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工队（1938-1940）：抗日救亡的先锋队
来源：临海新闻网    2015-05-11 16:42:58

　　 临海县政工队，是临海县战时政治工作队的简称，成立于1938年4月，并在1940年7月结束。它是在国共合作抗日的形势下组建起来的，名义上是国民党县政府的一个附属机构，实际上是由我地下党掌握的抗日群众团体。

　　 政工队当时是临海共产党联系群众，团结爱国青年，开展统战工作，宣传共产党主张，扩大共产党影响，及培养物色共产党发展对象的一个公开合法阵地，也是国共关系的晴雨表。

　　 由于政工队的存在，抗战初期，临海的抗日救亡运动，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政工队成立的背景及过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国共两党进行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统一战线的影响下，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竑颁布《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号召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全省各县相继建立战时政治工作队，组织青年参加抗日救亡工作。

　　 在临海，张崇文的回来，为政工队的顺利建立做好了铺垫。据曾经整理政工队史实的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吴伯钧介绍，1937年11月，张崇文受省临工委指派，回临海重建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3月，中共临海县临工委帮助国民党县政府开办临海抗日干部训练班，张崇文在训练班作了《抗战必胜论》、《汉奸问题》的演讲，充分阐明保证抗战胜利的要素：实行持久战，反对中途妥协；巩固抗日阵线；确立外交政策；肃清汉奸；统一指挥……

　　 他还作诗《浙江有潮》，诗云：浙江有潮，来自海外；坏我田禾，荡我庐舍。浙江有潮，来自海外；没我母妻，丧我父子。筑我钱塘，固我海防；钱塘钱塘，铁壁铜墙。我有强弩，灭彼寇虏；强弩强弩，维扬我武！

　　 吴伯钧说，这2星期的训练，为组建临海县政工队，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奠定了基础。参加政工队的早期人员，也基本是从这个抗日干部训练班出来的。

　　 1938年4月15日，临海县战时政治工作队正式成立，国民党县长于树峦兼任队长，章伯愚和张向明任副队长，卢文迪任干事长。

　　 曾担任过政工队副队长的陈鹤亭，在1956年时写了一份回忆材料，指出当时政工队的组成人员，包括共产党、进步青年等。

　　 他说，于树峦虽然是国民党县长，但主张贤明政治，对当时临海的豪绅地主阶级是不卖情面的，本身也廉洁。副队长章伯愚，无党派，和共产党接近，当时疾恶如仇，斗争性很强，不和国民党妥协，公开大骂陈启忠。临海国民党县党部对他很头疼，但因于树峦的撑腰，却奈何他不得。卢文迪曾是临海“乙丑读书社”的骨干，一向读书用功，思想进步，虽没参加任何党派，但交往的都是进步的朋友和共产党人。

　　 “政工队是政府与人民间的桥梁”

　　 吴伯钧总结政工队发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抗日宣传和二五减租两大任务上。第一任队长于树峦这样评价：“经过政工队深入各乡以后，临海每一角落的抗战烈火，确已渐渐地燃烧起来了，抗战的歌声到处可以听见，抗战的标语到处可以看见，尤其是全县的户口调查清楚了，‘二五减租’的名词，在每个佃农的耳内响起来，出征军人家属有了优待的希望。”他甚至还说，“政工队是县政府机构中最活泼的部分，是政府与人民间的桥梁。”

　　 而在政工队所作的这些成绩中，共产党员又在其中起了主要的，和带头的作用。政工队员、共产党员杨干在1982年的回忆材料中写道，为了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他们在城区、乡村出街头墙报、张贴标语、街头演讲、歌咏、话剧，办工人夜校、农民夜校，举行群众集会等，宣传内容根据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如坚持抗战，依靠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政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打倒汉奸，反对卖国投降等

　　 他们自编识字课本，课本第一、二课就是：“人民，中国人民，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火！火！火！日本鬼子放的火；血！血！血！中国人民流的血。”以此激发民众的抗日救国热情。同时组织课堂讨论，就日本人来了怎么办等话题，大家发言踊跃，一讨论就是二三个小时。

　　 此外，他们还举办妇女识字班；教孩子们唱抗日歌曲，做“打日本鬼子”游戏；通过这些活动，他们物色其中的积极分子，培养发展中共党员，像王辉、袁桂仙、朱边标都是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

　　 王辉出生于地主家庭，思想比较进步，在活动中对共产党的性质、纲领、任务进一步了解，增进了入党的要求。1939年5月，中共临海县委书记、政工队干事长周振东来桃渚检查工作时，发展王辉入党。王辉在回忆材料中说，自己在上海时，已偷偷地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的著作，如《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等等，如今可以成为一名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终身的光荣的共产党员，心情

