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后的抗日救亡
来源：镇江地方志   2015-05-05 10:00:21

　　民国20年(1931年)9月18日，根据不平等条约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次日即占领了沈阳、长春等二十多座城市。民国21年1月28日又进攻上海。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镇江人民游行示威、抵制日货、敦促政府抗日，进行了一系列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民国26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北京卢沟桥发动进攻，7月底即占领了我国平津地区。8月13日又在上海发动进攻，企图迅速亡我中国，在面临家破国亡的严重时刻，镇江人民组织人力、物力，支援前线，并积极备战，准备与侵略者作殊死的斗争。

　　1．九一八后的反日救国运动

　　民国20年(1931年)7月1日，日本侵略军在东北长春制造“万宝山”事件后，又于7月4日在朝鲜煽动排华暴动。镇江各界人民在7月23日组织了“反日援侨委员会”。9月20日，省民众教育馆工作人员收听到九一八日本侵略东北沈阳的消息，立即到伯先公园正在举行的赈灾游艺会上向观众作了报告，散发了“日本出兵东三省”、“同胞们！快起来共赴国难！”的传单，揭开了镇江人民反日救国运动的序幕。

　　[抗议示威、宣传反日] 9月21日，镇江反日援侨委员会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沈阳危，东北不保，全国祸患，迫在眉睫。……希加紧反日，誓以头颅热血与之周旋，达我复仇、雪耻、救国之目的。”9月22日下午，镇江数万市民涌向仁章路县公共体育场参加各界民众反日救国大会。大会呼吁全国同胞一致行动起来，厉行革命外交，永远对日经济绝交，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并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南京国民政府，“要求克日对日宣战”。会场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气氛极为激烈，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为进一步唤醒民众，扩大抗日宣传，省立镇江中学各班级轮流停课深入工厂、农村、街头，宣传日军炮轰沈阳、杀我同胞、占我国土的暴行，宣传当亡国奴的痛苦和对日经济绝交的意义。设在黄墟镇的镇江县师的学生组成若干分队至谏壁、大港、埤城、辛丰、黄泥坝等集镇进行反日宣传，并于每周星期日晚上，召开黄墟镇民众反日宣传大会。穆源等小学的儿童也打起小纸旗，走上街头宣传反日。省民众教育馆派出的乡村宣传队常常徒步往返几十里，饿着肚子宣传，演讲者激昂慷慨，声泪俱下，听众无不为之动容。他们以群众熟悉的民间小调，填以抗日内容的词句，广泛演唱。熟悉的曲调，悲愤的歌词唱遍城乡，催人觉醒，勉人奋进。

　　9月26日，江苏省会各界反日援侨会扩大组织，改名为江苏反日救国会(下称反日会)。

　　9月29日是镇江各界反日救国扩大宣传日，各学校、机关、团体统一行动，上午7时全体宣传人员集中到伯先公园开会，分发宣传用品，后由伯先公园出发，从银山门到西门大街逐店逐户宣传。下午，各中小学在伯先公园演讲厅举行反日化装演讲大会，省立镇江中学的反日双簧、五条街小学的活报剧《兽行之日人》、达仁小学的《沈阳血》、忠肃小学的《血书》、私立镇江中学的《自救之声》，都感人至深。

　　10月5日至11日，镇江各界群众又一次统一行动，举行省会反日宣传周。宣传周期间召开2次演讲大会，2天集中宣传，3天分头宣传。《新江苏报》、《江声日报》、《苏报》在宣传周内连续编印反日特刊；镇江戏剧界积极编写反日剧目，曾先后演出过《民族之光》、《亡国惨》、《龙江城上》、《是时候了》等话剧、平剧；说书艺人于10月14日集会，决定将反日的宣传内容编成小曲、弹词，使反日宣传通俗化、普遍化；民众教育馆收集资料，绘制成各种图表，举办了“日本侵略中国”中心展览室；六所县立小学联合举办了反日书画展览，展出儿童反日宣传作品数千件。

