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积极支援祖国抗战的广州籍爱国华侨
来源：《广州抗战纪实》，作者：广州市侨办陈炳   2018-03-07 14:10:54

　　抗日战争爆发，激起中国人民的无比义愤，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广州籍侨胞与全国人民一道纷纷行动起来，或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募捐筹款，或进行军事培训，直接回国参战，从人力、物力上支援祖国的抗战，为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

　　一、组织抗日团体积极宣传抗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华侨就积极参与挽救民族危机的斗争，组成各种抗日救国团体。1932年2月12日，在粤华侨团体在广州成立“华侨救国义勇军”。1938年9月16日，在广州举行华侨抗战动员总会，有安南、暹罗、星洲、古巴等处华侨代表200人回国参加。各代表提了出鼓励华侨投资国防工业、举办回国参战华侨接待所，举办华侨抗战建国基金会等提案。1938年10月，陈嘉庚在新加坡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大会。马来西亚、缅甸、北婆罗洲、荷属爪哇、苏门答腊、西婆罗洲、西里伯、菲律宾、安南及暹罗等地80万多个所属筹赈会加入“南侨总会”。在总会和分会的委员中，有不少是祖籍广州华侨。这个总会是代表当年全南洋800万华侨抗日救国的统一组织。

　　海外华侨还大力进行宣传抗战活动。在美国密歇根州，有一位42岁的女侨胞简夫人，祖籍广州市。她为了宣传抗日，唤起美国友人支持中国抗战，典押了自己一幢二层楼的房子，取出自己多年的积蓄，作为旅行宣传抗日之用。在短短两个月里，简夫人走遍了美国中部和北部各大城市，作宣传抗日讲演51次，所到之处的华侨社团均组织抗日动员大会，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华侨的宣传抗战活动不仅在中心城市进行，而且深入到偏僻的乡村小镇。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南部的小镇丹榕艺林侨居的华侨，得知祖国遭受日本侵略者践踏的消息时，也行动起来。在当地爱国侨领林启文(林50年代回国后任广州市东山区侨联副主席)等人的组织下，全镇华侨学校的学生进行义演，小学生高唱“妈妈!妈妈!你快来，你看这个东洋鬼子这么坏……”的抗日歌曲。他们的宣传推动了这个小镇的抗日救亡工作。

　　二、捐资献物

　　海外华侨捐资救国，源源不断，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财源之一。华南地区人民抗日武装的经济来源，除依靠当地群众之外，主要经济来源就是靠华侨、港澳同胞资助。

　　据美国三藩市的南(海)、番(禺)、顺(德)三邑会馆的会刊记载：1931年11月发起向邑侨募捐，将捐款汇回黑龙江抗敌的马占山部队，以鼓励士气。1932年2月捐大洋4000元给淞沪抗敌的十九路军，另500元为救济战地难民之用。1936年11月汇款1700元给罗省邑侨陈昆寿购买长途飞行机，使其飞往各地表演，唤起华侨赞助航空救国运动。后陈回国服务，便将飞机转赠中华航空学校，以当作育航空人才之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们组织乡亲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斗争。

　　加拿大温哥华禺山总公所(其成员的祖籍多为原禺北，今白云区人和、龙归、蚌湖)，为支援祖国抗日战争，发动乡亲参加救国公债捐、航空购机捐、棉衣捐、一碗饭捐、寒衣捐、七七救国捐等。该会会刊记载：“自九一八之后，疯狂残暴的倭寇，意图囊括中国……首都既陷，广州随之失守……而番禺地当要冲，被祸尤烈，邑侨痛国家之蹂躏，悯昆仲之颠连，爰乃共兴义愤，同怀善心，即行开会议决，组立禺山灾区难民救济处……幸蒙邑侨桑梓是怀，不旬日而集巨款六千余元，该款已先后分寄港方及韶关本邑各商店发赈。”1943年，总公所新会址举行落成大典，以“娱乐不忘救国”，又发动乡亲节约献金，几天内即筹保值国币220950元，其中寄国内财政部代赈济伤难费国币17万元，并汇交幸福、广安、保安和(为人和、龙归、蚌湖的侨务机构，广州沦陷迁至粤北)施赈乡难费50950元。这些记载体现了华侨关心祖国、关心桑梓之情怀。

　　新西兰华侨联合总会中许多侨领和会员是祖籍广州市白云区蚌湖镇、增城新塘镇和沙埔镇人。该会为了发动华侨支持祖国抗战，实施了“长期额捐”办法，即凡是在新西兰的华侨车主每人每星期捐10仙令，工人捐工资1/10，还未获得长期居留的则捐工资5%。可多捐，但不得少于规额，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据统计，华侨联合总会，在八年全面抗战中，共筹集捐款230920镑，以华侨平均人中计，居全球之冠。

　　在马来亚吉隆坡广肇会馆的会刊中记载了如下一些支持祖国抗日救亡斗争的事例：1928年，日本出兵山东，炮轰济南，会馆召开会员紧急大会，通过捐助叻币1万元。1931年上海惨遭日军蹂躏，会馆又发动捐巨款，有的商人举行义卖捐款。1937年，发动会员捐助一日薪金和节食捐。1938年，认购救国公债2万元，并向同乡劝募公债10.4万元。当时日机频炸广东，国内曾组织广东人民抗敌购机委员会，会馆相应组织“救护华南劝捐委员会”，募得5167元。不久马来亚沦陷，华侨参与当地抗击日军的斗争。