　　 除了抗日宣传，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动员农民开展合法的经济斗争，也是政工队的任务之一。在广大农村，老百姓感受最深的是地主恶霸的欺凌、剥削。1938年夏，政工队发动农民、组织农会，实行二五减租。

　　 周振东在1958年的回忆材料中指出，当时的大固乡在当地中共党组织领导下成立农会，召集农民开了大会，并设立各级调解委员会处理纠纷，取得减租的彻底胜利；涌泉区长甸乡农民经政工队宣传后，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与地主的减租斗争；小溪乡农民每人拿出2角小洋吃齐心酒，开会进行减租，由于地主恶霸秦德渠抗拒减租，唆使暴徒将中共党员黄洪涛开枪打死，使得全体政工队员不胜愤怒，第二天都赶到小溪乡举行追悼大会，要为黄洪涛报仇。当地乡民还将小溪小学改名为洪涛小学，以示纪念。

　　 1939年4月，政工队举行成立周年纪念大会，并汇报了一年来的工作。报告中，他们指出，一年来，话剧出演计在不同的6个地方分演过10次；凡是足迹到过的地方，都有他们写的标语；在任何的场合，只要有说话的机会，都尽了宣传的责任；翻印散发《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2000份，《抗战建国纲领》800余份，优待出征军人家属的办法千余份；同时每逢军事上的胜利，与战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都有崭新的文字宣传品问世；借阅并介绍各种抗战书报……

　　 政工队员与国民党顽固派的

　　 斗智斗勇

　　 事实上，国共两党虽然表面上合作，但内部的斗争一直是存在的。因而，政工队员一方面要做好抗日救亡工作，另一方面，又要时刻应对来自国民党顽固分子的找茬和发难，与他们周旋，斗智斗勇。

　　 政工队原副队长陈鹤亭在回忆资料中表示，1938年，临海县长于树峦接受上级指示，在临海筹组政工队，当时陈鹤亭正由天津沦陷后回来在家中，因老友张崇文的推荐，一同协助组建政工队。

　　 张崇文那时是以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来临海工作的，与于树峦交往很好。于树峦评价张崇文年轻有为，见地明澈，很有办法，因此很重视和信任他。张崇文到临海，国民党已是眼红，再加上陈鹤亭等人，他们更是顾虑重重。

　　 国民党顽固分子陈启忠向于树峦要挟，说省里要组织政工队，自己已经想好人选，当即拿出60名国民党员的名单，想要安插到政工队里，并且指出，“你（指于树峦）如果用陈鹤亭和卢文迪等人，他们都是著名的共产党，将来我们的命也没有了。”

　　 于树峦婉言拒绝了陈启忠提出的名单，并表示卢文迪和陈鹤亭都不是共产党，但有爱国爱民的抗日热情，“政工队的人选，我这个当县长的，应该有物色的权利”。

　　 而周振东在回忆中指出，陈启忠最先是想把持战时动员委员会的经费，以便从经费上打击政工队，后遭多方面反对未能得逞；接着又介绍好几个青年进政工队，想作为他的爪牙，结果这些青年思想进步了，反而进入共产党的阵营；他曾经动员国民党的青年干部插入政工队，可因为政工队工作辛苦，待遇低，这些国民党员没有一个肯来。

　　 再后来，陈启忠又勾结国民党县长曹钟麟，趁他新上任，想把政工队进行改组，以便自己掌控。得知陈启忠的意图，周振东等人就赶紧召集各区队员开大会。会上提出，要坚持抗日团体内部的民主性质，领导人员要由队员大会选举，工作方针要由队员大会决定，坚决反对少数人作主改组政工队。

　　 刚巧国民党台州区专员邢震南来临海视察工作，他是个主张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人，政工队就请他来参加队员大会，迫使曹钟麟不得不陪同参加会议。邢震南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政工队的工作业绩，且不指名地批评了某些人干扰政工队工作的错误做法。这样，陈启忠企图改组政工队的阴谋又破产了。

　　 1939年，各国民党专署成立政工指导室，国民党省党部派了一个CC（国民党CC派，即“中央俱乐部”英文简称，是由陈果夫和陈立夫领导的一个政治派系）分子王世杰来当主任，目的是想控制政工队。

