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侨机工回国抗战始末(保山专区南侨机工)
来源：西南丝绸路   2019-03-30 10:58:41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滇西抗战史、南侨机工回国抗战史，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前的四五十年间，基本无人问津，一片空白。近些年研究、宣传得以持续开展，两者都得到了世人越来越多的了解认识。但滇缅公路运输线是南侨机工投入人数最多、时间最长、牺牲最惨重、贡献最大、事绩最丰富的“五最区域”，而时至今日，除个别滇西抗战著作简单记及南侨机工外，在大多数滇西抗战著作中，南侨机工史事、人物、作用、地位尚无比较具体、系统的记述和析说，本文拟为填补这一重大历史空白进行探索。

　　抗日战争期间的保山专区，包括现在的云南省保山市、德宏州、怒江州南部、临沧市北部。保山、德宏是滇西抗战的主战场。滇缅公路贯穿隆阳、龙陵、德宏芒市、畹町等地。东连隆阳的永平，与保山专区同处横断山、江南部，南侨机工在永平的抗战活动，与保山关系非常密切。本文的叙写集中于这一路段，但这一路段南侨机工人事关涉东及昆明等地，南及缅甸、泰国，北及印度。

　　“南侨机工”是抗日战争中非常响亮、传播广泛的特定名称，是从南洋各地回国支援抗战的华侨汽车司机与修理技工的通称。“南侨机工团”是“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的简称，也称南侨机工队。“南洋”是南洋群岛的简称，南洋群岛指亚洲东南部群岛，习称“东南亚”。“机工”的大多数是汽车司机，还有一定比例的修理工、电工、焊工、补胎工、喷漆工、车工、翻砂工、模具工。

　　陈嘉庚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猖狂进攻，中国大地烽烟四起，国土沦陷，生灵涂炭，全国同胞抗日怒潮汹涌澎湃，气壮山河。具有强烈爱国爱乡优良传统的海外华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纷纷以实际行动支援祖国抗战。南洋是海外华侨最为集中的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华侨人口已超过1100万(一说800多万)。陈嘉庚先生描绘南洋华侨捐献祖国抗日高潮“风起云涌，海啸山呼，热烈情形，得未曾有;富商巨贾既不吝啬，小贩劳工也尽倾血汗”。1941年中国西南运输处共有汽车3000多辆，其中约有一半为南洋华侨捐献。缅甸侨领、隆阳人梁金山捐飞机1架，汽车80辆，白银9000两。粤侨叶秋莲将缅甸房产连同私蓄贵重首饰一齐拍卖捐献。马六甲等地妇女都把耳环、戒指、手镯等首饰全部放入筹赈箱……。当时我国没有石油，没有工业基础，不能制造中高层次的武器;除了滇缅公路，其他军事外援通道都被日军切断;因为汽车司机和修理技工十分匮乏，来自海外的大量汽车、汽油、轮胎、武器、弹药用轮船、火车运到缅甸仰光、腊戌、八莫后，无法赶运回国。司机、修理工不可能在国内紧急培训解决，唯有招募南侨机工在时间、数量、技能等各方面满足这一要求，能解除燃眉之急。二战前南洋各地因西方殖民统治、掠夺的需要，汽车运输迅速发展，1939年初仅马来亚已有汽车7万多辆，华侨从事该行业者占多数。“南侨总会”主席、大企业家、教育家、慈善家陈嘉庚，是南洋华侨最尊敬、最信任的爱国华侨领袖，国民政府致函并派人请求他代招机工回国进行抗战运输，他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动员、部署，1939年2月7日在各报刊发招工通告，公布回国机工主要条件为：1、能驾驶或修理大型货车，2、20岁以上，40岁以下，3、当地筹赈会书面证明其平素有爱国志愿，4、粗通国语(普通话)，5、无不良嗜好，尤其不嗜酒者。口头说明只招男工，不要女的。他继而奔赴各地发表演说，现场号召，再而坐镇总会指挥督促，日夜操劳。千百万侨胞立即热烈响应，各报名处排起了长队，应招的人有工程师、教师、医生、技术员、商人、大学生、工人、小业主、汽车司机，他们明知此去凶多吉少，生死难卜，但都胸怀赤诚报国的豪情壮志，毅然放弃较优裕的生活(南侨机工登记表填写的“家庭状况”大多数“小康”，少数“普通”，个别“困苦”)，大义凛然勇往直前。有些十七八岁虚报20岁，兄弟齐上，有些痛别相依为命的祖父、祖母、父、母、哥、姐，有些珍别妻、子，惜别恋人，有的昼夜赶学开车技术，有的因家人不同意而改换名字暗中应招上路，还有一些女扮男装应招(其中4人通过了甄别、考试，得以回国)。通告发出11天，被称“八十先锋”的第一批机工即启程回国。不到半年，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泰国、缅甸、印度、香港等地应招合格者5000多人，录取3226人，分为九批先后取道越南、缅甸、香港三路回国。每批启程日都举办隆重的欢送会，会场和街道挂满布标，贴满标语，人山人海，队伍所过，万人空港，“南洋华侨是祖国的儿女!”“中华民族不可辱!”“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声和《义勇军进行曲》《告别南洋》等战歌声此起彼伏。到达码头更是人潮如海，父送子、妻送夫、兄弟姊妹、其他亲友、还有许多外国友人前来相送的情景和救国的叮嘱、报国的誓言、惜别的哭声震聋发聩，催人泪下。