　　[抵制日货、惩办奸商] 镇江反日援侨会成立后曾组织日货检查团，拟定处置日货办法和《惩戒奸商条例》，组织纠察队在车站码头稽查日货。九一八事变后，各界群众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仇恨与日俱增，查禁日货运动更加迅速发展，反日会在原有纠察队的基础上，扩充建立了工人、学生组成的18个纠察队。

　　镇江工商界在国家危亡之际，大部分人都表现了爱国热情。光华印刷公司9月28日在《新江苏报》上登出启事：“日本肆虐，侵我东省，稍具血气，靡不痛心，凡各学校、各团体在此期间来印抗日文字及唤醒国民文字传单者，除纸墨费外，一概不收印工，以尽敝公司一点国民责任。”西药业各商店每月发售日货约3万多元，决定牺牲营业，自动将全部日货封存。镇江商会在10月6日开会议决，通知各业商店，限本月10日止，对各店所存日货一律封存完毕，如有故意隐匿或企图私售者，一经查获，一律充公焚毁。但也有少数商人无视反日会之决定，仍然私进日货；不顾商会之决定，表面上封存日货，却暗地启封，或转让抵押，或改头换面，冒充国货出售。10月7日，纠察队在镇通码头查获悦来运输公司承运进口日糖50包，日纱20件，日纸3件，当即送抵反日会。同日又查获傅耕记纸店日纸2大件，反日会将这2大件日纸当众焚毁于县公共体育场。到10月17日止，共查封日货3324件，估计价值30余万元。10月初，有些布商偷偷将一批日本白布送至凌义兴、凌合兴两染坊加染上色，想冒充国货出售。反日会根据染坊工人的报告，赶到两染坊去检查，证据确凿，全部日货被抬到反日会封存。两染坊老板四处活动，竟通过商会至反日会强行抬货，企图逃避惩罚，工人纠察队出面阻止，又与工人纠察队争吵，致事态不断扩大。扛运业、金银业、荧昌火柴厂的工人非常气愤，立即推派代表向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严正声明：“此种万恶奸商卖国，商会应负责处理，若领导全省之省党部不严予处理，我工人将全体罢工。”镇江商会对此事不仅没有严肃处理，还在10月9日《新江苏报》头版将凌义兴等商号颠倒事实真相写给商会的呈文，用商会名义全文发表。省立镇江中学反日救国会得知上述情况后，立即集合全校学生，会同私立镇江中学学生奔向商会，要求严惩破坏反日运动的奸商，要求商会会长出面答复。商会会长避而不见，副会长出面敷衍，学生气愤之极，砸了商会，学生蒋南翔(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务院高等教育部长、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等职)还切断商会电话线。公安局长陈复闻讯赶来，见商会里里外外涌满学生。情绪都很激动，也不敢压制学生。学生押着商会副会长游街，并至省党部请愿，要求严惩破坏反日救国运动的奸商。

　　不几日，又发生了大福洋货号经理刘少云擅自将封存日货启封抵押的事件，学生又拖刘少云游街，并用锣鼓开道，路人争相观看。这充分反映了镇江各界群众对破坏反日救国运动的愤怒和抵制日货、对日经济绝交的决心。

　　[爱国青年以身许国] 在反日救国运动中，爱国青年为国家的存亡，时刻准备奔赴战场。但是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使爱国青年报国无门，他们当中有人因此而自杀，有人因此而绝食。

　　广新茶号青年店员方涤尘，眼看东北国土大片沦于日军铁蹄之下，国民党政府却“一味摇尾乞怜于国联之前，以求公断”。他在9月28日愤然离职，经上海、青岛、再向北方，寻找东北抗日义勇军，他留给其兄长的信中说：“我宁为战时鬼，也不愿当亡国奴。……我要投入东北军中，站到抗日的最前线，为国杀贼。”

