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缅甸华侨
来源：华夏董氏大全个人图书馆   2019-04-22 10:52:11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接着又越过长城踏入关内，山河破碎，民族危亡。身居异城、心怀祖国的缅甸华侨，忧心如焚，无不义愤填膺，就连仰光国民党内部的青年也开始出现了内部斗争。于是，团结起来，一致支持祖国抗战的要求形成主流，随之推动了缅华社会的救亡运动进入高潮。

　　芦沟桥的炮声，宣告了中华民族伟大抗日战争时期的开始。在缅甸，仰光华侨中学自治会首先迅速发起捐款支援抗日将士，缅甸华侨兴商总会及缅甸华商商会等团体也分别电请国民政 府迅速出师抗日，由此揭开了缅甸华侨史进入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一页。从7月23日至8月5日 ，经过联络酝酿，“福建公司”、“广东公司”和“云南公司”等九十三个侨团在仰光召开了联席会议，组成“缅甸华侨救灾总会”作为领导全缅侨胞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总机关，接着，缅属各地也相继纷纷成立了救灾分会，把三十余万缅甸华侨吸引到自己周围，形成了一支抗日救亡大军。

　　由于历史的原因，东南亚各国华侨在经济上的联系本来就十分密切，如今又有抗日救亡、报效祖国的共同心愿，为了加强领导，以充分发挥南洋一千一百万华侨爱国力量的作用，由新 加坡侨领陈嘉庚、印尼侨领庄西言和菲律宾侨领李清泉等共同倡议建立一个南洋华侨抗日救亡斗争的最高领导组织。这一建议立即获得了各地侨团响应。陈嘉庚先生主动承担了筹备工作，此后还肩负起主持统一领导南洋地区救亡运动的重任。“缅甸华侨救灾总会”积极地响应了这一倡议，参加了1938年10月10日在新加坡召开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成立大会。自此，缅甸华侨的抗日救亡工作，便进一步地汇入了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一致抗日救亡洪流。

　　“缅华救灾总会”的成立和“南侨总会”的组成，标志着在缅甸和在南洋业已形成华侨的抗 日统一战线，“南侨总会”则是这抗日统一战线的领导机构。这是华侨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里程碑。有了抗日救亡的统一组织领导后，缅甸华侨中各党派、各地区、各行业和各种侨团内的侨胞，抛弃了此前的一切界嫌，共同担负起炎黄子孙的历史使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争作贡献。由这时起，从事各项救亡活动的团体，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

　　这些从事抗日救亡具体工作的团体组成后，使缅华社会的抗日救亡活动有了能以持久展开的 组织保证，充分地发挥抗日统一战线内的巨大潜力。“他们在海外都各尽本身的责任，为祖国抗战效劳，既不虚张声势，也不沮丧动摇。他们办事尤能讲求效率，实事求是。各地救亡团体大规模地展开了宣传活动，通过报刊和举行演讲会、报告会痛斥日寇的侵略暴行，宣讲抗战的重要意义，使侨胞们的爱国认识有了更大的提高，奠立了拥护抗战到底，反对分裂、倒退的思想基础。歌咏和戏剧及学校教育，也都与救亡运动紧密结合，成为开展群众工作的重要方式，还使缅华社会的文化水平显著提高。

　　歌咏运动在起初只是在街头进行义卖或劝募筹款时用来打开局面的手段。但由于侨胞们心中 已普遍积蓄着久已待发的报国深情，所以一旦由富有感染力的抗日歌声开启了闸门，立即产生强烈的共鸣。往往是演唱者越唱越激昂悲愤，受到感动的听众们的捐助也越来越热烈。从演唱歌曲的水平和歌咏队伍的发展来看，也反映着救亡宣传工作的演化。起初唱的是“全国总动员”、“芦沟桥”、“铁蹄下的歌女”等简单的独唱，进而是齐唱“流亡三部曲”、“义勇军进行曲”等激昂的歌曲，到1938年11月时已有了专门从事歌咏宣传的救亡歌咏团，后来又组成“叱咤合唱团”，再后就扩大到成立起拥有大型队伍的“歌联”。它在各界中都拥有群众基础，深受群众欢迎。当时，在仰光，每天下午四时起在庆福宫广场和宁阳会馆都有歌咏活动，然后举行演讲会。到1941年组成缅京华侨战时服务团时，歌咏运动的演唱水平已能正式演出“黄河大合唱”，曾在曼德礼、腊戍等地演出。