　　潘家湾受训的南侨机工

　　机工们回国抵达昆明后，先到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设在潘家湾的“运输人员训练所”接受培训。当时由于抢运腊戌、八莫堆存物资的紧急需要，对先期抵达的机工进行甄别考试，将合格者编为“华侨先锋第一大队”和第二大队。编余机工和随后到达的各批机工分期进行军事化集训，每期两个月。集训生活非常简陋艰苦，睡的是地铺草席，吃的是粗茶淡饭，在田间水沟里洗脸、洗澡，早晚都要操练，但教官们所讲“如何在高原蜿蜒窄路上驾驶?”“如何在浓厚雾气中驾驶?”“驾车时如何躲避敌机轰炸、扫射?”“如何提防汉奸破坏?”等等课程，机工们受益匪浅。机工们对生活无怨无悔;昆明初春清晨寒气逼人，不少人感冒发烧，竟没有一人请病假。

　　集训结束的南侨机工统一着装，穿绿色卡机布军装，戴船形帽，圆领章上有“西南”字样，一副“准军事”模样，被称为“没有军阶军衔和武器的华侨运输兵”。司机被分编入21个大队(1941年1月合并为16个大队)，分赴滇、黔、川、渝、桂、粤、湘等省区和缅甸、越南，少部分去了延安。各战场运输线都留下了他们的车辙，但他们的大多数即2000多人投入了“抗战输血管、军运大动脉”滇缅公路，先后有11个大队驻扎遮放、芒市、龙陵、保山、下关。每个大队下分4个中队、12个分队、36个班。军事物资由仰光运入我国有三种途径：一是装火车到腊戌，再用汽车运到畹町;二是由伊洛瓦底江水运到八莫，再用汽车运到畹町;三是用仰光装配厂组装的进口新车载货直接运入畹町。滇缅公路国内段在遮放、保山、下关、楚雄、昆明设有转运仓库，分段运输。修理工部分随队维修，多数分驻仰光、芒市、保山、下关、昆明、贵阳、重庆等地修理厂。

　　滇缅公路示意图

　　滇缅公路是世界闻名的“天堑险路”。南侨机工在南洋开车，走的是宽阔、平坦、安定的水泥、沥青路，进入滇缅公路赶运、抢运军事物资，人人都必须一次次“闯过四道生死关”：一是山高坡陡路窄弯急的险道翻车关，二是雨季泥泞塌方关，三是恶性疟疾关，四是日寇飞机轰炸扫射关。有些机工说有六道生死关，第五道是汽车拥挤擦撞关，第六道是汽车坏了、公路断了当“山大王”的饥饿寒暑关。

