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太小，为了参加回国服务团，将年龄谎报大了一岁。母亲还特意为他准备了一个枕头垫在屁股下，让他够得着汽车方向盘，通过考试
张伟民 尽中国人应尽之责
本报记者 暨佩娟
“我们随时准备牺牲，要和日本侵略者战斗到底。”今年90岁高龄的南洋华侨机工成员张伟民老人说，在支援祖国抗战的那3年里，他脑子里反复出现的，只有这一个念头。
张伟民1925年出生于广东揭西，4岁随父母到马来亚（马来西亚旧称）柔佛州士乃埠。“七七事变”爆发后，武汉大学合唱团到士乃埠进行抗日演出，张伟民深受鼓舞。“我们从报纸和家乡寄来的信件中得知，日本人占领了中国很多地方，我们都很气愤，很想回国参加抗日。”那时，张伟民年仅13岁。
很快，中国主要港口和铁路线被日军侵占，滇缅公路成为抗战生命线。此时，中国的军需物资严重不足，司机和机修工奇缺。1939年2月，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号召南洋华侨回国参战，担负起滇缅公路的抗战运输任务。
1939年7月，张伟民报名参加马来亚柔佛士乃埠回国服务团，成为当地第三批华侨机工训练班成员。之后，他接受了为期一个月的驾驶和汽车修理方面的培训，并参加结业考试。
“我的年龄太小，个头也矮了别人一大截，达不到要求，为了顺利参加回国服务团，我还将年龄谎报大了一岁。母亲还特意给我准备了一个枕头垫在屁股下，让我能够得着汽车方向盘，通过了考试。”提起这些，张伟民笑了。
1939年8月，张伟民和机工们从马来亚坐车到新加坡，经由越南最终到达昆明。“我们那一批共400多人。从新加坡码头出发时，有上万人前来送行，个个眼含热泪。”那一天的热烈场景，让张伟民至今难忘，“祖母、母亲和弟妹都前来相送，父亲却远远站在码头钟楼下，目送我离开。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与父亲的永别！”
在昆明西南运输机工训练班学习3个月期间，张伟民同时也在滇缅公路上抢运抗战军需物资。滇缅公路自云南昆明至缅甸腊戍，全长1146公里，弯多坡陡，崎岖不平。开车转弯时，方向盘打早了，就会翻车甚至滚下山崖。水箱没水、油箱燃尽、半路抛锚更是家常便饭。“事故太多了，暴雨时行车更危险，几乎每天都会有人遇难。大风刮起来，人都站不稳。路上还会遇到土匪抢劫。不好走，又必须走，难啊！”张伟民说到这里，不由得皱了皱眉头。
1939年至1942年，包括张伟民在内的3000多名南侨机工通过滇缅公路所抢运的军需物资，占当时国际援助的90%以上，1000多名机工因战火、车祸和疟疾而献出了宝贵生命。
与张伟民同批回国的其他机工待在昆明，张伟民的心却已经飞到了延安。“前两批回国的机工到了延安，就在抗战的后方工作。其中有我的一个同学的哥哥，他写信给家人说，延安的学校很民主自由，抗日情绪高涨，我听了非常向往，就一心想去延安。”
1939年12月，张伟民终于等来了机会。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车队招募华侨司机，张伟民进入车队当上助理司机，负责接运大后方爱国青年到重庆，并受组织委派，保管存放“延安物资”的仓库。他终于如愿，顺利抵达延安，先后在延安的“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和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第二局安塞训练班学习。他也成为第三批回国的机工中唯一抵达延安的人。张伟民很好学，只要有报告会和演讲，即便走上一二十里地也要赶去听。
“当时，中央组织部干部科安排我到延安大学读俄语，我一心想上前方，就没有服从。干部科看说服不了我，就把我安排到晋绥边区兴县抗日联合会的青年部，我在那里参与征兵征粮、反扫荡等具体工作，为前线提供公粮和兵力援助。”