　　省立镇江中学学生朱士楷“愤于暴日侵凌，国将不国”，积极参加抗日义勇军，准备与日本作殊死战斗。此事被其父知悉，以父病危拍急电令他回家。他回家后才知受骗，由于家中看管得紧，他愤而服毒自杀。他在写给同学的遗书中说自己“不能与同学共赴国难为罪”，因而自杀，“希望同学努力杀贼!”时年仅18岁。

　　省立镇江中学学生鲍恩琰、薛白因对国家前途忧愤异常，为进一步唤醒群众，迫使当局出兵抗日，从当年的11月2日开始绝食。此事在镇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界人士对他们的爱国热情极为赞佩，纷纷致函、派员表示声援和慰问。他二人虽经老师同学“再三力劝、终不改志”。绝食至第7天，校方恐出意外，要求家长迅速领回，以挽救两个年轻人的生命。其中鲍恩琰因体质较差，送医院抢救无效，为反日救国运动献出厂自己年轻的生命。省立镇江中学为他召开了追悼会，各界人士敬送挽联数以百计。校长任中敏写了一副讽刺当局的对联：“寿者勿为夭者惜，绝食其如肉食何！”当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假惺惺地前来参加追悼会时，看到这副对联，只有悻悻离去。

　　朱士楷、鲍恩琰和薛白的行动虽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反映了当年镇江青年誓与日本侵略者决死战斗的昂扬斗志和赤诚的爱国热心。

　　[从反日救国到反蒋]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一致要求政府出兵抗日。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对内仍然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之政策，要求民众：“严守秩序，服从政府，尊重纪律，勿作轨外之行动。”从11月起日军大举进攻辽西，威逼华北，全国同胞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与日俱增，国民党内部“宁、粤”矛盾，各派系之间的斗争也十分尖锐，要蒋介石下野的呼声日益强烈，蒋介石为了应付这一局面，11月19日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诡称“个人决心北上，竭尽职责，效命党国。”为了揭露蒋介石欺骗人民的阴谋，全国各地掀起“送蒋北上”的运动。11月28日，镇江一万多人在体育场开“送蒋北上”大会，强烈要求蒋介石履行诺言，立即北上抗日。当时上海、苏州、无锡等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组织请愿团赴京请愿。镇江一千多学生闻讯，赶至火车站，参加了这一请愿队伍。11月底，日军已将侵略魔爪伸向锦州，炮击天津，华北十分危急，蒋介石竟指令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在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天津共管”的卖国建议，全国舆论大哗，北京大学学生首先组织“南下示威团”。12月5日，北大南下示威团被南京军警打死1人、受重伤33人，有185人被捕。蒋介石又电张学良，严令阻止北平学生南下请愿。中共江苏省委于12月6日发出紧急通知，号召各地党组织动员学生罢课，到南京示威，进一步引导群众参加抗日救亡斗争。12月7日，以省立镇江中学为骨干的江苏省中学生反日救国会在镇江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全省中学一律罢课，声援北大被捕学生。8日下午，镇江的中学生和反日会工作人员千余人冒雨集会游行。省立镇江中学反日救国会发表的《告民众书》写道：“……最近我们的代表竟在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及共管天津两办法，真是丧心病狂，把中华民国葬送得太快了！日人在沈阳一带杀人放火，锦州便成中立区，日人如在南京、上海杀人放火，镇江就成中立区。日人在天津开大炮，天津就被共管，上海、南京、九江、汉口、福州、广州等处日人都可开大炮，这些地方都可被共管。同胞们……瓜分豆剖，亡国灭种的惨祸就在目前了! ……速起救国：速起自救! ……”这篇《告民众书》言词痛切，矛头直指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爱国学生的反日救国运动已发展为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活动。省教育厅奉命在12月9日电令各省立中学及县教育局阻止学生请愿罢课，镇江各中学置之不理。12月10日，二千多人冒雨游行。12月13日，京、沪、平、济示威学生在京成立了联合办事处，决定在17日举行全国总示威。17日上午，省立镇江中学、崇实女中、京江职中、江苏职中等校数千名学生在体育场召开大会，谴责当局的卖国外交，强调督促政府以实力对外，呼吁团结一致，置日本侵略者于死地。大会结束准备游行时，私立镇江中学学生向大会报告，本校校长执行教育厅电令，已借故将学生放假回家，阻挠学生参加大会。主持大会的学生非常气愤，立即将游行队伍开到私立镇江中学，拖校长游街。这表明学生敢于对国民党当局破坏学生爱国行动的行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国民政府的卖国行径，在镇江各界同胞中，也同样激起极大的愤怒和不满。12月13日，镇江100多个团体派出近百名代表组成了江苏省会各界民众请愿代表团，由《江声日报》主编刘煜生任团长，去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并提出要求：一、立即宣布对日绝交，召回驻日公使；二、要求蒋介石实践前言，即日北上，以武力收复失地；三、责令张学良戴罪立功；四、撤惩外交部长顾维钧；五、即日退出国际联盟；六、尊重总理遗教，组织民族国际。

