献两辆雪佛兰急救车和急救药品。1938年冬，菲律宾华侨“妇慰会”拨款在香港购置医药用品捐助。菲律宾“粤侨联合会”一次便向新四军捐款两万元购买寒衣和药品。

　　各地华侨还发起献机救国运动。其中菲律宾华侨献机50架，缅甸华侨献机14架，印度华侨献机10架。印尼侨胞得知祖国前线官兵伤亡情况严重，捐献专治疟疾的金鸡纳霜1亿多粒，够500万人次服用。泰国华侨陈守明一次捐赠大米10万包，价值100多万元。缅甸华侨总会会长梁金山捐献80辆汽车和1架飞机，并坚持每月捐100盾卢比直至抗战胜利。缅甸华侨企业家胡文虎，先后义捐500万元和大量物资。

　　新四军里性能优良的一部收发报机和一套印刷设备，是菲律宾华侨李清泉捐赠的。“当时军部和延安通电都是靠这部收发报机”。史沫特莱被称为新四军“中国部队中一流的医院门诊”，就因为它的医疗设备及医护人员都是海外华侨大力支持的。新四军将领叶飞曾说“新四军在医药、物资方面比八路军充足，除了所在地区比较富庶外，另外就是得益于华侨的支持”。

　　敢于担当的东南亚华侨

　　新四军中的东南亚华侨人数虽然少，但他们一起与祖国人民共赴国难，在军事指挥、组织工作、青年工作、宣传策划、交通通信、医疗服务、统战敌工、金融经济等行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统计，抗战初期“参加八路军的华侨约400名，一半以上去了前方”，“仅新四军军部和直属支队的华侨就有七八十人”。

　　在军事指挥方面，菲律宾华侨叶飞担任苏浙军区副司令员，新加坡归侨卢胜担任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泰国归侨曾镜冰担任闽浙赣人民游击纵队司令员。这些华侨都是新四军高级将领，直接参与了新四军军事指挥和战斗。

　　在组织工作方面，叶飞和卢胜都兼任政治委员，菲律宾华侨李子芳任军政治部和组织部部长，泰国归侨姚念和郑克、印尼归侨叶松盛担任团级政工领导。郑克任苏中二团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期间，和赖少其等吸取群众意见，建立了荣誉簿，每个人一份，每次战后总结时，记录每个同志的功劳。这项工作被全军推广为“立功运动”，普及化到新四军军队，郑克荣立了一等功。

　　在青年工作方面，在新四军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上，泰国华侨陈惠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及新四军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他经常下连队搜集青年的事迹，汇编成册，印发给各部队作为典型的教材，推广火线上开展青年工作的经验获得良好的效果。

　　在宣传策划方面，《挺进报》社长是缅甸归侨马仲凡，他亲率记者到前线采访，编辑并油印《挺进报》火线版。1946年7月，马仲凡在中原突围中不幸被俘牺牲。任光在东南亚做抗日宣传，1940年到新四军当秘书并负责战地音乐工作。1月13日，任光在“皖南事变”中牺牲。任光的著名作品有《渔光曲》《月光光》《打回老家去》《抗敌歌》等。此外，《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分别由陈嘉庚、胡文虎所办，两报均在整个华人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交通和通信方面，香港“八办”在马来亚、印尼等地招募司机，一次就有140余名青年华侨被选送到新四军服务。泰国归侨林影，1938年3月参加新四军，任3师电台台长、军部调研室代科长，皖南事变时，他一直战斗到最后时刻才分散突围。泰国归侨赖石昂，1943年调至军部调研室工作，因侦破国民党顽固派军事电台工作卓有成效，被任命为部长。马来西亚归侨林醒，在1940年革命老区创立时，他建立了交通出行联络点，担任交通出行具体指导、副站长、网站站长。

　　在医疗服务方面，新四军创立时，日本帝国医科大博士沈其震出任医务部负责人。他三次赴中国香港面见宋庆龄，接纳医疗物资。他还鼓励医生专家和医护人员赴新四军工作中，包含外国朋友罗生特、中国医生专家江上峰、知名生物学家沈霁春等人。沈其震还在军医院培养了500多名专业技术人员，分别输送到新四军各个支队。

　　在金融经济方面，1942年4月，钞票彩印厂拆迁到新四军师部周边，马来西亚归国华侨林天国承担建成投产的主要工作。他从各地钞票彩印厂买了急需的机器设备、打印纸张和墨水，以确保钞票印制。

　　在抗日救亡旗帜下，东南亚侨民把个人命运同国家前途紧密结合，“各尽所能、各竭所有，自策自鞭，自励自勉，踊跃慷慨，贡献于祖国”。东南亚华侨在人力、资金、物资供应等多个方面给予新四军大力支持，鼓励了新四军的斗志，对抗战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