　　戏剧也是各社团进行宣传激励抗战情绪和筹款救灾的重要手段。从事戏剧活动的团体有仰光的天演剧社、巨轮社、乐天社、盖德社、五三社、妇女救灾会、中国佛学青年会、艺新票房 、集美校友会、救亡宣传工作团及各学校和曼德礼的红棉剧社等。曾经演出过“三江好”、 “放下你的鞭子”、“前夜”、“归人”、“血火中的上海”、“共赴国难”等剧目。他们除了在城市中的舞台上演出外，缅华宣传工作团还到内地巡回公演，曾在勃生演出“重逢”。戏剧活动的作用和效果与歌咏相同，但它还有起到对缅华社会进行改造的作用。

　　当时全缅甸的华侨学校约有三百七十余所，最高领导机关是缅甸华侨教育总会。“所有华侨 学校不仅救国不忘读书，且皆实行读书不忘救国。学生在课余从事救亡宣传或进行义卖募捐 。上至校长教员，下至七八岁的小学生，他们事实上都成为救灾总会领导下最实干的救亡工作者”。

　　历史是一个庄严的大课堂，缅华社会正是由于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大时代的摇蓝里受到进步教育的薰陶，通过抗日救亡运动的实践，培育出一代新人。他们忠诚不懈地为坚持抗战到底和 谱写中华民族的新史，作出了重要贡献。

　　推销公债、增筹捐款、义献物资，以全力支持祖国抗战，是海外赤子的卓著历史功勋。

　　财力、物力、人力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贫弱的旧中国本来就患有严重的资金不足症，战争爆发后，又因东南和华中一带相继失陷，沿海沿江的产业也受到巨大破坏和损失，因而全国财政收入锐减。可是，军费开支正急剧增大，外贸逆差则严重缺乏抵付手段，加上战时军需和民用物资的补给刻不容缓，如此种种构成了极为尖锐的矛盾。为了支持祖国长期抗战，来自海外的侨胞捐输，通过为祖国的战时财政经济输血，对直接增强抗战的物质力量和鼓舞全国人民的斗志，坚定夺取最后胜利的信心，起了很大的作用。

　　抗战八年，据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仅以财政部的捐款资料为据所作的统计，华侨捐款达十三 亿元以上，平均每年为一亿六千多万元。即使把通货膨胀因素考虑上再作进一步的分析，也显然可见华侨的捐款在1941年前是急剧上升的，自国民党顽固派阴谋制造分裂掀起反共恶浪，引起了广大侨胞的强烈反对后，才使捐款直线上升的趋向发生变化。而且，如所周知，此后仍有相当数量的华侨捐款是通过中国红十字会或直接汇寄宋庆龄、廖承志等同志收转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其数字便不会由上列统计反映出来。所以，上述统计中华侨捐款自1941年后下降，并不说明其真正减少，而是历史地反映着侨胞的爱憎分明。他们的捐输是与国共合作团结御侮紧密相连的。别据《解放日报》发表的一个数字，则仅抗战头四年，华侨的救国捐款已达国币二十六亿元。按此计算则年平均数是六亿五千万元。

　　在救国公债的劝募方面，自1937年“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缅甸分会”成立后，即开始在各埠劝募。1938年8月，该会又改组为“缅甸华侨公债劝募委员会”，继续劝募“国防公债”及“金公债”。侨胞们踊跃认购，甚至毁家纾难。例如仰光有些侨团为购买公债而变卖了会所，南安公会、温陵会馆、安溪会馆、惠安会馆、三山会馆等全都如此。缅侨叶秋莲女士将仰光十三条街三十五号的私人房产连同她自己的首饰全部拍卖，不要债票，全数捐献给祖国。在这里还应该再补述一句：缅华社会所购的这些公债，后来是全部无偿地贡献给了祖国的。