“回首在延安的那3年，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什么？”记者问道。“生活太苦。每天吃白萝卜、小米饭、馒头，最好吃的就是列宁饼干（小米锅巴）啦！每周只能吃一次肉。一个窑洞里最多可以住十几个人。”张伟民说。
苦是苦，张伟民却并不后悔，“我只是在国家和民族处于危难的关键时刻，尽了一个中国人应尽的责任，做了一点海外游子应该为国家做的事情。”
印发中、英、缅文的战工队宣言和抗日标语传单，绘制海报，准备大量宣传材料和展览图片，自制舞台道具，排练演出节目
陈秋云 激昂歌曲振奋民心
本报记者 李 琰
“人一生中总会有不少值得回忆并引以为荣的往事。而最让我刻骨铭心的就是在缅甸华侨战工队的那段经历。”91岁高龄的陈秋云老人面对记者，深情追忆起自己当年为支援中国抗战而奋斗的难忘岁月。
“七七事变”后，缅甸各地的华侨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立即掀起抗日救亡热潮，纷纷成立店联、文协、妇联、歌联、学联等群众组织，积极宣传抗日救亡主张，团结广大侨胞支援祖国抗战。
“当时我在华侨女中读书，有幸和一些进步人士相识，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和同学们参加了学校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以及募集捐款和抵制日货等活动。”陈秋云祖籍福建，出生于仰光，对中国的理解和憧憬都来自父辈的讲述。然而，华夏儿女同根血脉，“加入支援抗战的队伍，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法西斯悍然将侵略战争扩大到东南亚地区。在日军大举进攻缅甸之时，仰光受到强烈冲击。学校停课，商店停业，本来热闹的街道变得冷冷清清。当地居民和侨胞惶恐不安，华侨群众组织的活动也被迫停止。但是，1942年1月，在仰光华侨群众组织的骨干和从中国来的文化界进步人士的组织下，缅甸华侨战时工作队（简称战工队）在缅北的曼德勒正式成立。陈秋云的二哥陈杰夫决定带她一起参加战工队，这是兄妹俩第一次离家远行，当年陈秋云刚18岁。
陈秋云老人告诉记者，战工队并非武装部队，主要任务是深入缅甸城乡，进行抗日救亡宣传。“除了学习国际时事和政治理论外，我们印发中、英、缅文的战工队宣言和抗日标语传单，绘制海报，准备大量宣传材料和展览图片，自制舞台道具，排练演出节目等。”
70多人组成的战工队里人才济济。《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张光年（光未然）是战工队的负责人之一，在与队友的通力合作下，体现抗击日寇、保卫家园的文艺节目成为战工队宣传抗日的有力武器。《保卫缅甸》《消灭日本法西斯》等抗日歌曲用缅文填词，获得当地群众广泛共鸣。气势磅礴、豪情万丈的《黄河大合唱》则往往是战工队演出的压轴戏。
在战工队的努力下，不到一个月，曼德勒就掀起抗日救亡热潮。“1942年春节期间，我们在曼德勒连续3天公演，这是《黄河大合唱》首次在海外演出。张光年亲自上台领诵，‘朋友！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吗？’……”富有感染力的声音仿佛还在陈秋云老人耳边萦绕，“现场掌声经久不息，即便很多观众听不懂歌词，但激昂的歌曲充满着坚贞不屈的情感，感动了大家，也振奋了民心。”《黄河大合唱》的演出不仅在当时轰动曼德勒，而且对战后缅甸华侨爱国歌咏运动的广泛开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1942年4月3日是一个令人悲愤和难忘的日子。这天上午，战工队正在举行工作总结大会，一批日军飞机突然飞临曼德勒上空，对市中心等地狂轰滥炸。战工队所在地云南会馆也成为敌机袭击目标，在大火中变成废墟。这次空袭标志着缅甸战局进一步恶化。形势突变迫使战工队做出撤离曼德勒的决定，支援抗战活动也被迫中断。但是，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战工队这支由缅甸侨党领导、以缅甸华侨进步青年为骨干的文艺宣传队伍，高举反法西斯大旗，先后在曼德勒和缅北部分城镇进行了形式多样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海外华侨华人抗日救亡斗争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够铭记缅甸华侨战工队的这段光荣历史。”陈秋云对记者说。
