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珍档｜抗战陪都的文化传奇
来源：今日重庆   2020-05-08 15:33:41

　　抗战戏剧的华彩乐章

　　70多年前的重庆冬夜，在天官府4 号的小楼上，怀着“把这个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的时代里去”的信念，郭沫若开始了历史剧《屈原》的创作。仅仅十天时间，在繁忙的演讲、会客、看稿间隙，以“每天不足四小时”的写作时间，一气呵成，完成了这部划时代的巨作。当时的情景，用他自己的话说，“此数日来头脑特别清明……提笔写去， 即不觉妙思泉涌，奔赴笔下。此种现象为历来所未有。”可以想见，郭沫若当时的创作状态，是在“头脑特别清明”的同时充满了火山爆发般的激情的，而此后成为中国话剧经典的《雷电颂》就是最好的证明。郭沫若的女儿郭平英回忆，郭沫若在写《屈原》时，曾激动得把钢笔的笔尖都写断了。

《百鸽图》赠送仪式合影(左起依次为王世杰、 张书旗、 约翰逊、 罗家伦、 卡尔、 孔祥熙、 王宠惠)

　　从1938 年到1946 年,郭沫若在重庆的8年，是他创作生涯最重要也是最辉煌的时期。据不完全统计，郭沫若在重庆参加了抗日文化宣传及社会活动115 次，其中发表演说 60 余次。并以充沛的激情、深厚的文学功力，创作了《屈原》 《虎符》 《高渐离》 《棠棣之花》《孔雀胆》 《南冠草》 等六部历史话剧。其实，郭沫若与它的话剧创作，只是抗战期间重庆进步作家戏剧创作的一个缩影。 早在1938年10月，重庆第一届戏剧节开幕。由曹禺、宋之的合编的话剧《全民总动员》作为压轴大戏，在国泰大戏院公演，获一致好评。此剧由当时重庆各剧团联合演出，应云卫导演，集中了知名演员，如赵丹、 白杨、 舒绣文、 张瑞芳、 魏鹤龄、施超、顾而已等等。抗战期间，重庆不但聚集了一大批中国戏剧的精英，他们在此期间创作的作品，也大多成为进入中国戏剧史的经典名著，除郭沫若的 6 大历史剧外，还有曹禺的《北京人》与《家》、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夏衍的《法西斯细菌》、陈白尘的《大地回春》与《结婚进行曲》、于伶的《长夜行》、张骏祥的《万世师表》、沈浮的《金玉满堂》……等等。

　　抗战美术的优美传奇

　　亲爱的约翰逊：

　　我很有兴趣地阅读了您 1940 年 12月 24 日的来信，以及随信寄来的一幅由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张书旂所作的中国画。对于张教授赠予我这幅画的好意，我表示由衷的感谢。蒋介石将军亲笔所题的画名，以及罗家伦博士为这幅画所作的诗使得这幅画更显珍贵。鉴于如此美好的赠予，请代我向蒋将军，罗博士以及张教授转达我的谢意，以及我收到这幅画的愉悦之情。

抗战期间， 徐悲鸿郭沫若(中)与周恩来在重庆。

　　上面这段文字，出自美国总统罗斯福。文中所说的“张书旂所作的中国画”，就是著名的《百鸽图》(又名《世界和平的信使》)。

　　抗战期间，与徐悲鸿和柳子谷一起被誉为“金陵三杰”的张书旂，随中央大学内迁重庆。在渝期间，张书旂不但积极参加与抗战有关的公益活动，举办个人书画义卖支持抗战，还以传神的画笔，创作了这件堪称中国抗战美术史上的旷世巨作，并成为进入白宫的第一件中国画作品。