　　 这王世杰来了之后，就大张旗鼓地通知队里，自己要亲自甄别队员。他给队员们口试了一个上午，尽问些无关抗日的题目，大家都很反感。在问到一位队员说：“你知道党歌（指国民党）共有几个字？”这位队员就反问他：“你每个礼拜都念总理遗嘱（指孙中山遗嘱），可知道总理遗嘱共几个字？”他回答不出，面红耳赤，只好赶紧宣布上午口试结束，下午开座谈会。座谈会上，王世杰继续宣传反动统一理论，又引起大家愤怒，当场纷纷驳斥他的这个谬论是破坏抗战团结的。

　　 政工队，国共关系的晴雨表

　　 政工队内部斗争，可以说是社会上国共两党关系的缩影。政工队成立之后一年多的时间，基本是中共掌握了实际的领导权，各种活动和宣传口径，都是按着共产党的抗日救亡政策，以及扩大统一战线方针行进。

　　 政工队成立初期，为了加强党对政工队的领导，中共临海县临工委选派中共党员张迈君、俞宿冰、卢里明、张政等，相继加入其中。1938年7月，中共临海县委书记周振东任政工队干事长，并在政工队内建立中共党支部，周振东任支部书记。

　　 关于周振东的确切身份，甚至连他的家人也不是很清楚。1982年，周振东的妹妹周临冰在接受党史资料搜集人员的采访时表示，“那时候我年纪还很轻，不知道什么叫地下组织，只知道哥哥周振东是政工队的，却不知道他是中共党员、县委书记，还是这次看了党史资料，才知道的。”

　　 当时，政工队内设的纠察会、干事会、总务、宣传等各股，以及下属4个区队，主要负责人多数是中共党员。政工队实际上已成为临海共产党组织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的主要阵地，同时过往的地下党员也经常来此联系，政工队又起到了台属党组织联络点的作用。

　　 这一时期，政工队甚至被人说是共产党的大本营。有一次，国民党台州专员邢震南对政工队副队长陈鹤亭说：“人家说你政工队是共产党，你可以回答他说，我就是共产党，你也是共产党，大家都是共产党。”由于邢震南是国民党的老军官，老牌的国民党员，临海的国民党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实行“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共方针，在临海城区，国民党顽固派加快了反共步伐。

　　 杨干是1939年春，经中共党组织决定，调到临海政工队工作的，1940年春撤离。

　　 杨干认为，从1939年春到1940年春，临海政工队的情况，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1939年上半年保持了1938年成立初期的情况，继续在共产党的控制下，共产党和进步青年占该队成员的绝大多数。该队的主要活动和工作部署，是共产党组织起主要作用，整个政工队面貌也比较朝气蓬勃。

　　 1939年下半年以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实行所谓“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政策，开始加强对政工队的控制，国民党临海县党部派了一些三青团分子，进入政工队，对共产党活动进行监视、阻挠和破坏。

　　 当时，由于桃渚益泰当店的被抢，原副队长陈鹤亭已离开。他是一位党外爱国人士，和中共党员能够和睦相处，协商办事。在他任职期间，共产党的活动没有遇到什么阻力。

　　 新派来的是原县政府的秘书周善扬。对此，杨干在党史材料中写道：“此人政治面貌一开始摸不透，既无公开的反共言行，也无同情我党的表现，估计是被派来搞监视的，因而我党队员对他是戒备的。”

　　 原干事长周振东调离临海，接任的是一位三青团骨干分子姚烈，是一个思想反动、敌视共产党的人物，和他一起进来的还有一些三青团分子。这些人来后，政工队的气氛大变，明显地形成两派，不断的发生摩擦争论。以姚烈为首的这些三青团分子，有国民党县部的支持，气焰十分嚣张，经常刁难共产党的活动。

　　 而对于国民党临海县党部书记长陈启忠，杨干认为，这人是一位死硬的反共分子，多次来政工队发出反共叫嚣，公开进行威胁，说共产党提的抗日救亡口号是“共党口号”，政工队不许提这样的口号；说“打倒大汉奸汪精卫”，国民政府没有这样宣布，也不许提；说“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也是“异党语言”，“拥护蒋委员长不应有附带条件”；并公开威胁说，“谁参加共产党活动，到时候会要你好看”。

　　 总之，形势日趋恶化，利用政工队继续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已日益困难。同时，由于政工队中的队员在过去的活动中，面目大都已经搞得很“红”，中共党组织为了预防突然事变的发生，决定逐步将政工队中的共产党员撤出，从1939年下半年开始到1940年夏基本上都撤退完毕。

　　 政工队的名称，也在1940年夏被国民党反动派撤销，改为临海县青年服务队，人事上彻底改组，从此，这个团体成为主要致力于反共活动的反动团体了。
 

　　 当年，政工队的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