　　筹集抗日捐款，有经常性的月捐和临时性的。为了特定用途，如赈灾、救济难童、购机、劳军、募寒衣、购药等而进行的募捐。月捐通常是在一个救亡机构成立时就议定的。例如全缅灾总会成立时，一百多个参加单位各认每月捐缅币五盾。这一制度，其中最为动人的是声势浩大的义卖献金运动。它的教育意义也最大。这种方式是由进行义卖者组成若干小队伍，在指定的地点向同胞们劝买义卖品。义卖品有鲜花、纸花、手工制品以至提供各种服务。尽管义卖品的价格是高出原价若干倍的，但由于义卖者是为爱国无私地来义务工作的，义买者也是凭自己的爱国心自愿捐助的，彼此都感到能为祖国出钱出力十分光荣，全都在其中倾注了对祖国的无限深情。

　　有一位当年曾在缅甸目睹过华侨踊跃捐输实况的记者，作过如下报导：

　　“记者于六日晚由仰光搭火车转赴泰缅边境时，在一个距大市不远的小站上，遇到一群当地 华侨学校的小同学。他们在车厢内作五分钟的鼓动演讲，劝谕乘客捐款，为祖国购机以抵御敌人的狂炸。他们的话说得许多华侨乘客都掉下了眼泪。大家解囊捐款，连一个印度工人也受感动，抢上来捐了半盾钱。他还抱起那个中国小学生来亲吻，并以英语大呼：“中国抗战胜利!”目送这群小同学下车，我深深地受了感动。看看表，时已午夜，他们的背影消失在寒冷的大雾中……这情景即使在国内也不多见啊!”

　　针对战时国内物资极为匮乏的情况，缅甸华侨和其他各地侨胞一样，在巨款汇济祖国外，还 募集或捐款购赠了大量物资。例如，为了加强祖国防空力量，从1938年起由各救亡团体曾筹款献赠“缅甸华侨第一号”战斗机，福建女师校友会曾演剧筹款献机，仰光航空建设支会发起过一元献金购机运动。此后，又由各侨校募得缅币四万九千余盾购机两架，命机名为“缅甸华侨学生第一、二号”。为了捐献救护车，1940年由缅华救灾总会发动全缅侨团、学校献车一百辆，募得缅币十四万五千九百○一盾，购车十辆编为“缅华学生第一号”至“第十号”。为了替前方将士和难童们征募寒衣和药品，缅甸救灾总会仅于1937年一年内就由红十字会或妇救会交海轮运回衣服七百捆左右，药品一百五十箱和棉毡、药棉、麻袋等。

　　鉴于沿海工业基地遇受破坏，后方经济落后，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从根本上来解决物资供应 紧张的困难，以支持祖国长期抗战，许多华侨还集资回国兴办实业和银行。例如，南侨总会在重庆筹设大型制药厂，胡文虎等组建华侨建设公司在福建种植特产、增设工厂。缅甸华侨中也有王振相等集资兴办中南有限公司，在云南建胶轮复制厂，梁金山等集资在昆明举办侨民银公司，等等。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侨资企业后来或者夭折或者成效不大，但是华侨殚思极虑报效祖国的赤忱丹心，却留照汗青，堪为后式。

　　回国参加保卫祖国的战斗直接抗击日本侵略者，向祖国提供各种急需的技术人才支持抗战，是抗日战争时期缅甸华侨爱国运动的另一重要内容。为了选派抗战急需的技术人才，缅甸华侨的抗日救亡组织还专门为自愿回国参战或服务的青年组织了训练班。例如，1938年3月由张瑞隆等发起组织“缅甸华侨义勇工程队”，参加者约百余人，假宁阳会馆及武帝庙进行训练，8月乘轮返国编入陆军特种工兵团。同年1月，“缅甸华侨筹赈委员会”主席及前主席林克逊、陈洪安、陈福星、王相尧等人发起组织“缅甸华侨救护队”，经过考试从报名者中录取了50名青年学生、工人和店员。他们经过短期培训后回国，在广九路沿线，分为三个分队投入抢救和安置伤员的工作。仅一夜工夫，就救治轻重伤员百余人。深圳失守后，流离失所，一部分队员坚持要求北上抗日，参加了八路军兵站医院工作，深受军民欢迎。

