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子侨心连四海 同仇敌忾救中华（上）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2015年09月02日    2016-09-05 14:26:18

　　郑潮炯 卖子救国震南洋

　　　卖子救国的郑潮炯。  　郑社心供图

本报驻泰国记者 张志文

　　“如果不是为了支援抗战，谁愿意把自己刚出生40天的儿子卖掉呢？”70多年过去了，回忆起那段往事，82岁的郑社心仍有掩饰不住的激动。郑社心是新加坡著名华侨郑潮炯次子，他向本报记者讲述了父亲郑潮炯“卖子救国”、支援抗战的故事。

　　郑潮炯1904年出生于广东江门，年轻时随父亲到东南亚打拼。他们辗转来到北婆罗洲（今马来西亚沙巴州）的城市山打根，以做小贩为生，勉强维持生计。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国内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郑潮炯听说故乡抗战需要东南亚华侨的支援，就毅然下定为民族出力的决心。在华侨团体的帮助下，郑潮炯背起行囊，挂起义旗，凭着两条腿，每天从早到晚，用义卖瓜子的形式，到南洋各地筹款。起自山打根，途经北婆罗洲、砂拉越、新加坡终到马来半岛等地的千里路途上，留下了这位爱国华侨的孜孜身影。1937年至1941年，他跑遍了南洋的戏院、茶楼、商场、码头、车站，共募集捐款达18万元，并悉数捐给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在一顿饭只要一两角钱的年代，这可是一笔巨款！”郑社心说。

　　“没有国，哪有家”“国亡了，家也散了”是郑潮炯最常对郑社心说的话。

　　1940年，日军进攻郑潮炯的家乡江门新会，一进村便放火焚烧民居。郑潮炯的父亲被日本兵残忍杀害。噩耗传来，郑潮炯悲愤欲绝。大悲过后，他砥砺报国之志，带着杀父之仇，又一次投入到抗日救亡的工作中。

　　当年，郑潮炯的夫人怀上了第四个孩子郑社义。一天晚上，郑潮炯以沉重的心情对妻子说，为了支持抗战，不管今后生出来是男是女，他都已经决定把这个孩子卖给别人，换来的钱不是要落入自己的口袋，而是要全部捐给国家，用来买子弹打侵略者。“为挽救祖国，多出一份力。”听了丈夫的话，郑夫人泪流不止。最终，她晓明大义，决定支持丈夫的选择。她在晚年回忆起这段历史时曾感慨地说：“他已经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救祖国、救民族的伟大事业，我又怎么可以忍心不支持呢？国亡了，哪还有什么家可言呢？”

　　郑潮炯真的做到了。四子社义刚出生40天，就被郑潮炯以80元的价格“卖”给了赵姓华侨商人，这笔钱也被直接捐到了筹赈会。郑潮炯的爱国大义，不仅为妻子所理解，更为当地的华侨华人所称赞。“卖子救国”的壮举轰动了东南亚的华人社会，也鼓励了更多东南亚华侨踊跃为抗战捐款。

　　1941年，东南亚战事吃紧，郑潮炯在新加坡的人身安全也面临着很大危险。在抗日人士的帮助下，郑潮炯辗转躲藏，甚至连郑夫人都不知道丈夫到底在哪里。郑夫人带着年幼的孩子，跟着逃难的人流一起，从山打根来到新加坡寻找丈夫。当年9月15日，母子一行抵达新加坡，被抗日人士安排住到旅社，第二天，郑潮炯与他们匆匆会面后便再次消失。

　　不久后，新加坡沦陷，风声紧时，郑潮炯就躲在新加坡双林寺，幸能得到僧人庇护；风声过后，他就跑回家里躲起来。“那段漫长日子里，我每天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蔬果、油、豆浆和糖饼。丈夫在家煮饭、照料小孩……日本军国主义统治下的生活简直度日如年。”郑夫人晚年回忆时，仍心存余悸。

　　抗战结束后，郑潮炯曾多次寻找社义的下落。新中国成立后，他致信周恩来总理请求帮助。周总理将这封信转到广东省有关部门，后在广东侨联的帮助下，1969年，郑潮炯终于见到了阔别20余年的亲生骨肉。郑社心说，他们兄弟姐妹的名字都包含了父亲的殷切期望，例如“社心”意为关心社会，“社义”取自社会正义，社义的孩子也取名为卫国、国强等，浓浓爱国情怀融入其中。

