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人引领巴渝抗日救亡运动高潮
来源：《重庆日报》2011年6月23日   2015-05-05 09:43:56

　　【核心提示】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行径越发猖獗，国内反对外敌、救亡图存的呼声也日渐高涨。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隐蔽在重庆地区的共产党员发动进步青年建立救国会，与帝国主义展开斗争,并积极重建党组织。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加紧对华北地区的侵略。12月9日，北平数千爱国学生，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冲破国民党方面的层层封锁，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引发了全国热烈呼应。

　　重庆进步刊物

　　疾呼抗日救亡共赴国难

　　据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的史料记载，12月11日，重庆大学连夜组成进步组织学生救国会，声援北平学生。《新蜀报》、《商务日报》等进步刊物连日发表消息和通讯，抨击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退让，压制学生爱国运动，并呼吁民众立即行动起来，抗日救亡，共赴国难。

　　12月21日，《商务日报·副刊》发表文章《学生该怎么办？》，驳斥了国民党政府“读书即是救国”的谬论，号召重庆学生组织起来，积极响应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

　　次日，重庆联中、川东师范、二女师、江北中学、治平中学等校的学生相继发表通电，支持北平学生的抗日爱国斗争，要求严惩肆虐逞凶之军警，誓以赤心热血为北平同学后盾。

　　据《新蜀报》报道，12月24日，在重庆大学学生的倡议下，重庆30多所中等以上学校的代表114人集会，正式成立重庆学生救国会（简称“学联”），领导全市学生开展抗日爱国活动。27日，学联派代表向重庆当局请愿，提出“即日出兵讨伐叛逆，收复失地”，“严拿汉奸”，“保障合法组织之救国运动”等6项要求。

　　同时，重庆教育界也成立了重庆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发表《告全市同学书》，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重庆东水门码头工人们拒绝为日轮装卸货物，声援学生斗争。抗日师生还走上街头，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唤起民众。

　　1936年1月4日，学联在演武厅（现较场口）社会会堂，举行游艺宣传会，有十余所学校参加演出，在场的2000余观众都深受感动。

　　3月中旬，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勒令解散学联，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一度转入低潮。

　　但是，有不少学生运动中的进步骨干仍在继续联系，坚持秘密阅读进步书刊等活动，展开抗日救亡运动的讨论。《商务日报》还拿到巴黎《救国时报》刊载的党的《八一宣言》，在进步青年中暗地传阅。

　　部分隐蔽在重庆地区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敏锐地注意到形势变化，又受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启示，酝酿成立秘密救国组织。这其中，共产党员漆鲁鱼起到了核心作用。

　　共产党人主导建立救国会

　　市委党史研究室有关负责人介绍，漆鲁鱼祖籍四川江津县（现重庆市江津区），是四川国民党左派领袖、“三三一”惨案中牺牲的革命烈士漆南薰的侄子。他早年赴日本留学，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步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

　　1929年，返回家乡的漆鲁鱼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漆鲁鱼赴江西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卫生部保健局局长。长征开始后，中央决定派他护理身负重伤的陈毅，并担任江西军区卫生部长。他与部队在反围剿中失散，不幸被俘，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审讯中，漆鲁鱼沉着冷静，辩称自己是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凭借娴熟的医疗技术和英文，漆鲁鱼瞒过了敌人，被关押几个月后释放。

　　1935年5月，出狱的漆鲁鱼开始急切寻找党组织，但因中央红军长征转移，始终无法联系。漆鲁鱼人地生疏，身无分文，却矢志不移，一路乞讨到上海，希望回到党的怀抱。

　　他历经千辛万苦到达上海后，却发现这里也被白色恐怖笼罩。当年12月，漆鲁鱼毅然决定返回家乡，通过自觉斗争引起党组织注意，实现找党计划。

　　1936年2月，漆鲁鱼到达重庆，敏锐注意到《商务日报》的进步倾向，于是以投稿与《商务日报》取得了联系，并结识副刊主编温嗣翔和甘道生、侯野君、刘传茀等刘传福、周永林等一批“救亡青年”。大家常聚在一起谈论时政，以及中共《八一宣言》中提及的组建抗日联合阵线政治主张等问题。

　　共同的志向使漆鲁鱼与进步青年成为亲密朋友，并萌生了筹备组建重庆统一的抗日救亡团体的想法。

　　同年6月，经多方筹备，重庆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重庆救国会”）在漆鲁鱼的寓所———西笑豆浆店成立。会议推选漆鲁鱼任总干事，侯野君任组织干事，温嗣翔任宣传干事，陶敬之、饶友瑚任干事，组成干事会。