　　沿海地区失陷后，我国西南联接缅越的通道便成为对外联系和获取外援的大动脉，而在敌寇侵占越南使滇越铁路失去作用后，滇缅间的联系更成为我国最主要的国际通道。日寇为了对我实行封锁，企图切断我国与外援的一切联系。因而，围绕这条重要国际交通线展开的封锁与反封锁的斗争，便成为抗日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条西南国际交通线，实际上包括着滇缅公路、中印航线和中印公路三个部分，而作为主干 的是滇缅公路。在滇缅公路被切断时期，中印航线执行运输盟国供应任务，曾运输物资四万八千三百九十七吨。但这条航线因要飞越喜马拉雅山，困难很大。1945年1月，从印度雷多到缅甸密支那的中印公路通车。由密支那起，分为一线经腾冲至龙陵与滇缅公路衔接，另一线由缅甸八莫、南坎入境到畹町也与滇缅公路相接。中印公路又称迪史威公路，至抗战胜利时止，通过它所运输的物资达五万吨。

　　闻名中外的滇缅公路，全长一千一百四十六公里，由昆明直达缅甸腊戍，于1939年1月10日 全线正式通车。由于从腊戍起，便与缅甸南部诸出海口岸相衔接的铁路相接，运输的费省、时短、量大，因而在抗日战争中起过特殊重要的作用。

　　当时这条公路上的运输任务极为繁重，仅西南运输处就有上万辆卡车在日夜不停地进行抢运，可是仍因车辆和机工严重不足，感到力不从心，难以完成运输任务。缅甸华侨了解到这个 情况后，除采取了租雇居缅印侨的车队来帮助抢运的措施外，还掀起了捐款献车的热潮。在热潮中同心合力，“大家互相勉励，互相督促，而且竞赛着。”1939年春，有三千多名华侨机工响应陈嘉庚先生的号召，毅然回国到滇缅路上来服务。缅甸华侨自动热情地负起责任接待这些分别由马来半岛、北婆罗洲、荷属东印度群岛(即今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地云集新加坡后，分批经西贡、缅回国参加反封锁运输战斗的华侨机工。

　　南洋华侨机工的表现是感人至深的。有一位当年采访过这些华侨机工的记者曾这样写道：“几乎每个人回国来参加抗战的经过，都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史实”、“当此路通车之始，华侨司机就做了开路先锋。他们驾车疾驰至芒市、遮放一带，每天遭遇流行的恶性疟疾，平均死亡率每日约计七八人。滇缅路重开之后，敌机的狂炸愈趋愈烈。但华侨司机们并不因此而气馁。他们自动踊跃地参加华侨义勇抢运大队，在敌机翼下拚命地为祖国抢运抗战物资，前仆后继，以加紧运输来为死难的同胞复仇!整个滇缅路的运输就依靠这些抗战英雄的壮烈牺牲来维持!他们常常很严正地对我说：‘只要是为了抗战，则这些死难者光荣的血决不是白流! ’”这些英雄们不分严寒酷暑、不分昼夜地在崇山峻岭和陡壁悬岩之间奔驰，不顾自身的安危奋战在运输线上。许多人为抢运累到病倒，许多人在日机的轰炸下牺牲，许多人因雨季坡滑跌下山谷或突遇山洪、塌方而人车俱亡、为国捐躯，但仍旧前仆后继，再接再厉，勇往直前。中华民族有由这样的战士如此光辉动人的战史是足以自豪的!

　　为了切断我国外援，日寇不惜用一切手段来封锁滇缅路，因而不断向英政府施加压力。如前所述，英政府幻想以妥协求苟安而与日本在东京签订“英日协定”，自1940年7月18日后封闭了滇缅公路三个月，停止缅甸与香港对我军需品的运输。中国人民对这种卑劣行径极为愤慨。《新华日报》发表了社论，对英政府提出严正抗议。英国人民对英政府牺牲中国利益的无理措施，也表示抗议，有二十五万人签名请愿重行开放。英国政府迫于中外舆论不得不于三个月后重行开放。在此期间，缅华侨胞在救灾总会的领导下举行过滇缅公路复运周等活动，努力争取缅甸人民的同情支持，并联合缅中文化协会致电英政府要求重行开放。与此同时，因禁运后发生的主要困难在于由国界处隔断了原为联接着的中缅交通。英政府以缅北路面不坚固为借口，不许我载重卡车进缅，但实际上缅境内的缅北公路上小量的商旅运输仍未停止。所以，如能取得缅甸广大人民的支持，和边民的合作，由缅华侨胞负责缅境内的运输，再由我国运输机构接运回内地，可以突破封锁。由于缅甸华侨中经营运输业的侨胞积极地和我国运输机关密切配合，使被封闭期间的滇缅公路的运输，虽受到很大影响却并未完全中断，为反封锁建立了功勋。