　　2004年至2007年，郑社心将卖子契约等20件“卖子救国”的珍贵文物捐赠给江门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这也算是帮父亲叶落归根”，郑社心说。

　　关德兴 掀起“一碗饭运动”

关汉英向记者展示一张反映当年“一碗饭运动”的海报。

　　本报驻美国记者 廖政军 摄影报道

　　1938年6月17日，美国旧金山，近半市民汇聚在唐人街，参加一场声势浩大的支援中国抗战的筹款活动。人群中，一名男子肩挑一对竹箩筐，筐里坐着两名孩童，一边走着，一边用舞台语言表演着日本侵略者如何屠杀中国老百姓，难民们又是如何躲避纷飞战火。

　　他就是上世纪名震海内外的粤剧名角、武打明星关德兴，当时，他正与一批爱国侨领一同掀起著名的“一碗饭运动”，为正处于抗日战争中的中国筹集善款，赈济同胞。

　　1938年6月26日出版的美国《旧金山纪事报》这样记载那一天：“是日前往（旧金山）唐人街的参加者，不下20万人，各处通衢，人山人海，拥挤不堪，各项车辆均无法通行，警察亦束手无策，多数出口轮船，亦因之临时延期驶出。一日之中，共募得近5万美元。”

　　事实上，这场由美国医药援华会和中国平民救济协会等旅美华侨团体领导的“一碗饭运动”并不只局限于旧金山，还在全美多个城市产生了联动效应，据估计，参加者超过了百万。譬如，在纽约，约3万人聚集在唐人街参与筹款宣传，不少当地的华人餐馆和杂货店等纷纷举行义卖。各地华侨们都效仿关德兴等人的表演，扮成难民模样，手里拿着空碗，高声喊着“多买一碗饭、多救一条命”的口号。

　　仅仅6月17日这一天，“一碗饭运动”就募得了大约100万美元的善款。

　　78岁的关汉英是关德兴的长女，她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市的家中，有些激动地对本报记者说，“父亲晚年认为人生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曾经参与了‘一碗饭运动’，为国家和民族作出些许贡献。他总是念叨，‘无国就无家’。”

　　据关汉英老人介绍，关德兴出生于广东开平，少时习得武功，后跟随戏班子学艺，再后来到香港唱戏、演电影，红极一时。早在1932年，他就在旧金山主演了中国演员在美国拍摄的首部有声电影《歌女情潮》。“七七事变”后，关德兴在香港掀起艺人抗日浪潮，并曾筹款购买7架飞机用于抗战。抗日巾帼何香凝赠予他八个字：“爱国艺人，涓滴归公”。

　　1938年，关德兴身处旧金山，却心系祖国。他与当地侨领组建了“三藩市救国总会”，一边募集抗战资金，一边通过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唤起华侨甚至是美国民众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同情和关注。

　　最初他们发起“一碗饭运动”，是受到了典故“漂母与韩信”的启发，希望用发售餐券的形式来募款，即每一名捐助者可凭餐券到指定餐厅吃一碗炒饭，去除炒饭成本以外的饭钱则全部用于支援抗战。后来，各地筹款活动越来越多，形式丰富多样，包括认购纪念章、登台义演、时装表演等，只要能唤起一些西方人对中国人民的同情，使他们声援甚至支持中国的抗战，就达到了目的。

　　关德兴在一本自传中这样写道，“每一条标语都是用血红的字迹写的，中英对照，如‘我要向国际人士控诉日本皇军’‘我们都是无辜的受害者，请国际人士主持公道’，当时的欧美人士当然也看得明白……当年我也不知道自己何来那一股蛮劲，竟然可以担起一对小童，手里还抱住另一个，足足行了几条街……宣传队到处巡行，每队用一辆大货车载着一只大饭碗，目的就是提醒侨胞们响应‘一碗饭运动’。”

