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力量：唤起民众觉醒的上海抗战新闻
来源：东方网   2020-05-07 16:42:27

　　?邹韬奋1935年8月从海外游学回到上海，旋即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于1935年11月16日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他在发刊词《我们的灯塔》中明确提出“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认为“团结抗日，民主自由”是当前斗争的主要目标。

图片说明：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以反战和抗日为目标，成为国内抗日媒体的一面旗帜

　　?　　《大众生活》周刊出刊发行后，立即受到广大爱国青年的热烈欢迎。同年12月，邹韬奋旗帜鲜明地支持“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他曾说：“我要掮着这支秃笔，挥洒我的热血，倾献我的精诚，追随为民族解放和大众自由而冲锋陷阵的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　　国民党当局注意到这一情况，派要员去找邹韬奋谈话，要他到南京去同蒋介石晤谈，但邹韬奋却拒不前往。当时有位银行家对邹韬奋劝说道：“你这次要不往南京一行，就只有再流亡海外，国内是休想驻足的!”邹韬奋昂然地回答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图片说明：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杂志

　　一个人的长征 范长江的西北之行

　　1935年7月，著名记者范长江以《大众报》特约通讯员名义，开始了著名的西北考察之旅。范长江的这次西部之行，历时10个月，行程3000公里，说是一个人的长征一点也不过分。沿途他写下了大量的旅行通讯，真实地记录了西北民众的困苦生活，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公正、客观地报道了红军的有关情况。这些通讯以“长江”的笔名在《大公报》发表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大公报》发行量陡增。其后，范长江将这些辑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出版，顿时洛阳纸贵，初版数千部一月内售罄，几个月内就出了七版。

图片说明：杰出的新闻家、社会活动家范长江

　　1936年8月，范长江开始第二次西北之行，在西安事变后到达西安，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并又赴延安采访。对于新闻与人生，他曾说过这样的名言：“欲成大河者，必长其源;欲成大事者，必固其基。源愈长，则此河之前途愈有浩荡奔腾之日;基愈固，则人生之事业愈不敢限其将来。”受到他的鼓舞，许多年轻记者不畏艰险，相继深入前线，进行占地采访，写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作品。

图片说明：范长江著《中国的西北角》

　　从“左翼记联”到“记者座谈”

　　“左翼记联”全称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工作者进步团体，1932年3月20日在上海成立。“左翼记联”成立后，除了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各项实际斗争活动外，还在法租界组织了国际新闻社，向国外报道抗日救亡运动的消息，抨击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此举很快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国际新闻社活动了4个多月后被查封。

　　为了继续进行正义的新闻报道事业，1933年夏，原“左翼记联”的部分成员，选择市中心一家咖啡馆，每周举行一次座谈，讨论新闻业务和抗日救亡运动，并于1934年9月在美商《大美晚报》(中文版)创立了名为《记者座谈》的专栏，每周一期。1936年《记者座谈》同人联合新闻界同行，发表了《上海新闻记者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提出“在这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的存亡关头，我们决不忍再看我们辛勤耕耘的新闻纸，再做掩人民耳目，欺骗人民的烟幕弹”，强烈呼吁实现“言论自由。

　　旧中国报业集团的雏形——“四社”

　　所谓“四社”，就是1932年由张竹平主持经营的《时事新报》、《大陆报》、《大晚报》和申时电讯社4个新闻机构组成的联合办事处的简称。这是一个松散的报业联营，并非同一完整的报业集团，但再一次显示了上海报业向托拉斯化发展的趋势。

图片说明：“四社”之一的《时事新报》

　　张竹平原是《申报》的经理兼营业部主任，他在《申报》工作的同时，逐步也筹建自己的新闻事业。“四社”中创办最早的是《时事新报》，创办于1907年12月。这四个新闻机构都是集资经营的，张竹平实际上主持着各单位的经营权，因此一跃成为上海新闻界仅次于史量才(《申报》总经理)和汪伯奇(《新闻报》总经理)的著名报业资本家。

　　“四社”坚持抗日反蒋的宣传，让国民党政府很是恼火，其命运与“左翼记联”如出一辙，也很快遭到了蒋介石的打击和查封，重压之下，张竹平不得不违心地以20万元的低廉价格，陆续把“四社”卖给了孔祥熙。

　　《大晚报》与抗战时期的上海晚报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形势的转折点，给中国新闻事业带来巨大影响，也改变了上海晚报的状况。“九一八”事变前，上海的晚报有较大影响的几乎没有。事变后，上海的晚报不仅数量多，内容也以积极宣传抗日救亡运动为主旨。

　　从1932年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上海出版的晚报主要有《大沪晚报》、《华美晚报》、《华东晚报》、《平民晚报》、《中华晚报》、《上海晚报》、《民众晚报》、《生活晚报》等，其中以《大晚报》和《大美晚报》最为成功。

　　《大晚报》创刊于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特殊环境中，创办人为“四社”的创始人张竹平。《大晚报》为了争取读者，派得力记者奔赴淞沪抗战前线采访，文章有强烈的现场感;努力使用白话，通俗易懂;重视地方通讯。

图片说明：重视战地采访的《大晚报》深受读者欢迎

　　《大美晚报》原系英文报，影响不大，1933年增出《大美晚报》中文版后，情况大有改观。在稿件的选择上，注意更加适合中国读者的需要，特别把宣传抗日救亡视作全民族的头等大事，放在突出位置。

　　到抗日战争爆发前，上海出版的晚报有60余家，在报业的激烈竞争中，几经沉浮，终于在30年代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在帝国主义入侵，关系到民族国家存亡的历史时刻，能够挺身而出，爱国主义立场十分鲜明。

　　中共领导的《救亡日报》与孤岛前后的抗日报刊

　　1937年“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新闻界在抗战中积极发挥抗日宣传鼓动作用，使上海这个素称全国报业中心的城市，成为抗战初期的全国抗日宣传中心。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不久，《救亡日报》、《抗战》三日刊等一大批以抗日救亡为主旨的报刊纷纷问世，其中《救亡日报》创刊于1937年8月，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革命报纸，由郭沫若担任社长，共产党员夏衍、国民党员樊仲云同时担任总编辑。

图片说明：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革命报纸《救亡日报》

　　在新的报刊纷纷问世的同时，一批在上海租界内出版多年的资产阶级商业性报纸、长期在上海报坛占有一席之地的消闲性小报和国民党系统的报纸，也顺应抗战的历史大潮，报道抗日消息，反映抗日舆论，成为抗日宣传阵营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在资产阶级商业性报纸中，《大公报》、《申报》、《立报》等报纸的抗日倾向尤为鲜明。

　　在1937年12月，国民党军队撤离上海后，上海沦为孤岛，在日本侵略者和上海租界当局的双重压迫下，抗日报刊不得不实行战略上的大转移，迁往内地或者香港。这一时期上海的抗日报纸主要以由外商主办的中文报纸如《大美晚报》、《华美晚报》为主。1938年1月创刊的《每日译报》，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成为“上海新创外商报的第一燕”。几乎与《每日译报》同时创刊的还有以抗日宣传为主旨的英商报纸《文汇报》。这些报纸在孤岛的特殊环境下，利用挂“洋商招牌”，避开日本侵略者的新闻检查，为抗日宣传保留了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