　　那时的滇缅公路路况、司机生活、汽车维修之难，是今天的驾驶员难以想象和理解的。如今近千公里的国内路段全是高速公路，路基坚固，坡小弯少，路面平顺，铺的是沥青和水泥，双向分设4-8车道，中间设分隔带，到处设有安全行车的标志、信号和照明，从昆明到畹町、瑞丽朝发夕至。当年的滇缅公路，一路爬高山，下深谷，有1/3路段贴着悬崖绕行，许多路段上有危悬欲坠的陡崖、巨石，下有深邃难测的峡谷深渊，路宽不过7米，窄处仅容一车通过，坑坑洼洼，车子颠簸跳荡，稍有不慎便会车辆相撞或翻落崖下。且晴天是“扬灰路”，扬尘滚滚，妨碍视线;雨天是“水泥路”，特别是雨季常常黑云密布，暴雨骤至，雷电交加，路面泥泞，车轮粘陷犹如老牛拖犁，裹足难前，路侧松软，更易滑塌翻车。机工谣形容“初一往下跌，十五到谷底”。恶性疟疾滇西、缅北人称“瘴毒症”“闷头摆子”。当年的“烟瘴区”，车窗外到处是原始森林、荒烟蔓草，“瘴气”弥漫，毒蚊成群，蛇兽出没，“十只蚊子可以炒出一碟菜”，染上后即发高烧又感酷冷，痛苦得地上打滚折磨致死，“十人得病九人死”，故世代民谣广传：“要下瘴气坝，先把老婆嫁”。而在南洋，橡胶林里蚊子虽也很多，但被叮后伤人最重也只是出点血，极少听说染上疟疾。如今，滇缅公路“瘴毒区”旧日容颜已不见踪影，车窗外到处是木棉、芒果、香蕉、咖啡、甘蔗、荔枝，花红果鲜，连片成线。抗战时，滇缅公路成为日本图谋快速灭亡中国的巨大障碍之一，因此被日本空军作为轰炸中国的重点目标，公路通车不久便开始狂轰滥炸，轰炸公路的主要目标是军运车辆和公路桥梁。1940年英国败退英伦三岛，日本逼迫英国于7月18日封锁了滇缅公路，10月18日公路重新通行后，日机轰炸倍加疯狂，据10月18日到1941年2月27日的统计，130多天日本飞机上千架次轰炸滇缅公路，惠通桥和功果桥被炸20多次，仅1941年2月下旬便有78架次轰炸惠通桥，投弹百多枚。敌机追堵轰炸扫射，一旦击中满载汽油、炮弹、炸药等军火的车辆、车队，便快速燃烧、爆炸，车毁人亡，故机工戏谑自己是“背着炸弹穿越炸弹”。此外，行车途中还时而碰上土匪抢劫、汉奸破坏。沿途食宿等生活设施缺乏、狭小、简陋(赶到遥远的小食宿店，店外车辆往往连排一、二公里长)，因此常常住宿在车内，吃的是干粮，加之机工工资很低，物价飞涨，生活清苦，南侨总会总干事刘牡丹《视察滇缅公路报告》说，机工们到滇缅公路三、五个月后“多面色清瘦，鸠形鹄脸，体格健康损失过半，看来颇为悲感”。但机工们面对以上艰险、困苦，既不退却，更不回避，始终前仆后继，全力完成任务。

　　滇缅公路上机工繁忙的运输

　　南侨机工在滇缅公路上担负过三次大规模紧急抢运。一次是1940年8月中旬英国宣布将于18日封闭滇缅公路，机工们日以继夜，分秒必争装配新车，赶运物资。另一次是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兵锋指向缅甸，机工们再次日以继夜，分秒必争装配新车，赶运物资。再一次是1942年4月下旬至5月初，第一拨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战败，机工们载运最后一批军需物资回国，边撤运边完成炸毁沿途仓库军火物资，一些机工被日军击杀、俘杀。

　　还有一次规模略小、路程稍近但关系我国西南方防守成败的紧急任务，是1942年5月5日炸断惠通桥后，日军极力从水面渡江东进，我军守御江东部队仅有两个连，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紧急调动离怒江前线最近的部队即驻祥云的第36师前往防守，但局势极乱找不到车。幸而联系上挺身而出的“临时管事”人，两个多小时就召集到奋勇应招的550辆南侨机工车，6日下午36师就赶到前线守住江岸防线。