　　书中还描述了这样一个细节：为了吸引更多民众捐款，关德兴拿出了自己心爱的一把巨弓，摆起擂台，声称谁能拉开此弓，捐款随意，若是拉不开，每人必须捐款十美元。结果，短短三小时内，捐款箱里就有了三四百美元。值得一提的是，捐款人当中不乏美国当地民众。组织方之一的美国医药援华会曾表示，“一碗饭运动”表明了“美国民众助华，既非如市侩之流，专以利益交换为前提；亦无炫示富贵之心理，而使受者有耿耿不安之感焉”。

　　“一碗饭运动”在美国兴起后，其呼声逐渐传到了哈瓦那、伦敦、香港等地，“一碗饭”最终成为了一种精神、一种凝聚力，也构成了中国抗日战场国际战线的重要部分。

　　司徒赞 著文作诗当投枪

　司徒赞夫妇（左一、左二）与次子司徒眉生夫妇（后排右二、右一）全家合影。司徒荻林供图

　　本报驻印度尼西亚记者 庄雪雅

　　1937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消息传到南洋，华侨们群情激奋，立刻掀起支援祖国抗日的浪潮。8月2日，荷属东印度（指1800年至1949年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印尼）首都巴达维亚（雅加达旧称）的华侨成立“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简称“慈善会”），在华侨中广泛募集资金和物资支援祖国抗日。37岁的巴达维亚广仁学校校长司徒赞被选为该会文书主任，参与起草、签署相关文件，并赴各地募捐。1942年底，慈善会共募得5000万港元的捐款及各类物资，善款和物资被悉数寄回国内。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后矛头直指南洋，荷印诸岛危在旦夕。为保住自己的统治权益，荷印殖民政府要求联合华侨力量“共同御敌”，负责起草《抗敌宣言》的正是司徒赞。3个月后，战火就烧到了巴达维亚，荷印政府无条件投降。

　　随后，日军在各地对华侨华人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逮捕和大屠杀。在西加里曼丹，日军发动了3次逮捕，屠杀约2.1万名各界贤达；在苏门答腊，日军进行大检举大逮捕，杀害一批抗日人士，逮捕数千各族人民；在爪哇岛，日军在各大都市逮捕540余位华社团体领导人，并以“敌性华侨”罪名投入监狱，这其中就有司徒赞。

　　由于起草《抗敌宣言》、积极支援抗日，司徒赞被日军列为“要犯”，在狱中屡遭毒打，备受凌辱，家中珍藏的书籍也被抄检一空。据同时被捕的侨领陈奋澄回忆，难友们被囚禁将近3个月后才得以出囚门“放风”、沐浴，刚入狱时更是被迫席地而坐整整三夜，支持不住稍加卧眠，便会遭到日军鞭打……“司徒赞等数君被宪兵毒打，二年后伤痕犹在。”

　　司徒赞曾写下这样的诗句：“照眼湖山剩劫灰，逢迎新贵尽英才。乾坤正气横胸臆，别妇抛雏入狱来。”狱中的审讯、酷刑和凌辱，诗笺中竟未着一字，有的只是报国抗敌的乾坤正气和舍弃小家、勇赴国难的决绝。

　　司徒赞的爱国热情影响了一家人。早在慈善会运作时期，妻子刘金端便作为该会妇女组副主任投入筹款和救济工作，年幼的长子司徒巴生、次子司徒眉生也利用课余时间动员华校同学、家长及社会人士捐款捐物。司徒赞入狱后，刘金端带着巴生、眉生两兄弟加入地下组织，秘密支援抗日，组织暴露、三人被捕时，巴生16岁，眉生年仅14岁。

　　被关押大半年后，两兄弟保释出狱，在日军监视下居住，兄妹七人生活拮据，幸有亲友扶持。刘金端被判十年徒刑。此时，司徒赞仍作为“政治犯”被关押在另一个城市，没有审判，释放也遥遥无期。1944年，司徒赞在农历除夕写下“老燕未归雏燕苦，满襟涕泪望银河”，念及乱世中妻儿天各一方，不知何时重聚，这个在侵略者面前没有过半分软弱的铁肩文人，此时终于落下男儿泪。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司徒赞夫妇相继出狱，全家终于团聚，当年在狱中吟出的“他日重逢应一笑，唯将诗句慰平安”终于实现。司徒赞带领各校老师恢复华文教育。短短两个月后，“临时联合中学”（后更名为华侨公立巴城中学）宣布成立，尽管没有校舍，条件艰苦，它仍然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热情的师生，并成为南洋最负盛名的华文中学之一。而次子眉生也为中印尼友好奉献了毕生心血，中国参加万隆会议、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中印尼两国复交这些大事件背后都有他的身影，他被称为“中印尼民间大使”。