　　12月15日，蒋介石“宣布下野”，但是政府当局对广大群众爱国运动的镇压并未停止。

　　12月1 8日，国民政府通电严令各地军政当局制止学生团体出境游行示威，发表了《告诫各地学生书》，指斥学生的爱国行动是“扰乱治安”，“暴动行为，应由各地长官严厉处置”。江苏省政府一面通知各校提前放寒假，迫使学生离校返里，对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则寻找和制造借口，分别给予开除、停学、记大过的处分，对支持学生爱国举动的教师、校长则用免职、解聘的方法使其离镇；同时以维持地方治安为名，宣布实行戒严措施，轰轰烈烈的九一八后兴起的反日救国运动又被国民政府镇压下去了。

　　2．一二八以后的抗日救亡斗争

　　民国21年(1932年)1月28日晚，日军在上海大举发动进攻，驻守在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抗击。国民政府不仅不给上海抗战军队一兵一物的支援，反而扣夺国内外人民的捐款，断绝广大人民对上海抗战军队的接济，并用解散义勇军、取缔抗日团体等各种卑劣手段，阻挠人民抗日。

　　镇江人民因国民党政府戒严，禁止人民的抗日救亡活动，不能进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但仍然用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爱国之心，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成立国难救济会] 日本侵略者以炮火轰炸工业发达、人口密集的上海，致使多人死伤，多人无家可归。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委员会动员并遣送难民回原籍或到远离上海的地方投亲靠友。镇江是返回苏北的难民必经之地，过境难民每日数以千计，有时高达万人。为使上海难民安全到达目的地，镇江各界人士于2月13日成立“镇江国难救济会”。筹募救济款，发放食品，调配船只，及时输送难民；并设立难民收容所，安排不能及时出境的难民住宿。国难救济会的委员，多为社会名流及工商界人士，他们分日夜两班，处理救济事务。

　　[节衣缩食，支援前线] 一二八战事发生后，镇江人民节衣缩食、捐钱献物支援前线。十九路军为筑工事，急需麻袋，镇江赶制了麻袋1万多条送往前线。亨得利钟表公司的徒工和店员无钱可捐，献出眼镜50副，指南针12只。战事停止后，镇江民众教育馆为募集镇江号救国飞机，一面向各界人士募捐，一面从当年5月起全馆工作人员按月在薪水中提取百分之三，作为捐献救国飞机的基金。

