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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华侨驰援家乡投身抗日救亡
来源:军事中国   2018-09-09 15:23:38

                                              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文森队抵达香港时留影

                                                      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成立旧址

  南海之滨,华侨众多。在以惠州为中心的东江地区,南洋(东南亚)华侨比比皆是。1938年,日寇从大亚湾登陆入侵华南,沿岸城市相继沦陷,东江地区战火纷飞。在国破家亡的危急时刻,在东江地区党组织的带领和引导下,南洋英、荷两属殖民地的惠属侨胞成立南洋惠侨救乡会,向祖国和家乡伸出援手,积极开展赈济灾民、宣传抗战、发动募捐、慰劳抗属等活动,并派出华侨青年回国参战,用尽一切办法驰援东江军民抗战,同祖国人民团结一致,谱写了中华儿女共赴国难、同仇敌忾的光辉篇章。在众多华侨团体中,尤以“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以下简称“东团”)的知名度最高、影响力最大。

  创建

  惠州沦陷3个月后成立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

  1938年10月12日,日寇在大亚湾登陆。三日后,惠州城沦陷。消息传到南洋各地,更加激起广大华侨保卫祖国、救援家乡的热情。

  侨居南洋英荷属殖民地的惠州籍华侨,在黄适安(何友逖)、黄伯才、官文森、戴子良等的发动和组织下,于1938年10月30日,在马来亚吉隆坡召开了代表大会,成立了“南洋英荷两属惠侨救乡委员会”,侨领黄伯才被推荐为主席。

  当年11月下旬,黄适安等三人抵达香港,与香港惠阳青年会、海陆丰同乡会、余闲乐社等惠属爱国团体一起,共商救国救乡事宜,并先后与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和当时在港的叶挺商讨救乡计划,得到他们的有力支持,使南洋、香港两地的抗日运动很快汇合在一起,把两地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他们召开会议,确定以“动员东江群众协助军队及人民武装抗战,并救护伤兵,赈济难民及辅导民众组织各种救亡团体”为宗旨,决定成立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

  同年12月下旬,东团总团部在香港设立办事处,负责与“南洋惠侨救乡会”联系,动员组织华侨和港澳爱国青年回乡参加抗战,保证团员的活动经费和物资供应。1939年1月,东团在淡水正式成立,原惠阳青年会回乡救亡工作团的主要领导人叶锋和刘宣被选为团长和副团长。其中,叶锋是惠阳人,早在1934年至1936年在广州读书期间,他就参加了广州学生的“一二·九”爱国运动,并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逮捕。出狱后到了香港,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参加组织学生生活社和香港惠阳青年会。

  东团成立之后,以香港惠阳青年会和余闲乐社组织的回乡救亡工作编为第一团,以香港海陆丰同乡会组织的回乡救亡服务团编为第二团,迅速在东江地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同时,在黄伯才、官文森、戴子良等爱国侨领的发动组织资助下,华侨子弟组成了东团的“两才队”、“文森队”、“吉隆坡队”、“加影队”、“士毛月队”、“星柔队”等队,投身于祖国的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在东江党组织的关怀下,东团发展迅速,除上述几个队外,还建立了惠阳、博罗、紫金、河源、龙川、和平、海陆丰等7个分团和5个队及一个东江流动歌剧团,人数发展到500多人。各团队分赴东江13个县市的广大地区,积极开展赈济灾民、宣传抗战、组织民众抗日武装、建立群众抗日团体、发动募捐、慰劳抗属等一系列活动。

  艰难

  东团创建之初曾遭国民党反动派压制

  然而,与东团团员满腔热情、奋不顾身地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党顽固派却采取种种阴谋手段进行迫害。东团成立初期,国民党顽固派借口说华侨年幼无知,不了解祖国的国情,容易为共产党宣传所蒙骗,要集中起来接受训练。妄想通过集训,向团员灌输反动思想,拉拢团员参加国民党。敌人的阴谋破产后,则对东团实行种种限制和迫害,监视东团的活动。东团为了应付国民党迫害的突然到来,缩编了队伍,把各县的“团”改为“队”,团员由500多人减到150人,把一部分团员转移到其他工作岗位去。

  见拉拢不成,国民党顽固派还捏造莫须有的罪名,拘留逮捕东团团员。1939年冬,惠阳县非法拘留在梁化乡工作的5名东团队员。1940年初,博罗县非法逮捕了博罗队队长等23人。更有甚者,国民党顽固派竟于1940年5月间悍然宣布东团 “良莠不齐,限即停止活动”,蛮横无理地封闭东团团部。