　　马来亚番禺同乡会在抗日战争时期，积极发动会馆的侨胞，捐资购买大型救护车，送赠祖国救护伤民及难民。

　　从世界各地寄款到广州市支援抗战的华侨也不少。1938年3月14日，古巴华侨捐助购机款141万元汇来广州。同年4月，越南华侨汇国币1万元，作为加强广东空军购机费用。同年5月委内瑞拉加厘必度埠华侨为广东空军购机汇来美金1500元。

　　三、直接参战

　　不少华侨青年为了支援抗战，直接返回祖国奔赴前线。他们用鲜血和年轻宝贵的生命，谱写了新的历史篇章。

　　抗战爆发后，中国既缺少飞机，又缺少飞行员。面对这种情况，广大华侨为急祖国之所需，立即在侨居地开办各种类型的华侨子弟航空学校，专门为祖国培训航空飞行人才。如美国俄勒冈州波特仑埠，成立华侨航空救国会，创办了美洲华侨航空学校。1932年8月，第一批毕业回广州市的9人;第二批毕业回广州市的有32人。

　　华侨飞行员回国后奔赴前线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有不少为国捐躯。祖籍花县、侨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斯托克顿埠华人江东胜，自“九·一八”事变后，对践踏祖国河山的日本侵略者无比愤慨，立即转入斯托克顿飞行学校学习。1934年学成回国投效广东空军，在华侨和训练班接受空中对抗技术的强化教育之后，被分配到歼击机队服役。他参加了1937年沪宁杭“八·一四”之役，以六比○取胜告捷。此役，江东胜担负佯攻任务，诱敌转移目标，紧密配合作战，为友机创造克敌的条件。翌年，江东胜随军转战湘鄂赣粤等地，积功升至分队长之职。1941年3月14日，日本空军出动轰炸机18架，由9架歼击机护航，另在空隐蔽两层歼击机40多架随行，趁雾空袭成都。我驻守该地的歼击机20多架全部起飞迎敌。虽敌机数倍于我，但我歼击机队勇往直前，毫不气馁，几经拼搏，击落敌机8架，打出了中华民族不可侮的英雄气概。然而，由于敌众我寡和地面指挥失当，以致我机群大受冲击。此战，江东胜等多人血洒长空，壮烈殉国。又如祖籍广州市番禺的陈其伟，他从海外回广州后，先后多次与队友参加空战，击毁敌机20架。在太原空战，击毙敌军号称“驱逐之王”的三轮宽少佐指挥官。1938年2月6日，在韶关空战中，带伤驾驶“霍克Ⅰ号”型驱逐机以一机斗敌机3架，击落敌机2架，不幸光荣牺牲，后墓葬于广州市空军坟场。祖籍番禺文塘乡村心坊、旅居马来亚森美兰州侨领黄益堂，他一贯具有爱国思想，“九·一八”事变后，毅然送子回广州加入广东航空学校第七期甲班学习飞行，毕业后任空军第29队队副。1938年8月，在保卫广州领空作战中，击落及击伤敌机各一架，大长了华侨空军战士的志气。

　　华侨直接参加各种抗日活动，出现了不少感人的事例。

　　祖籍广州市白云区的蚌湖镇八界庄、旅居加拿大爱国华侨、孙中山的卫士黄文生，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在十九路军所属师长张炎部下当营长。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张炎回广东任西江八属游击队司令，他又复在张炎部当特务连长，镇守三水芦苞抗击日本侵略军。1939年，他在广东第二游击区当副大队长，继续进行抗日斗争。

　　祖籍增城中新陈岗墩、马来亚大霹雳金宝埠的东兴、东发锡矿公司总经理李腾利之子李东林，返国就读于上海同济大学工科。1927年春，李从上海返增城，在中新开辟农场，办合作社，并开办学校和民众教育图书馆，广置进步书籍，宣传抗日救国思想，为当地群众所爱戴。“七·七”事变后，李被推任增城七区民众抗敌后援会常务委员，积极宣传抗日，组织民众自卫武装。1938年“八·一三”纪念日，他亲自参加抗日募捐活动，并带头捐七担稻谷。不久，增城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成立，他被选为二区统率委员。10月，日军进犯华南，增城沦陷，李东林与从南洋回来的郑贵章、胡运兴等人，率中新民众抗日自卫队到福和与当地抗日自卫队汇合，组成福和民众抗日游击队，开展抗敌除奸、保护秋收等工作。1939年春，该队改为六十六军随军杀敌十一中队，郑贵章、胡运兴任小队长。这个队由华侨子弟充当主要骨干，队伍曾在福和、中新等地区多次袭击日军，特别是1939年6月在福和联安高岭、大鱼头一段，击溃前来扫荡的日军。在战斗中，郑贵章不幸牺牲。1940年冬，李再赴马来亚，在当地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抗击日军入侵。

　　祖籍花县清潭村、旅居越南华侨陈耀居，于1938年7月，从越南回清潭村，组织抗日队伍，成立抗日自卫团。广州沦陷时，清潭自卫队编入挺四大队，陈耀居任第一中队长，日夜加强训练，时刻准备应战。1939年8月，他把队伍拉到高增至流溪河北岸，与日军交战80次，有力地阻击了日军北上。

　　还有一些华侨组织回国服务团在广州市和附近各县活动。1938年秋，泰国曼谷华侨总商会发动华侨回国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很快就组成一支汽车司机、汽车修理工的回国服务团回国参战，在战地服务，成员40多人中许多是祖籍广州的。越南青年华侨与缅甸青年华侨分别组成“回国服务团”在从化一带从事战地救护工作，为救护伤病员，其中有40人壮烈牺牲。据统计，抗战期间先后回到广东东江地区参加抗战的华侨及港澳青年有1000人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