　　修理工工作、生活同样艰险。他们在滇、缅各修理厂、所、站，吃的是粗粮淡菜，大多住在草房内。修理、居住地累遭敌机袭击和瘟疫流行。由于路况恶劣，加之全国战场军需补给常常“十万火急”，运输极端繁忙，车辆得不到必要的维护、保养，普遍遭受“极度摧残”乃至“马儿死了，才卸驮鞍”，车辆损坏率极高，抢修任务极其繁重，修理员工通宵工作是常有的事。车辆品牌杂、无备件、无资料和设备缺乏，给修理工作带来巨大困难。他们拆下损坏零件，在没有标准绘图仪器情况下进行测绘，制造出接近原件的备补件。此类工作难度大，但战争中较快地锻炼、造就出了一批能工巧匠。修理工还经常要开“救济车”到公路上去抢修事故车、抛锚车，往往应接不暇，昼夜冻饿。在一次撤退中敌机追堵轰炸，郭六成等机工随队抢修被炸坏的车辆，车队到达龙陵时，50多辆车已被炸坏20多辆，死了数十人，有的机工身体被炸得不知去向。

　　南侨司机都是技术高超的“一等驾驶兵”，被誉为滇缅公路上的“神行太保”和“粉碎敌人封锁的急先锋”。美英盟军车上滇缅公路，大多请南侨司机“代劳”。有一次美国司机开车，到麦庄丫口坡陡难上，惊呼“见鬼!”干脆停车不动;南侨司机熟练地替他驾车爬过坡去，他高兴地连喊“OK!OK!”民国政府汽车队接回一批新车，开过遮放，爬不上又陡又长的三台山，走在前面的6辆车相继摔下来，司机们胆战心惊;南侨司机主动上前传授技艺，帮助他们一辆辆顺利开过去。但是，不管南侨司机们技术多高超，驾驶多谨慎，在天天日日闯越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六大生死险关时，仍然发生了大量惨烈的人员伤、亡事故，《南侨机工抗战纪实》《铁血滇缅路》等书一致记载：“直接牺牲在滇缅公路和滇缅战场上的南侨机工1028人”，平均每公里超过1人。因为开挖滇缅公路死了3000民工，南侨机工死了1000多，故滇缅公路称为“抗战血路”“血线”。南侨机工死伤最多的一次是1942年4月底5月初大撤退，机工们加大运力，从腊戌、八莫经畹町、遮放、芒市、龙陵城、松山、惠通桥、保山城抢运军火并救载了一些难民，日本飞机沿途围追堵截我军运车队并猛烈轰炸保山城，许多机工被炸死炸伤。因惠通桥炸断未及过江的许多机工被日军搜捕杀害，芒市芒蚌寨附近和法帕弄磨大水塘等处日军屠杀机工和抗日军民的刑场，直至20世纪70年代扩种田地时，泥土中累现层层人骨和铜纽扣，傣家往往于此时歇犁停耕，焚香以祭。保山城“五四被炸”，南侨机工有20多人死于非命，有的机工还参与了掩埋尸体。

　　滇缅公路阻断，南侨机工当即被“遣散”失业，求归无路，举目无亲，生活无着。但大家都不忘矢志报国的夙愿，在昆明和滇缅公路沿线村、镇颠沛流离中，一边打短工、做杂役、代修小五金、贩卖零星卷烟、零食，艰辛维持生计(少数机工因贫病冻饿惨死路边、桥下等地)，一边重寻抗日救国门路。有一批机工应招远赴印度担负驼峰航线援华军事物资的地面运输，其后参加反攻缅甸。有一批应招为昆明、祥云等地美国援华航空志愿队(飞虎队)开车、修理。有一批接受盟军训练后，潜入缅甸、泰国、越南、马来西亚侦查敌情，为国际国内反攻作战做出了特殊贡献。有一些机工长期坚持为滇西各地驻军修好大量枪、炮、车辆。还有少数机工辗转到达延安和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从事汽车驾驶。因惠通桥炸断滞留龙陵、德宏的机工约有三百人，接近半数以各种途径找到了各路游击队，参加敌后抗日活动，有的侦察、传送情报，有的秘密运输武器，有的加入了土司领导的抗日救国军或“维持会”。大撤退时滞留缅甸的南侨机工为数不少，他们为继续投身抗战，都追寻远征军到达印度，后来参加反攻缅甸。

