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华人与抗日战争 战时华侨的社会组织
来源：潮龙起   2018-04-23 09:08:03

　　战时海外华侨的职业结构及经济状况

　　表1-3 南洋华侨的职业及祖籍地

　　(续上表)

　　注：各地华侨人口根据1934年的统计数字。

　　资料来源：崔丕、姚玉民译：《日本对南洋华侨调查资料选编(1925—1945)》(第一辑)，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3～14页。

　　战前华侨在海外谋生，绝大多数以务工、务农为主，此外还有不少经商和从事服务性工作者。在南洋，华侨主要从事零售商业，少数经营小型轻工业、中小锡矿和中小种植园。当然，不同国家华侨从事的职业有所不同。在暹罗，华侨主要从事制米业、木材业、商业、渔业;在马来亚，华侨主要从事锡矿业、橡胶业、商业、贸易;在北婆罗洲，华侨主要从事商业、农业;在荷属东印度，华侨主要从事农牧业、商业、贸易、工业、交通;在印度支那，华侨主要从事精米业、贸易、买办、商业;在菲律宾，华侨主要从事商业、精米业、木材业。

　　在美洲，华侨主要从事餐饮业、洗衣业和杂货业，还有少量经营小型轻工业。到抗战时期，华侨社会基本构成为：商人约390万人，占华侨总数的52%;工人约170万人，占总数的23%;农民约130万人，占总数的17%;其他各行业60多万人，占总数的8%。

　　在加拿大，据加拿大政府第七次人口普查，当时华侨共计4万人，从事的职业主要有餐饮业、农业、零售业、伐木业、矿业、渔业等，大多为靠体力劳动的劳工。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从事洗衣业、餐馆业、杂货业等的华侨逐渐增多。

　　在日本，战时华侨处于“无业者”状态居多，人数达到5 629人，日本华侨总数的占53.4%，也就是说，战争使一半以上的华侨处于失业状态。而当时从事贸易的人数仅为395人，占总数的4.0%，也就是说，作为华侨经济支柱产业的外贸业，由于战争产生了急剧衰退。再者，当时从事日本国内商业的华侨人数也不多，而从事贸易以外各种杂业的华侨数量较多，达到2 733人，占就业人数的59.5%。由此可见，战时日本华侨的职业已由“三把刀”和外贸转到以日本国内商业为主的发展道路上来。不过，由于日本垄断资本趋于高度集中，一些大财阀垄断了日本的工矿业、金融业、交通业等经济命脉，操纵了日本的进出口贸易，战时日本华侨在对外贸易和国内商业的经营中，不断受到日本垄断资本的排斥和日本政府的限制，旅日华侨的职业地位面临激烈竞争和严重困难。1941年，日本政府出台《贸易统治令》，日本华侨企业经营陷入困境，不少华商因此回国。

　　华侨经济结构上的这一“重商”的特点，使他们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但就总体而言，海外华侨除极少数资本较为雄厚者外，大多数华侨的经济状况较之当地主流社会不甚理想，处于贫困状态。不过，与国内民众相比，华侨居留地区多为资本主义国家，或者已经被纳入资本主义市场的各属殖民地，社会济发展水平普遍较高，故华侨经济状况普遍要比国内民众好。如在美洲，华侨入境之初多从事筑路或开采金矿工作，省吃俭用，积有余财，乃改从商业，而以经营餐馆、洗衣馆及杂货业为多，到抗战期间，大部分侨众已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

　　当时美国、加拿大两国华侨平均每人每月所得大约为120美元，其他国家华侨约为100美元。在日本，一个普通华侨劳动力月均所得大约为70日元。

　　同一国家不同职业的华侨收入是有差异的。以加拿大为例，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华侨洗衣工和店员每月工资是40～100加元，水泥工和木工为70～130加元，大厨为70～80加元，普通厨师为30～40加元，农工亦然，而当时加拿大华侨平均每月生活费约为20～30加元。

　　关于华侨的经济情况，以抗战前期估算，全世界华侨的资本总额约达国币500亿～700亿元(也有的资料记载约为800亿元)。

　　其中，南洋华侨资本最为雄厚。据统计，南洋华侨资本在1 000万元以上至1亿元以内者约15人，500万元以上者25人，100万元以上者130人，50万元以上者200人，10万元以上者1 000人，1万元以上者5万人，5 000元以上者20万人，以上的251 370人约占有资本350亿元。仅南洋荷属东印度、英属马来亚、菲律宾、暹罗、法属越南、缅甸、英属北婆罗洲及日本8个国家和地区，华侨就拥有39.395 07亿元的财产。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伴随着南洋华人移民的增加及华侨人口的增长，华侨经济更是空前繁荣和发展，具体表现在经济投资上。据日本学者福田省三估计，到1930年，南洋华侨投资额总计约为40.64亿日元，折合美金约10.54亿美元。又据日本学者游仲勋教授估计，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前的华侨投资额约为7.44亿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约为6亿美元，主要用于投资商业、农业、金融业、工业等。20世纪30年代中期，世界各地在南洋的投资额为133亿元，其中我国华侨投资额就达40亿元，占总数的29.4%。华侨投资的各国情况为：荷属东印度13.08亿元，英属马来亚9.86亿元，泰国9.29亿元，美属菲律宾4.01亿元，法属越南3.05亿元。