下令自己庞大的船队停止运输日货，各个碾米厂停止向日本出口大米。日泰贸易额在半年间锐减一半，他惨遭日本和亲日势力暗杀
蚁光炎 不遗余力 爱国忘身
本报驻泰国记者 俞懿春
1939年11月21日晚，泰国曼谷唐人街耀华力路，毫无防备的蚁光炎惨遭日本和亲日势力暗杀。弥留之际，这位积极领导泰国华侨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的侨领对夫人说：“我虽死，你们不用痛心，中国必定胜利。”
如今，在距离曼谷37公里的北榄府挽蒲，蚁光炎纪念堂绿水环绕，旁边如火怒放的凤凰花，恰是蚁光炎家乡汕头的市花。纪念馆内安放着蚁光炎的塑像与照片，照片上的他身着白西装，戴着标志性的黑框眼镜，目光望向远方。在照片正上方，“爱国忘身”的牌匾，熠熠生辉。
蚁锦桐是蚁光炎14个儿女中的老幺，父亲去世时他只有5岁。这个在家族集体照中总被放在父亲腿边的小儿子对记者说：“父亲几乎从来不在家，我很少见到他。”“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我有责任也有义务把父亲的故事告诉更多人，所以你约的采访我一定要来。”
1879年，蚁光炎出生于汕头的一个贫穷家庭，漂洋过海到南洋，历尽磨难艰苦创业，成为东南亚最著名的商业巨贾，拥有一支当时最庞大的内河运输船队和多家碾米工厂。1936年，他被推选为泰国中华总商会负责人，把满腔热血投入到社会公益事务中，践行着贯穿自己一生的信条——“取诸社会，用诸社会”。
蚁光炎最后几年的人生与抗日救亡密不可分。“七七事变”爆发后，在泰国的爱国侨胞无不义愤填膺。蚁锦桐的哥哥蚁锦中在一本关于父亲的传记中，这样记录当时蚁光炎的心情：“父亲热血沸腾。他作为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组织和领导侨胞进行这场抗日救亡运动，自然是责无旁贷。他深深地感到，日军的炸弹在震动着他的耳膜，日军的铁蹄踏碎了他的心肺。”
“我们都是中国人，救国人人有责”，这是蚁光炎发动大家投入抗日时的响亮口号。为了传递中国的抗战消息，蚁光炎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创办了《中原报》，这张报纸成为当时泰国华文报中销量最多的报纸。
蚁光炎还身体力行地投入到一场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中，下令自己庞大的船队停止运输日货，各个碾米厂停止向日本出口大米。在蚁光炎和一些爱国侨胞的号召下，抵制日货运动从曼谷扩大到泰国各大城市，日泰贸易额在半年间锐减一半。蚁锦中在书中举例，曼谷曾经最大的日货集散地叻察旺大马路一带，转眼变成一个人迹稀少、冷冷清清的市场。
泰国中华总商会还积极发动抗日募捐和出售爱国抗日公债运动。据资料记载，抗战开始后，蚁光炎领导泰国侨胞捐款筹资总额超过600万元（国民政府货币，当时约合180万美元），这还没有算上救国公债和大量抗日物资。对有志回国参加抗战的青年，蚁光炎也给予大力支持，开介绍信并捐赠路费。1938年，全面抗战进入第二年，为保障中国大后方的公路畅通无阻，蚁光炎又带头捐献汽车，动员和组织泰国的一些华人司机前往滇缅公路运输抗日物资。此外，他还多次从曼谷将抗日经费汇至广东、重庆，或是寄到香港再转交前线。