　　此间，重庆的版画创作也空前活跃。1937 年成立“重庆木刻研究会”，在重庆的几家报纸发表了四十余幅作品。1938 年 10 月“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全木协”)迁来重庆，来渝的木刻作者有段干清、陈烟桥、汪刃锋、刘铁华等。1939 年 4 月 6 日到 8 日，“全木协”举办了第三届全国抗战木刻展览，展出作品 571 幅，观众约 1.5 万人。当时出现了许多优秀木刻作品，如汪刃锋的《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敌后游击队》，丰中铁《北平，我们游击队回来了》，刘铁华的 《东北健儿》 《抗日挺进敌后》 ，王琦的《嘉陵江上》《难民一群》等，都成为中国木刻艺术的经典。

　　1944 年，重庆举办第三次全国美展，共收到作品 1668 件，展出作品663 件，17 天的展出盛况空前。说到重庆的抗战美术，不得不说的还有徐悲鸿。徐悲鸿在重庆共生活了 8 个年头。这段岁月，堪称徐悲鸿的“创作高峰”， 1943 年 3 月，他在两路口中央图书馆举办个人画展，展出国画、油画、素描作品百余件，三天参观者逾三万人，轰动山城。

　　他以重庆生活为素材创作的《巴之贫妇》与《巴人汲水图》，已成为其现实主义美术的经典之作。

　　抗战文化的特色贡献

　　抗战期间，重庆的文化事业空前繁荣。除戏剧与美术外，文学、电影、音乐、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也收获了丰硕的成果。

郭沫若与魏聚贤在考古现场

《屈原》剧照

　　在这些“热门”行当外，还有一些“冷门”，比如考古。抗战期间，重庆考古界开展的一系列活动，不但取得了特殊的成绩，还具有特殊的意义。

国老照片： 唐代大足水月观音右手未断时的照片

　　由于考古工作的专业性，其活动的开展与成果的形成，在大众传播平台上，影响力远不如其他文艺形式。即便是在众多梳理抗战文化的典籍与史料里，抗战时期的重庆考古活动与文博事业的成就也很少被提及。

徐悲鸿《巴人汲水图》

　　但当时大后方考古工作的开展，却有特殊意义——它不但开启了地区现代科学考古事业的先河，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学术界的有识之士们，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奋斗不息的精神与“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心。

徐悲鸿《巴之贫妇》

　　在对相关史料的梳理中我们发现，从 1938 年初的沙坪坝松林坡汉墓的发掘， 到1944年对大足石刻的系统考察，包括郭沫若、 常任侠、 金毓黻、 商承祚、杨家骆、 顾颉刚、 马衡、 卫聚贤、 吴稚辉、胡小石、吕霞光、张静秋、朱锦江、朱希祖等专家学者参与，发掘出一大批地下文物，并对许多历史悠久却鲜为人知的地面文物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科学考察与学术推广。

徐悲鸿

　　1938 年初的沙坪坝松林坡汉墓的发掘，既是重庆地区现代科学考古报道在国外的知名媒体上刊发。

　　1944 年，一次声势浩大并轰动学界的文物考察行动在重庆开展。时任中国学典馆(馆址在北碚北温泉)馆长杨家骆先生，受大足县临时参议会议长陈习删之邀，组建了由故宫博物的院院长马衡、立法委员何遂、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顾颉刚及夫人张静秋、北碚复旦大学教授朱锦江、著名摄影师冯四知、画家梅健鹰等共15人的 “大足石刻考察团” ， 对以宝顶、北山为主的大足石刻进行了为期 8 天的科学考察，“编制其窟号、测量其部位、摩绘其像饰、椎拓其图文、鉴定其年代、考论其价值……(杨家骆语)”，并在两年后出版了《大足石刻图征初编》，杨家骆在序言中做出了大足石刻 “可继云冈、 龙门鼎足而三” 的精辟论断。

百鸽图

　　时代造就了文化，文化记录了时代。当年，这片多情的土地，为来自五湖四海的文化精英提供了一个暂避风雨的流憩之地，为中国的抗战文化供了特殊的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