　　鉴于当局对公开社会团体的严格控制，重庆救国会确定为秘密组织。随后又成立了“重庆学生界救国联合会”，也采取秘密方式，简称“秘密学联”。刘传福，周永林等成为“秘密学联”第一批成员。

　　1936年7月，重庆救国会以《商务周报·副刊》名义，开办新文字暑期讲习班，学员有90多人。讲习班只有少量推行新文字的课程，主要是讲述国际国内形势，宣传抗日救亡，并传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发展规律和辩证唯物主义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帮助学员选择革命的道路。

　　讲习班结束后吸收了20多人参加重庆救国会，为救亡运动培养了骨干，也为党组织的重建储备了人才。

　　在党组织引领下掀起救亡高潮

　　重庆救国会成立后开展的活动，引起了中共上海特科派往四川开展工作的张曙时的注意。1936年9月，他从成都秘密来到重庆，通过刘传福与漆鲁鱼等取得了联系，开始对重庆救国会在政治上予以指导，要求重庆各界抗日救亡力量团结一致，发展统一战线，把公开和秘密、合法与非法的斗争结合起来开展活动。

　　从此，重庆救国会正式纳入党组织领导之下，其活动和影响迅速扩大，先后成立了重庆职业青年救国联合会（简称“职救”）、重庆学生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学救”）、重庆文化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文救”）等组织。其中除“文救”是公开团体以外，其余都是秘密组织。此外，在他们周围还分别联系和团结了一些公开团体开展公开的救亡活动，这使得重庆救国会迅速成为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核心。

　　“七七事变”之前，国民党当局禁止抗日，抗日救亡运动被视为非法。重庆救国会通过各种关系，利用当时重庆主要的两家报纸《商务日报》和《新蜀报》，作为宣传抗日救亡以及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主要阵地。随后，重庆救国会所掌握的舆论阵地逐渐扩大到《齐报》、《人力周报》、《春云》等报刊。

　　通过这些舆论阵地，中共中央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等文件，宋庆龄响应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声明，以及斯诺的《中国的新西北》等进步文章，得以在广大进步青年中广泛传播，有力推动了重庆地区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步入高潮。

　　1936年11月，傅作义部在绥远奋起抗日，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忱。重庆救国会联合文化界知名人士在《商务日报·副刊》上刊出启事，发起各界援绥募捐，同时发动“学救”、“职救”分别组织劝募队到街头、乡镇、娱乐场所、公司银行进行宣传募捐，工人、农民踊跃将自己低微的收入捐献出来。据《新蜀报》报道，巴女中全校同学自发集体绝食一天，以伙食费作捐款。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在同年“九一八事变”6周年纪念日，重庆救国会举行歌咏大游行，参加者达3000多人。1938年“七七”和“八一三”纪念日，救国会组织14个青年团体举行盛大的纪念会和火炬游行，轰动整个山城。

　　1937年至1938年间，抗日戏剧和歌咏活动最为频繁，救国会下属的“怒吼剧社”等各个演剧队，以及陆续从外地来渝的戏剧团体共20多个，共举行大型戏剧公演70多场，演出剧目50多个，集中揭露日寇的野蛮罪行和讴歌中华民族的反日爱国斗争。

　　以救国会成员为骨干的救亡团体还到长寿、涪陵、丰都、万县、江津、綦江、北碚、合川等地，深入到农村的田坝，深入到兵工厂的工人、川军的士兵、工商界上层人士，乃至华侨巨商之中宣传抗日。1937年秋，救国会骨干应邀参加了华侨巨商胡文虎、胡文豹兄弟组织的虎标永安堂抗日宣传队，到下川东六七个县宣传演出。

　　1938年6月，救国会组织“六七战地工作团”，随川军第67军奔赴抗日前线宣传演出。此外，救国会还举办暑期文艺讲习班、文艺研究会、战时知识训练班、救亡图书室、平民识字班、平民夜校，邀请社会知名人士定期参加演讲会，广泛宣传联合抗日和抗战必胜的道理。

　　重庆救国会成立后，漆鲁鱼等共产党员十分注意将抗日救亡与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结合起来，组织会员学习和宣传党对抗日的方针、政策，引导骨干分子学习马列主义常识和党的基础知识，传授与敌人进行地下斗争的经验。在救国会影响下，许多进步青年的觉悟不断提高，积极要求入党。1937年底———1938年上半年，救国会就先后输送100多名进步青年前往延安和抗日前线。

　　市委党史研究室有关负责人表示，重庆救国会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重庆党组织尚待恢复重建的关键时刻，担负起了组织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重任，使这一活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为重庆地方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本报记者 罗静雯 实习生 邱恋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