  这一系列倒行逆施引发了社会知名人士的强烈反对。著名爱国人士史良、邹韬奋等23人在重庆国民参政会上提出无条件释放被捕东团队员的第49号提案。陈嘉庚也打电报给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要求从速释放被捕的东团队员。

  在东江党组织的领导下,东团广大团员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和日寇的双重暴力不低头,坚持“卫乡救国,抗战到底”的初衷,仍然继续活跃在东江前线、敌后地区,更深入地开展救亡运动。

  斗争

  身先士卒抗日 发动群众救亡

  东团建立之后,旗下华侨青年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和敌后游击战斗,为东江地区建立和扩大抗日民主根据地,巩固和扩大人民抗日武装作出了贡献。

  东团成立后仅仅一年,其成员的足迹就踏遍了所有惠属地区(包括敌占区)。他们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分别组成五、六人的小分队,深入到各个城镇和村庄,开展赈济难民、宣传抗日救亡工作。在敌人占领过的淡水、惠州、博罗等地,人民惨遭敌人烧杀、抢掠、奸淫的苦难,东团团员带着华侨募捐来的药品、棉衣、大米赈济那些缺衣缺食的同胞,给病人分发成药、治疗疾病。

  那时老百姓普遍患疟疾,群众找不到医生,买不到药。东团团员把从印尼运回来的“金鸡纳霜”,给群众治疗疟疾,药到病除。广大群众对华侨的关怀非常感激,把东团团员当成自己的亲人。

  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战的爱国行动,本身就是感动群众、鼓舞群众、教育群众的巨大力量。东团团员还深入城镇和乡村,利用各种形式,广泛开展抗日宣传,通过各种纪念日召开群众大会、演话剧、出壁报、写标语、印发宣传品等活动,控诉敌人的罪行。

  在有工作队的村庄,团员们举办农民夜校、识字班、战时小学,进行时事宣传,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发动青年团结起来,组织各种抗日救国团体。

  东团还采用各种形式把广大群众团结、组织起来,进行抗日救亡工作。先后组织起农民抗敌同志会、青年抗敌同志会、抗敌儿童团、抗日先锋队、抗敌妇女会、姐妹会、兄弟会等。

  在保卫家乡、维持社会治安方面,东团动员群众,拿出自己的土制武器,建立抗日自卫的武装。初期成立有各村护路队、打猎队、联防队、自卫队等武装组织;进而建立各乡脱产、半脱产的抗日自卫队、抗日随军杀敌队、锄奸队等。在抗日前线的增城、博罗地区,抗日随军杀敌队就曾经深入敌人据点,和日军拼杀;惠阳坑梓、坝岗等乡的抗日自卫队曾经打退下乡骚扰的敌人,烧毁公路桥梁,阻止敌人的行动。

  此外,东团团员还为抗日军人的家属服务。在农忙季节,东团组织插秧队、割禾队帮助军属劳动。逢年过节还发动募捐,慰劳抗属,使抗日军人安心在前线杀敌。

  奉献

  华侨爱国青年热血洒遍南粤大地

  东团团长、东江纵队第二支队支队长叶锋曾在回忆录中描写过东团的青年华侨。他们在武工队里深入敌后,在武装部队里身先士卒,视死如归,勇敢顽强;在民运队里深入发动群众,和民众打成一片,亲如家人;在和敌、伪、顽的斗争中英勇、机智,艰苦卓绝。在革命斗争的熔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东团团员们,大部分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有些人为祖国独立、民族解放,英勇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英雄的鲜血洒遍了东江,染红了祖国的河山。

  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也曾经回忆道:大批海外华侨爱国青年回国后,部分仍以东团名义,在东江各地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据初步统计,先后参加我东江人民抗日武装的港澳同胞和华侨子弟共约一千人以上。大批爱国青年受中国共产党的教育,经过长期艰苦斗争的锻炼,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到抗日战争结束时,有的成为支队(团)、大队(营)、中队(连)一级的领导干部,并且涌现了林文虎等一批英雄人物。

  林文虎原为泰国华侨青年。抗战爆发后,回国参加我党领导的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作战勇敢,屡立战功,从战士成长为团的指挥员。1950年担任广东军区江防司令部海防大队副大队长时,在解放万山群岛战役中英勇牺牲。中央军委授予林文虎海军战斗英雄称号。

  在长期的民族解放斗争中,还有许多华侨爱国青年的热血洒遍南粤大地。如东团两才队队长、短枪队队长黄志强,东团吉隆坡队副队长、民运组长陈现(陈特),他们有的在作战中英勇牺牲,有的被俘时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为了祖国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用鲜血谱写出海外华侨爱国主义光辉壮丽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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