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华侨与抗日战争（1）
来源：福建省社科联    2017-11-18 10:33:19

　　福建籍华侨遍布于世界各地，但主要聚居在东南亚各国。抗日战争中，他们为支援祖国伟大而艰巨的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中华民族危亡时刻，数百万的海外闽籍侨胞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空前的爱国热情同祖国人民一道共赴国难。在南洋，陈嘉庚等爱国侨领联络各界人士，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等地积极组织南侨总会等华侨救国救乡的联合组织，发动侨众以财力物力人力援助祖国抗敌御侮。据南侨总会统计，自抗战开始至太平洋战争爆发的4年左右时间，华侨的捐款平均每月达国币1350万元，每年1.6亿元，等于负担了当时抗战军费的1/3，其中80%是贫苦华侨的血汗所得。闽籍华侨捐赠的数额尤巨，从抗战爆发到1940年底，300多万福建华侨捐款将近1亿元,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7辆，救护车上千辆。此外，还有不少华侨青年毅然放弃学业，辞去工作，告别亲人，跋山涉水，回到祖国后又奔赴战火纷飞的战场。许多人为国捐躯，壮烈牺牲。他们英勇杀敌，涌现出许多华侨英雄和烈士，他们中的杰出代表，有率领抗日铁骑驰骋雁北而英勇牺牲，被中共中央妇委称为“女共产党员的光辉模范”的闽籍抗日女英雄李林，有三次回国参战，最后战死疆场的闽籍华侨沈尔七。

　　许多台湾同胞跨越海峡来到福建，与福建军民一道抗日，其中以李友邦领导的台湾义勇军和少年团尤为突出，他们的丰功伟绩永垂青史。

　　南洋华侨筹款抗日图存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几天，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董林庆年(安溪县人)、李振殿(海澄县人)等致电南国民党政府，请团结息争，一致对外。同时联函国际联盟，请制裁日本侵略者。陈嘉庚(同安县人)亦以福建会馆主席名义致函总商会，建议召开全坡大会，讨论对付日本办法。闽西永定县华侨胡文虎先捐25000元支援国内难民，又通过他创办的《星洲日报》代收华侨捐款100余万元，先后汇回国内支援抗战。

　　“九·一八”和上海“一·二八”事变后，菲律宾华侨建立两个全国性的抗日救国团体——“菲律宾华侨救国会”、“菲律宾华侨国难后援会”，其领导人都是福建籍华侨。他们积极号召侨胞们抵制日贷、筹募捐款，支持东北义勇军和十九路军抗日。据统计，沪战一个月，菲律宾华侨捐款支持十九路军80余万元，占世界各地华侨支持十九路军捐款的八分之一。为了“航空救国”，菲律宾华侨于1932年10月成立中国航空建设协会马尼拉分会，推选晋江县华侨李清泉为主席，决定捐款购买飞机15架，支援祖国抗日。该会成立时，发表一篇《宣言》：“今本分会以建设空防为目的，以全侨胞为主体，召集大家之能力，造大家的事业，毁家救国之心，免国破家亡之惨祸。所有一切，专为建设空防，决为移作他用。所有购造飞机，装备对外参战，决不参加内讧，更不受任何人利用。”当时国内国共尚未合作，李清泉所领导的中国航空建设协会马尼拉分会发表这篇《宣言》的目的，是要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用这些飞机去抗日，而不能用这些飞机去对付共产党、打内战。在募捐购机活动国，李清泉首先独自认捐飞机一架，其他侨胞纷纷响应，十分踊跃。当时，印度尼西亚的南安县华侨黄奕住在菲律宾，看此情景，十分感动，也慷慨捐五万金“购机以赠”。15架飞机募齐后，命名为“菲律宾华侨飞机队”，送回祖国参加抗日。

　　“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军大举进攻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消息传到海外，福建籍华侨与其他各省华侨，义愤填膺，同仇敌忾，群情激昂，强烈抗议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开展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支援祖国抗日的爱国救亡运动。