　　南侨机工在滇西、缅北大反攻中，再次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指挥滇西反攻，将分散各地的南侨机工召集起来，交由第11集团军领导，投入兵员、武器运输和车辆、武器维修。在滇西敌后的一些南侨机工，就地参加了当地抗日队伍，投入敌后反攻。在松山、腾冲、龙陵城、张金山、南天门、红崖山、三台山、勐戛、芒市、遮放、黑山门、畹町等地的作战中，都有南侨机工在赶运部队、弹药、粮食、伤病员。中国驻印军和美国同盟军反攻缅北时，机工们先期随队边开路边驾驶，其后在攻克密支那、八莫、南坎、腊戌等重镇时，多夜以继日穿梭在反攻道路中。

　　1945年春滇西缅北反攻胜利结束，8月日本投降，广大南侨机工迫切要求早日返回南洋与家人团聚，但国民政府有关部门敷衍搪塞，拖到1946年10月才核发路费、颁发奖状和纪念章。期间广大机工再次失业、流浪。个别机工被骗上当，到东北参加了内战。陈嘉庚多次公开声明，强调南侨机工是为抵御外侮而回国抗战，决不能留下参加内战，并为机工复员南返进行不懈努力。经过许多次致函、致电、派代表交涉和机工们“请愿”，方获政府遣送决定。但因机工名册已经失散，只好重新登记造册，一边在昆明报纸发通告，一边在遮放、芒市、保山、永平、下关、楚雄、昆明、贵阳、重庆、毕节设登记站，登记期共40天。报名登记1203人，获准遣送1144人。1946年10月26日至11月29日，分三批由昆明启程，12月3日全部到达新加坡，沿途受到社会各界隆重、热烈地欢送、欢迎，均视南侨机工为民族英雄，在民众赠送机工们的各种锦旗彩标上写着“中华民族之光”“国之干城”“胜利荣归”“载誉南旋”……但一别八、九年，南洋码头已恍如隔世。李亚留回到马来西亚，只有妹妹一人接船，他离家回国后，亲人遭日军报复，弟弟被杀，父亲在逃亡中病故。

　　南侨机工殉职滇缅公路1028人，返回南洋1144人，还有千多人留在国内。留在国内的原因，有些是因为已在国内结婚安家，有些是因为音讯不通或路途遥远或生病，错过了登记复员时机，有的是因为日军蹂躏多年后，南洋社会凋敝，家园破败，难以就业，宁肯留下。他们大多留在云南，有些回归闽、粤、琼祖籍地，有些星散其他各地。绝大多数生活贫苦，有的替人开车，有的做小买卖糊口，有的长久飘零。

　　新中国建立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怀下，南侨机工的工作和生活得到妥善安排，有些从事运输、机修，有些参军，有些当了公务员，都勤勤恳恳为社会主义建设努力工作，涌现出为数不少的各级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有的接受了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接见。1955年11月，陈嘉庚和中国侨联副主席庄明理等领导到昆明、贵阳等地看望机工，得知他们都安居乐业，甚感欣慰。但在其后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大多数都受到冲击，被称为“里通外国”的“特嫌”“特务”“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历史反革命”“牛鬼蛇神”，批斗、抄家、游街、关“牛棚”乃至殴打，有的被折磨致死。子女在升学、参军、国家招工、提干、入团入党中，往往因社会关系政审不合格而丧失机会。改革开放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南侨机工回国抗战史事受到党和政府高度肯定，机工冤案彻底平反，政府制定和实施了南侨机工享受100%退休金的政策，机工们不仅安度晚年，幸福生活，而且迎来了壮美的“夕阳红”，对党无限感激，社会各界包括海外华侨华人高度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