　　可见，在南洋各国中，英属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的华侨投资则占了一半以上。这些粗略的估计充分说明南洋华侨掌握着相当雄厚的资金，构成了南洋诸国民族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洲华侨的资本亦较多。据统计，抗战时期美洲华侨共有21万多人，抗战八年期间的总收入约为25.5亿美元，人均年收入1 500多美元。其中美国华侨近8万人，抗战时期总收入近11.9亿美元，人均年收入约1 860美元。

　　此外，欧洲、大洋洲、非洲华侨也有一定的资本。由此可见，华侨经济力量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

　　战时华侨的社会组织

　　早期移居海外的华侨，为了团结互助，自救自卫，联络感情，共谋生存与发展，或以血缘宗亲，或以地缘同乡，或以业缘同行为纽带，自发建立起各类华侨社团，以图互助联谊与自治。华侨社团成为早期华人社会重要的组织形式，也是华侨社会的重要支柱和中枢。

　　华侨社团组织的产生有其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根源，是华侨社会的核心和缩影。对外，这些组织在传播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推动华人移民适应新环境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对内，其在调节华人社会自身经济或社会纠纷、维护华社稳定和发展等方面贡献良多。到抗战时期，海外社会组织承袭地缘、血缘、业缘这三种最基本的组织方式，在原有社团上进一步发展壮大，此外还诞生了不少政治、文化类团体。

　　华侨身处海外，由于其社会传统观念浓厚，又缺乏政府的有效管理，因此华社侨团组织较为昌盛，各种地缘、血缘、业缘、语缘、文缘等组织方式的社团数量繁多。在南洋华侨社会的诸多地缘性会馆中，有以省级行政区划为单位的，如福建会馆、广东会馆、广西会馆等;有以清代府级行政区划为单位的，如泉州会馆、潮州会馆等;还有以姓氏为单位的，如林氏宗祠、陈氏宗祠、张氏宗祠、李氏宗祠等。另外，南洋华侨也有秘密的帮会组织，如天地会、兄弟会、哥老会、龙门会、八卦会等。

　　总而言之，南洋地区侨社是一个以地缘为中心、以同乡为前提、家族主义至上的社会。

　　在美国，早期华侨组织主要有地缘性会馆、姓氏公所及堂会。会馆是美国华侨较早的社团组织，其中较有名的有七大会馆，即三邑、阳和、人和、宁阳、冈州、合和、肇庆，这些会馆后来联合成中华会馆并将其作为华侨社会的总机关。此外，美国华侨还比较侧重姓氏血缘组织，如刘、关、张、赵四姓的龙冈公所;雷、方、邝三姓的溯源公所;陈、胡、袁三姓的至孝公所及谈、谭、谢、许四姓的昭伦堂等。早期的堂会由国内天地会演变而来。入驻美洲后，天地会改为致公堂，美洲大部分华侨加入致公堂。从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致公堂在美国即有12大堂，即秉公、合胜、萃胜、瑞端、安益、萃英、协胜、协英、广德、竹林公所、保良公所、金美公所。

　　值得一提的是，在远离美国大陆的夏威夷，其侨社与美国大陆相似，除中华会馆、中华总商会、华人公所、中华总工会代表全侨性外，还有属于地域性团体的崇正会、四邑会馆、明义堂、冈州会馆、中山同乡会等组织。宗族团体则有龙冈亲义公所、李氏敦宗公所等，不一而足。

　　除上述组织外，美洲尤其是北美洲华侨中间还有诸多国民党组织，他们由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等革命组织演变而来。据统计，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海外国民党组织改组后，至1926年10月，海外国民党总支部有14个，所辖支部88个，分部524个，党员总数达97 455人

　　国民党海外部所属的海外组织作为一种特殊的华侨组织，到抗战时期得到不断发展和强化，成为战时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组织者之一。

　　总之，海外华侨的人数及分布、社会构成了其支援祖国抗战的前提，职业结构、经济状况则奠定了持续抗战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