　　[痛殴登陆日军] 日本侵略者在发动淞沪战争的同时，就增派军舰入我长江，俟机侵我内地，横行镇江江面的日舰，最多时有34艘。2月14日，泊驻镇江的日本望月号驱逐舰有3名士兵登岸购物，在小招商局码头被数百名群众咒骂，并有几名怒不可遏的群众殴打了他们。虽有数名警察上前阻止，但无法驱散愤怒的人群，直至公安局闻讯派来大批军警，才将人群驱散。公安局长及督察长亲自送这3名士兵上船，并向日方道歉，日人无理扣留了我公安局长等人，并对之辱骂，还向江苏省政府提出8条无理要求，其中包含严惩凶犯，赔偿损失，处分军警长官，取缔报纸中有伤中日感情的文字及排日传单等。此事吓坏了国民党当局，外交部和江苏省政府又是道歉，又是赔款，给受了侮辱的公安局长以记大过处分，并答应坚决不容许人民群众写反日的文章，喊反日的口号。因政府持忍辱退缩的态度，3月16日四艘日舰在镇江江面并列横行，撞翻民船30多只，并使34人落水。

　　3．反帝大同盟小组

　　镇江中学历史教师张大东在九一八事件发生后，和爱国学生一起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并在学生中举办“日本问题”的讲座，向学生介绍日本国内情况及其侵华野心，颇得进步学生的尊敬，他们经常聚集在张大东宿舍里纵谈国家大事。民国21年(1932年)5月，上海反帝大同盟派戴曙光(中共党员)到镇江物色并发展盟员。戴曙光与张大东是同乡，到镇后就住在镇中教师宿舍内，见到了接近张大东的一些进步同学，他们均同意组织起来共同抗日。于是在戴曙光的组织下，反帝大同盟小组在镇江中学成立。参加的成员有张大东、陈训、陈铭德、陈燮声、庄寿慈、李澜坡、吴瑶华等10余人。其中陈训是民国16年(1927年)入党的中共党员，参加过民国17年如皋县的“五一”农民暴动，后因组织被破坏而失去党的关系，九一八以后他又和中共镇江县委接上了关系。反帝大同盟小组通过他得到了县委的领导。县委组织他们，阅读党的报刊，研究马列主义。陈燮声曾在镇中校刊上发表了一篇《两种不同的经济学者对于资本主义的态度》的文章，介绍马克思的观点。他们还掌握校内的宣传工具，争当校刊、壁报、图书室的编辑和干事，撰写抗日和抨击腐败政治的短文。学校经常出现各种革命标语和传单，他们甚至将县委发给他们的《红旗报》也陈列于图书室。这些革命行动使学校领导害怕了，开除了陈铭德的学籍，并给庄寿慈、尹钟瑾以留校察看处分。后来，中共镇江县委遭到破坏，他们失去党的领导，反帝大同盟小组停止活动。

　　4．刘煜生事件

　　民国21年(1932年)7月26日，国民党江苏省政府逮捕了镇江《江声日报》经理兼主编刘煜生，并不顾各方面的反对与谴责，悍然加以杀害。这不仅是轰动镇江的一件大事，也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

　　刘煜生，祖籍江西，民国13年在镇江办了《江声日报》馆。民国19年，永济洲农民因欠焦山寺院租米，有4人被镇江县政府逮捕，刘煜生撰文抨击，并请全国著名律师张迈弹劾镇江县长张鹏。民国20年在全国反日救国运动中，更是积极宣传抗日，发动镇江各界人士组织请愿团。同年12月13日，刘煜生以团长身份率团去南京请愿。民国21年5月28日，他抱着“要犁尽天下不平事”的愿望，改《江声日报》“呼声”副刊为“铁犁”。恰好这时刘煜生又掌握了民政厅长赵启騄吸食鸦片的内情，因此“铁犁”只出版了二十几天就被迫停刊。江苏省政府认为副刊中刊载的《当》、《下司须知》、《边声》、《端午节》等几篇文章是“描写贫民及劳工生活，显有鼓动阶级斗争之用意，察其文字，并含有共党口吻”，是“共产党宣言”，等等。说刘煜生“意图颠覆政府，实属罪无可逭。”悍然查封《江声日报》，逮捕刘煜生及文章的作者于在宽等人。刘煜生被捕后，先是镇江报界同仁呼吁“刘煜生无罪、请予释放”。接着上海、南京、北京等地的新闻记者和律师在全国各大报纸发表文章，抗议并抨击江苏省政府非法逮捕报人的行为。连国民政府的监察院也派员至镇调查，并向行政院弹劾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逮捕拘禁刘煜生是违法行为。顾祝同不顾国人谴责，不按法律程序办事，于民国22年1月21日将刘煜生枪毙。