1939年4月，蚁光炎决定去广东参加国民政府广东省政府首届参议会的消息传出后，曼谷的亲日派极力阻挠。当年5月，蚁光炎毅然冒着生命危险回国开会，汇报泰国侨胞抗日救国及其他侨情，听取政府的抗日政策，并就“保护归侨”问题提出建议。此趟回国历时5个月，蚁光炎辗转奔波于香港、兴宁、韶关、汕头、昆明、重庆、成都等地，往返行程两万多公里，一路捐款捐物。
泰国曼谷的风声日紧。为了削弱泰国抗日运动，日方及其爪牙扬言，若蚁光炎回来，就要谋杀他。为了丈夫的安危，蚁光炎的夫人不同意他立即返泰，但他坚定地说：“我如有不测，社会上还有一批抗日侨领可以继续我的工作，家里还有你可以把儿女养大。”他于1939年10月返泰后，继续不遗余力地领导华侨华人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纽约的洗衣馆不仅募捐，还把传单放在每一件洗干净的衣服的口袋里，或亲手交给顾客，这些抗日宣传在美国民间社会影响很大
陈金坚 位卑不敢忘忧国
本报驻联合国记者 李晓宏
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华侨华人积极支援祖国抗战，洗衣工虽是“小人物”，却发挥了“大作用”。
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早期的许多美国华人在就业上遭受排挤，只能选择技能低、资本小的服务业，开办洗衣馆便成为其主要营生之一。1933年4月底，洗衣工人以“救国自救”为口号，成立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简称为衣联会）。该会一成立，便秘密发动会员募捐，将捐款汇给东北义勇军。
在纽约唐人街居住的陈美嫦，是衣联会元老陈金坚的女儿。“洗衣业那时在美国是个悲苦的生计，听父亲说，洗衣工艰辛劳作一周，也只有4美元收入。很多刚到美国的侨胞都发愁，多久才能赚够回乡的船费。”追忆起父亲的艰苦岁月，陈美嫦神色凝重，“那时华人洗衣馆的熨斗重达8磅（约合3.63千克），许多人每天拿着它连续工作18个小时，这样的苦日子被洗衣工们戏称为‘八磅生涯’。”
“父亲常对我们说，位卑不敢忘忧国。在美侨胞不论贫富，都对故土怀有深厚感情。得知祖国蒙难，大家纷纷行动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同胞抗击侵略。”
陈金坚原名陈尧铿，1911年4月出生于广东台山的一个华侨家庭，“金坚”是他读中学时，将“铿”字分拆而取的名字，意为“志比金坚”。陈金坚的父亲陈佑芳在纽约开设洗衣馆。1940年，陈金坚来美国后，很快就参加了华侨抗日左派的纽约青年救国团，创刊周报，建立剧社，创作剧本，参与演出，成为团里骨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许多适龄体健的华侨青年入伍，加入抗日美军的行列，洗衣业空出许多店铺。1942年，陈金坚承租了一间洗衣馆，因而具备了参加衣联会的资格。自此，他开始长期担任衣联会书记、常委、主任委员等职务。
抗战时期，纽约1/3的华侨华人从事洗衣业，衣联会成为纽约最大的侨团。1937年，它的会员总数增加到4000多人，在纽约侨胞支援抗战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七七事变”爆发后，衣联会立即印制了10万份英文的《告美国人民书》，每周向数十万美国人揭露日本侵华罪行，呼吁美国民众敦促美国政府停止向日本提供军火物资，号召在物质上和道义上支持中国抗战。“他们把传单放在每一件洗干净的衣服的口袋里，或亲手交给顾客。这些抗日宣传在美国民间社会影响很大。”陈美嫦说。
衣联会率先发起独具特色的“救济箱”运动。他们在每家店里设立募款箱，上面用英文写着“救助中国难民”，动员顾客为中国抗战捐款。
“救济箱运动开始不到两个月，就募得了一些资金，购买到4辆救护车和一大批医药、棉衣，运回中国支援抗战。”陈美嫦强调说，“衣联会指定要将其中两辆救护车和部分医药、棉衣送给八路军。最后，4辆救护车分成两批，分别送往重庆和延安。”