　　“七·七”事变后，新加坡华侨叶玉堆(同安县人)、周献瑞(南安县人)、陈六使(同安县人)、陈延谦(同安县人)、李俊永(永春县人)、李光前(南安县人)等人立即赶至怡和轩俱乐部找陈嘉庚先生，请他出来领导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华侨抗日救亡运动。是年10月15日，在新加坡召开侨民大会，成立“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委员会”，公推陈嘉庚任主席，委员32名，福建籍华侨14名。为号召侨胞们捐款支持祖国抗日战争，叶玉堆、李光前各带头认捐10万元，周献瑞等各认捐1万元，为之提倡。菲律宾的中华总商会和各华侨团体也于7月16日召开紧急会议联合组成“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推选时任菲律宾中华总商会会长的晋江县华侨李清泉任主席。

　　1938年，菲律宾侨领李清泉和印度尼西亚侨领庄西言(漳州市南靖县人)先后函请陈嘉庚组织南洋“筹赈总机关”，领导东南亚各国华侨募款等抗日救国运动，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也来电促成。陈嘉庚乃于是年10月10日在新加坡召开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代表大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总会”(简称“南洋总会”)。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有很多是福建籍华侨，如泉州市的陈三多、王泉笙、许友超(以上系菲律宾华侨)、周献瑞、侯西反、李光前、刘玉水、黄重吉(以上系马来亚和新加坡华侨)、洪渊源、白辰恭(以上系印度尼西亚华侨)、黄庆昌(沙捞越华侨)和香港的郑玉书;漳州市的庄西言(印度尼西亚华侨)、李振殿(新加坡华侨)、庄友成(沙捞越华侨);厦门市的陈嘉庚、陈延谦、何葆仁、王景成(以上系马来亚和新加坡华侨)、李文珍、陈步墀(以上系缅甸华侨);福州市的叶立庚(印度尼西亚华侨)、刘家洙(沙捞越华侨);莆田市的涂耐冰(沙捞越华侨);龙岩市的王源兴(印度尼西亚华侨)……。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陈嘉庚被选为“南侨总会”主席，庄西言、李清泉为副主席。正、副主席3人，都是福建籍华侨。1940年3月，陈嘉庚率“南洋华侨慰劳考察团”回国慰劳抗战军民和考察。其间，陈嘉庚与“南洋总会”常务委员侯西反(南安县人)、秘书李铁民(永春县人)于5月31日到延安访问39天，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朱德总司令亲切会见他们。陈嘉庚等在延安参观访问，受到很大启发，“喜慰莫可言喻，有如拔云雾而见青天”。正如陈嘉庚后来在其所著的《南洋回忆录》序言上所写：“耳闻目睹各事实，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从而断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

　　由于“南侨总会”的积极发动和广大侨胞抗日救国热情空前高涨，筹募了大量捐款和医药等物资寄回国内，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成绩辉煌，功不可泯。据“南洋总会”编纂的《大战与南侨》一书(新加坡版)累计，自1938年10月至1941年12月，“南洋总会”寄回国内的捐款达国币4亿元，其中菲律宾华侨原来认捐国币1300万元，实际捐给1488万元，超过其原来认捐的数字。陈嘉庚在其所著的《南洋回忆录》说：若以个人比较(即按东南亚各国华侨人口平均相比较——引者注)，其数目为南洋冠。在菲律宾华侨捐款中，福建省籍华侨的捐款占90%多，又是菲律宾华侨之冠。在菲律宾的福建籍华侨捐款中，泉州籍华侨的捐款，又是福建籍华侨之冠。

　　1940年10月27日，菲律宾侨领、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主席李清泉不幸病逝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病逝前，他又嘱其家属将其遗产中的10万美元，捐献给祖国，作为抚养难童之用，被誉为是一位“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和“至死不忘救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