　　同年秋，日军在占领越南和泰国后，兵锋直指缅甸。当时英军在欧洲战场失利，远东战场上兵力薄弱，因而又希望中国出兵共同防御滇缅路。12月23日，根据中英协定中国组织远征军准备入缅。次年3月12日，远征军三个军共十万兵力入缅与英军并肩作战。《新华日报》为此发表了社论，慰勉远征健儿努力作战。缅甸华侨由“南侨疏散会”主持了接待远征军的工作。可惜远征军因入缅过迟，处境被动，战事不利，最后一部分退入印度，一部分溃退回国。1943年10月下旬，中国远征军重入缅北开始反攻。缅甸华侨紧密配合，又成立了“八莫华侨互助会”等组织主持招待和慰劳过境远征军，并购买了大量毛巾、牙刷、牙膏等用品和香烟制成慰劳袋，袋上大书“为国争光”四字前往战地医院慰问伤员，并于新一军克服缅北之后，在皎脉和西保等地为阵亡烈士建立了纪念碑。

　　生活在国内的缅华侨眷，在抗日战争中同样是尽其财力、物力、人力地作出了巨大贡献。以聚居于云南著名侨乡——腾冲和顺的侨眷为例：当芦沟桥事变一周年时，他们就在本乡双虹桥东北角的大路边竖立起一座“七?七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用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上海“八?一八”惨遭日机大轰炸后，他们又捐款寄沪赈济失去父母的孤儿。1942年4月底5月初，为了接待由缅退回的远征军及逃难的闽粤难侨，他们特设了接待站不分昼夜地供应饭菜、茶水和医药。在1942年5月腾冲沦陷后的腾北游击抗战时期，该乡出钱出力出人支持最多。1944年5月，远征军强渡怒江开始反攻后，第二十集团军司令部设于该乡图书馆内，大批部队均驻扎在和顺。侨眷和全县人民一起，以全力为远征军运送粮秣、弹药和抬送伤员，协助部队作战，有力地配合了滇西反攻。

　　抗战爆发以后，原来就和日本侵略者有勾结的汪精卫亲日派集团，暗中又在策划叛国投敌和进行反对抗战的活动。这一阴谋被马来亚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获悉后，立即在报刊上公开揭发，得到全国人民和各地华侨极大的支持。陈嘉庚先生并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在参政会上正式提出“敌人未退出国土之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汉奸国贼”的提案，获得大会一致通过，使汪记亲日派遭到痛击。1938年12月，汪精卫、周佛海等败类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充当汉奸公开投敌。南侨总会立即向国民政府发出急电，要求公布汪逆罪行，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并且严正声明：东南亚华侨拥护抗战到底。各地侨团紧接着也迅速地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讨汪运动，反对卖国投降。

　　汪逆集团叛国后，一度曾幻想分化华侨，因而向南洋大量寄发其反动书信报刊，企图进行游 说来动摇华侨坚决支持抗战的信念。各爱国侨报和侨团觉察到这一阴谋后，立即进行了无情的揭发，敦促侨胞们一收到这种邮件就立即焚毁。同时，大张旗鼓地举行讨汪宣传，发行反汪特刊，撰发社论，发布通告，针锋相对地予以痛斥。

　　缅甸爱国华侨除同样发出过通电、举行了反汪宣传集会和游行外，仰光救灾总会在“七?七 ”抗战三周年纪念时，还特别举行了追悼殉难军民及讨汪锄奸大会，全场情绪激烈，一致通 过拥护抗战国策，并发动筹款一百万元作为缉拿汪逆的奖金。这项活动又与在侨胞中早已展开的抵制日货运动相结合，而成为缅华抗日救亡运动的另一重要内容。

