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侨居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有1100多万人,他们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从各方面支援祖国的抗战事业。抗战爆发后,侨居新加坡的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认为:“日寇得寸进尺,步步进逼,这是祖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困难,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国人必须奋起抗战,华侨必须全力支持。”他积极出面组织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加坡筹赈会”)。在大会成立的当天,陈嘉庚宣布:“大会目的专在筹款,而筹款要在多量而持久。”这种捐款分特别捐和常月捐两种,陈嘉庚首先带头认常月捐,每月2000元新加坡币。大会还决定在当年年底前要募捐1000万元新加坡币。1938年10月10日,东南亚各地45个华侨团体的侨领借新加坡华侨中学大礼堂,召开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简称南侨总会),并发表大会宣言,号召广大华侨“各尽所能,各竭所有”,支援祖国抗战。据统计,从“七七事变”到1940年华侨捐款达6亿元以上,而南洋华侨每月向祖国捐献的700万元还不包括在内,据1940年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国民参政会上报告:1939年政府军费18亿元,而这年华侨汇集祖国的款数达1亿元。不少侨胞尽其积蓄以助抗战。
1940年,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慰劳团以及募集到的大量抗战物资回到祖国。启程前,陈嘉庚一再叮嘱各位成员:这次慰劳团是代表海外华侨回祖国慰劳考察,不是应酬游历,各位必须谨慎,勤俭节约,善保人格。蒋介石为了取得陈嘉庚在经济上的支持,仅重庆的接待费用就安排了8万元,其中一次宴会花了800大洋。“重庆虽在战时,而奢侈应酬颇热闹,每席有至百元者”。陈嘉庚对这种奢侈十分反感,认为当时的重庆政府的作风“与抗战艰难时际不甚适合”,于是发表“郑重声明”:“一切应酬”,“掬诚辞谢”。为给陈嘉庚留下好印象,蒋介石下令“禁官民各界,勿作无谓宴饮等应酬”。但是,重庆达官贵人纸醉金迷的生活并未因此而有丝毫改变。
在接到中共的邀请后,陈嘉庚不顾蒋介石的阻挠,前往延安参观考察。在延安,他看到干部群众生活简朴,但情绪饱满,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在最艰苦的条件下领导着抗战大业。陈嘉庚在延安还见到了不少前来参加抗日的南洋华侨学生,并从中得知延安“治安良好,无失业游民,无盗贼乞丐”。这让陈嘉庚非常满意。毛泽东曾在杨家岭窑洞门外露天场地设宴招待陈嘉庚,用的是从老乡家借来的小方桌,十多人围坐一桌。由于人多,就拿来一个旧圆桌面放在方桌之上,桌面陈旧不光洁,便用四张白纸遮盖以代替桌巾。饭菜是毛泽东用从自己的“责任田”里收获的辣椒、西红柿、豆角等做的,还有洋芋、豆腐等陕北农家菜,另外还有一锅鸡汤,整顿饭算下来不到两块钱。席间,毛泽东告诉陈嘉庚说:他是没钱买鸡的,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听说他有贵客要招待,特地送来的。
7月1日,陈嘉庚一行从延安回到重庆。7月25日,陈嘉庚作《西北观感》的著名演讲。他列举了自己所见到的事实,并强调自己决不昧着良心指鹿为马。经重庆《新华日报》全文刊登,使大后方的广大人民受到极大鼓舞。返回南洋后,陈嘉庚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激情洋溢地告诉广大华侨华人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贾晓明)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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