1940年，衣联会创办《美洲华侨日报》，建立进步的舆论阵地。陈金坚参与了该报的重要评论撰写工作，义不容辞地在异国他乡扛起抗日救国的宣传大旗。
1949年10月，陈金坚和衣联会会员、友好侨胞一起，在衣联会会所升起了美洲大陆第一面五星红旗，还组织和参加了当时所有侨界和学界举行的庆祝新中国成立的活动。
“我父亲生活在一个大战乱、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无论战争岁月还是和平时期，他对祖国的竭诚支持从未间断。”陈美嫦认为，“父亲是那一代爱国侨胞的缩影”。
1986年，纽约马丁·路德·金纪念会把“终身成就奖”的殊荣，授予衣联会主任委员陈金坚。2002年，陈金坚辞世，享年93岁。
前往约翰内斯堡最繁华的地区、市政厅附近寻求募捐。把孩子的满月红包一分不留地捐了出来，组织很多义演和义卖
潘吴瑞芝 募集捐款救国难
本报驻南非记者 倪 涛
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第一唐人街，记者见到了102岁的潘吴瑞芝老人。
日军进攻广州前，潘吴瑞芝是当地一名教师，她的家族当时经营多家茶楼、珠宝店、制衣厂、保险公司等。1938年，日军对广州等地进行猛烈轰炸，24岁的潘吴瑞芝和家人开始逃难。在辗转多地后，丈夫潘伯光和她先后于1938年和1939年来到南非。1940年，为了华人子女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在当时中国使馆的支持下，潘吴瑞芝参与创办了第一家在南非政府正规注册的中文学校——国定学校。
尽管潘吴瑞芝全家已经远离战乱苦海，但她时刻没有忘记国内水深火热之中的同胞。从1940年开始，她经常带着自己的学生，前往约翰内斯堡最繁华的地区、市政厅附近寻求募捐。不过，由于当时南非还在实行种族隔离制度，华人前往市区需要得到白人政府的批准。
“我们一方面向政府提出申请，另一方面也对政府提出抗议，加上当时中国使馆也走外交途径与南非当局沟通，我们救国的诚意最终感动了当地政府。得到批准后，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寻求募捐。有的学生举着国旗，有的拿着募捐盒，有的举着写着‘谢谢帮助我们’的纸牌,大家不停地向过路人喊‘多谢您，请救救中国’……”
给潘吴瑞芝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位当地白人的捐赠。“有一天，一位上了年纪的白人一拐一拐地走过来，把钱塞进募捐箱里，跟我们说，他自己不吃午饭也要把钱捐了。我当时非常感动！”
除募捐外，南非华侨华人还组织很多义演和义卖。很多同胞自发前去帮忙，潘吴瑞芝在后台为演员们化妆，有不少当地白人买票来观看义演。“我在南非出生的第三个孩子的满月红包也一分不留地捐了出来。”潘吴瑞芝告诉记者,她甚至倡议当地华人，在亲人过世后，把葬礼中用来买鲜花、花圈的钱捐赠出来抗日。
抗战时期，南非华侨还积极购买救国公债，协助抗战物资转运，接待路过此地的中国空军部队等。
1945年8月15日那天，潘吴瑞芝正在国定学校上课，突然听到校董会的同事激动大喊“胜利了，胜利了！”她回忆当时的情形：“大家都相拥而泣，开始跳舞，唱歌，放鞭炮……把自己家好吃的、好喝的东西都拿来学校庆祝。”
如今，潘吴瑞芝每天都会阅读书报来了解国内的动态。说到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回想起抗战时的一幕幕，潘吴瑞芝忍不住流下眼泪，“我不是悲伤，我是高兴。我有幸能活到这个年纪，看到祖国日益强大，我很幸福和自豪。”“只有祖国越来越强大了，我们每一位华人才会有坚强的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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