　　为了抵制日货，早在1937年10月2日，缅甸华侨已组成“全缅华侨抵制日货总会”。这个运动得到了旅缅印侨和缅甸有识之士的同情和支持，共同组成“华印缅联合抵制日货委员会”一致行动。他们曾筹办了日货样本陈列所，派出劝告队至各地登记日货，并广事宣传使誓不买卖日货和查办奸商深入人心。日货的销售由此受到重大打击，再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充斥缅甸市场了。

　　讨汪锄奸运动在海外进行得如此轰轰烈烈，表明华侨深明大义，是维护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的 重要力量，对克服抗战初期的投降逆流，起了积极作用。

　　1939年底至1940年底，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制造分裂、挑动内战，先后挑起两次反共恶浪。华 侨在海外听到这些消息，无不痛心疾首、忧心忡忡。各地爱国侨团和侨领纷纷发表宣言和谈话，同声谴责和一致呼吁加强团结。在这一背景下，1940年3月陈嘉庚先生和庄西言先生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问视察团”回国，一再表示：“抗战一定要坚持下去，团结一定要加紧，汉奸汪精卫分子一定要铲除，只有这样才能激励侨胞爱国之心，积极帮助祖国抗战”。随后，陈嘉庚率代表团赴西北和延安考察，返重庆后作了“西北观感”的报告，高度赞扬边区的欣欣向荣。同年12月，当他南返经过仰光时，曾在庆福宫门前露台上作了一次报告，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用事实驳斥了顽固派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诬蔑和诽谤，使缅华侨胞更加清楚了是非真相。

　　针对分裂阴谋逆流的出现，缅甸《仰光日报》曾发表过一篇专稿指出：日寇为谋求迅速解决“中国事件”，在加紧军事进攻和经济破坏的同时，战略上已转为由政治上发动“和平攻势 ”为主，即企图挑动中国内战来破坏我之统一战线，必须高度警惕和粉碎这一阴谋。为此， 坚定而严正地表示：“苟有敢破坏统一，资敌以挑拨离间之机会而甘为民族罪人者，我一千一百万华侨当认之为不共戴天之仇敌，与世共弃之!”缅华侨领李文珍先生也向记者发表了谈话，说：“华侨地位之提高，仍从抗战开始之后，我们热望祖国能日趋强盛，能坚持抗战至完全驱逐日寇出中国为止。否则，中途妥协不仅使华侨从此将暗无天日，即国家民族亦陷于万劫不复之境。吾人又深知抗战胜利之保证，在于全国内部团结一致。谁企图分裂团结，即谁为国家民族之罪人!”

　　在海外侨胞的密切配合下，国内外人民一致坚决维护抗日民族统一路线，展开了反对分裂和 内战的坚强斗争，使顽固派企图扩大破裂的阴谋受到制约，从政治方面对祖国坚持抗战到底做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

　　1942年至1945年是缅甸惨遭日寇蹂躏的三年，是缅甸人民水深火热的年代，也是缅甸华侨自 有史以来遭受灾难最为深重的岁月。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缅甸华侨和当地人民一起受尽了法西斯主义的荼毒和迫害。有许多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热心抵制日货和救灾赈济运动的人士受到拘捕，爱国华侨杨名题、叶楷书、林家樵、李伯桑、曾文照等且惨遭杀害;多年来辛苦建立的家业毁于炮火，不知有多少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当时由滇缅路步行或乘车撤退的难侨，千里长程，络绎不绝，估计至少在六万人以上，不知有多少人妻离子散、死于沟壑。但是，即使在这样的困境中，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相互支持，为争取彼此民族独立的共同奋斗，一仍如旧。缅甸华侨除了参加和配合盟军反攻外，在缅甸人民反抗外国殖民主义者侵略的斗争中，是始终和缅甸人民站在一起的，为了向共同的敌人战斗，有许多华侨参加了昂山将军领导的抗日武装，为缅甸民族独立运动的历史增添了异彩。

　　抗日战争胜利已经七十多年了。重温这一页历史，并非仅仅为了铭记华侨对祖国的抗战作出 过重大贡献。我们深信具有爱国主义传统并已在抗战时期更积极地成长为建设一个新中国的重要力量的华侨，必将更加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奋斗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