　　刘煜生遇害后，民国22年2月1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刘煜生遇害事件在上海召开大会，主席宋庆龄在会上号召全国新闻界罢工一天，以抗议政府的暴行。副主席蔡元培在会上发表了谴责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民政厅长赵启騄蹂躏人权的宣言。鲁迅将2月2日报导上述内容的《申报》，亲笔写了日期，一直保存在身边(此张报纸现存上海鲁迅纪念馆)。

　　民国23年1月21日，省会新闻界为刘煜生举行了公祭，京沪各地新闻界人士也纷纷前来参加，大家公认刘煜生是“以新闻而生，以新闻而死，为新闻殉节”。一致赞誉刘煜生是又一个邵飘萍、林白水(邵、林均是我国新闻界知名人士，因揭露北洋军阀，民国13年被张宗昌杀害)。

　　5．秘密读书会

　　民国24年至25年(1935年至1936年)，国民党的特务和密探，已渗入工厂和学校。严密监视进步工人和进步学生的活动。但追求真理的青年学生，仍然秘密组织读书会探讨真理，宣传抗日，其中较为突出的有杨祖彤和杨瑞年分别组织的读书会。

　　杨祖彤(女)，是镇江师范学校学生。民国24年她与校内有爱国进步思想的同学8人组成-个读书会，通过在上海知识出版社工作的童常，得到中共发表的“八一宣言”以及其他进步刊物，秘密传阅，交流心得，研究未来。他们在校内办了刊物，宣传抗日，号召同学们投入到抗日斗争中去，宣传抗日无罪，抗议政府逮捕爱国学生，抨击江苏省教育厅长周佛海宣扬的所谓“读书救国论”。年底，杨祖彤被捕，场祖彤在敌人面前毫无畏惧之色，理直气壮地说：我宣传抗日是爱国，是为厂救国，抗日无罪，救国无罪。校长出面在江苏省党部特务室将其保出。杨祖彤回校后，看到上海学生因支援北京一二九运动又有人被捕时，立即贴标语、写墙报，反对政府逮捕爱国学生，并筹划发动学生上街游行，未及实施又再次被关进监狱，经家长花钱始保释出狱。七七事变发生后，杨祖彤在党的领导下，昂然地参加了抗日斗争。读书会成员树佩华、华世珍、熊开民等也都参加了革命工作。

　　杨瑞年(女)是镇江人。在苏州女子师范读书时，受到一二九运动的教育，就向往共产党。从苏州女师毕业后，在镇江私立达仁小学教书，经常与一些进步青年议论国家大事，研究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抗日决心。他们组织一个秘密的读书会，经常以约伴游览南郊为名，在竹林寺、招隐寺等处的树林里阅读、研讨进步书刊。民国26年春，读书会的大多数成员均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受尽了肉体和精神折磨。直到全面抗战前夕，才被放出。

　　七七事变发生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奔向抗日前线，杨瑞年及其弟杨华年参加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被捕，关押于上饶集中营。赤石暴动中，姊弟二人先后被国民党杀害。参加读书会的刘海燕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于确山战斗。

　　6．七七事变发生后的抗日救亡

　　民国26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卢沟桥突然向当地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发动进攻。欲占我华北。8月13日，日本军队又进攻上海，准备进攻华中内地，均遭中国驻军英勇抵抗，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危难之际，镇江人民全力投入抗日宣传活动和战备工作。