　　斗转星移。如今，司徒赞孙辈、司徒眉生三子司徒荻林已是一个往返于中印尼之间的成功商人，他对本报记者说，祖辈、父辈最令他感动的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品德，“为了理想，为了祖国，他们能够做到抛却小我，即便毫无利益，即便有生命危险，也愿意奔走一生。”

　　何莲香 千方百计谋筹款

何莲香拿出老照片,激动不已。

　本报赴秘鲁特派记者 颜 欢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远在两万公里外的秘鲁侨界沸腾了，他们奔走相告，“战争终于结束了，我们胜利了！”那一年，出生在秘鲁利马的何莲香才19岁。

　　何莲香祖籍广东，从小就听父母说，中国是一个远隔重洋、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乘船需要3个多月才能到达，这个国家是她的“根”，有她的家人。“小时候，我在秘鲁中华通惠总局办的中三联校上学时，老师经常会给我们讲中国的故事。” 上世纪30年代，抗日烽火燃遍中华大地。学校向年轻学生们讲述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建立傀儡政府的丑恶行径，呼吁中华儿女团结起来。所有人心底的爱国热情都被点燃了。

　　“我们每天都唱《义勇军进行曲》和《松花江上》。歌词引起了所有人的共鸣，每当旋律响起，大家都很激动，还有人边唱边流泪，对于祖国遭受的苦难感同身受。从那时起，我的心中就牢牢铸就了一个信仰：我要报效我的国家！”何莲香说。

　　为了支援抗战，何莲香和她的同学们把攒下的零食钱、佩戴的首饰全部捐献。在学校老师的带领和组织下，他们走上街头，长途跋涉，到秘鲁南北各地义演，只要有侨胞的地方就有他们的身影。“有几次演出的效果非常好，当地反应非常热烈，我们筹到了比我们预想的更多的捐款。”秘鲁当时正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困扰，华侨的生存状况已经十分窘迫，但是，面对侵略者的残暴罪行，义愤填膺的秘鲁爱国华侨华人，都想办法要为自己的祖国做点事。

　　1931年，中华通惠总局号召并成立了“秘鲁华侨抗日救国会”，后又成立了“旅秘全体华侨对日宣战筹饷总会”。“当时所有人都说，‘日贼一日未退，失地一日未复，则我们筹款责任一日未完’。”何莲香说，当时，每个人都使出了浑身解数，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筹款，那是她第一次体会到“祖国”的分量，“截至1938年底，通过义演、卖花、认购公债、自愿捐款等各种方式，总计筹到了捐款200多万秘鲁索尔，相当于100多万美元，在当时，这个数目相当可观。”

　　1939年，秘鲁侨团隆镇隆善社又以义卖墨宝的方式筹款，周恩来、蒋介石、冯玉祥等国共两党的政界要人以及名人志士相继题词作画，支持远隔重洋的秘鲁华侨华人举行第三次抗日军饷筹款。提起这段历史，何莲香非常兴奋，她告诉本报记者，周恩来为秘鲁侨胞的抗日捐款活动书写了6幅书法条幅，其中一幅题词写道：“坚持持久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三民主义的新中国，就一定能够达到抗战的胜利，建国成功。”

　　情之所至，何莲香老人每每提及那段血泪岁月，依然会眼角湿润，“如今，我们的祖国独立了，强大了，战争的硝烟也已经在岁月的长河中逐渐远离了我们，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秘鲁华侨当年是怎样投入抗日战争的洪流，他们的一颗爱国心、一腔爱国热血，是怎样时时刻刻与祖国紧密联系在一起。”

　　“团结奋进是我们的民族精神，每个人都应该在自己所处的历史时期为祖国做出应有的贡献。就像周总理的题字里说的那样，‘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把一切献给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