　　[宣传抗日] 7月19日，镇江成立了省会各界抗敌委员会(8月15日改建为省会民众组织委员会)，抗敌委员会7月20日通电中央军事委员会。要求军事委员会立即出兵抗敌，同时电慰在京津地区英勇抗敌的二十九军，并汇去慰问款900元。镇江总工会代表镇江25000名工友向世界各地产职业工会及劳工团体发电呼吁，“请支持正义，对'暴日'采取经济绝交之制裁。”8月13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镇江进入战备状态，8月15日，国民政府明令宣布京沪铁路沿线实行戒严，戒严期间禁止游行集会，所有抗日宣传活动均得在民众组织委员会指导下进行。省民众教育馆组织的巡回施教队，印刷了大量“告难民书”、“告乡区妇女”的传单，制作了许多日本侵略军占我国土、杀我同胞、焚我房屋的幻灯片，至乡镇村庄宣传。省戏剧协会成立救亡演剧队，在城市和农村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张家店》、《一颗炸弹》等日本侵略者杀害中国人的悲剧。九月初，各级学校开学后，均编出抗战教材，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青年学生深入到群众中，宣传抗战，誓死不当亡国奴。

　　[支前、战备] 抗日战争开始后，镇江人民立即捐款，慰问前线抗敌将士及在镇治伤的伤员。并捐献棉衣棉被8万余件，向过境部队献大米300包，面粉2000袋，豆油3万斤，咸菜3万斤。城乡人民还积极献出家中铜铁器，供国家制造抗敌武器。前线形势紧张后，镇江人民全部投入战备状态。中央军委在镇江设立轻重伤兵医院各一所及临时伤兵收容所一所，镇江选派500名壮丁组成担架队，抬运伤兵。城乡妇女经过短期培训，承担护理工作，公私医院的医师全部投入抢救伤员，前后共收容治疗伤兵21000多人。上海沦陷，后来苏、锡、常又相继失守。大量难民涌至镇江，省会民众组织委员会在火车站设立输送难民办事处，在江边船埠设难民招待所。至11月底，即输送难民60多万。当战事需要、国家征发船舶为前线服务时，镇江共出民船2300只，汽船30艘。为抵抗日本侵略者，镇江有23389名青年参加壮丁训练，有167名具有高小以上文化的青年参加了特种壮丁训练，有700名壮丁参加了随军运输队，500名壮丁配合警察作战时巡逻。2000名壮丁配合守军修筑战壕长达50多公里。还有大量城乡人民配合驻军维护铁路桥梁。

　　[投笔从戎] 七七事变发生后，全民同仇敌忾，爱国青年更是义愤填膺，为保卫祖国决心与侵略者血战到底。首先是镇江的三位小学教师王北苑、束荣祖、陈燮声在8月中旬奔向延安抗日军政大学。9月，国民政府为征收新兵，在镇设立征兵机构--镇江团管区，703名青年应征入伍。10月底，上海救亡演剧队至镇宣传演出，熊开民、石炎等人随队西行宣传抗日。11月下旬，省立镇江中学、省立镇江师范和崇实女中的17名宣传员组成江苏省流动化装宣传队，沿运河北上宣传抗日，行至徐州被二十二集团军吸收为军内战地服务团。在徐州会战中，3人牺牲，其余的大部分奔向延安，也有些人经汉口到了重庆，继续抗日。在此同时，镇江弘仁医院9名救护班学员，在院长戴秾季的支持下，携带了医院的部分药品器械西行抗日，在安徽芜湖加入四十九军一0五师，担任军医。至于个别加入抗日队伍的人不胜枚举，如张彦、于在兰(于晶)、赵菊珍(赵磊)、巫之禄(闻捷)、韩晋孙(汪诚)等一批人都是千方百计直奔陕北抗日前线，也有些人是在上海遇到中共党组织，而进入了新四军领导的抗日队伍，如杨杰、王若谷、黄宗林等。农村中的广大青年则自发组织抗日自卫队、抗日自卫团，准备投入保家卫国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