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的艾青和戴望舒：两人共同办刊 狱中创作
来源：国学大师   2020-06-30 09:13:59

　　风格的迥异，丝毫不影响艾青和戴望舒相互之间的欣赏、信赖和默契。这种欣赏、信赖、默契，是彼此之间的情有独钟。这种情有独钟，不完全是因为同为浙江人、诗人，两人各自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相同的志向和理想，两颗越来越近的诗心是情有独钟风雨不蚀的基石。

　　艾青和戴望舒早期的作品，挟裹着忧郁的愁绪。不过，同为忧郁，艾青的忧郁是对苦难中国的怅然哀伤，戴望舒的忧郁则颇有个人狭窄感情的怨艾之嫌。

　　驻足在艾青写于1938年8月上海狱中的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以及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写于武汉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最深刻的感受是，扔掉画笔的艾青，负载着忧国忧民的沉重心情，以烈焰般的诗句，控诉黑暗势力。

艾青

　　其实，戴望舒与艾青一样，深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也是位永不屈服和言败的战士。抗战爆发，戴望舒历经艰险抵达香港，除了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还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他在《大公报》上刊发了大量歌颂抗日战争的诗，在此期间还翻译了《西班牙抗战谣曲》。1941年，日军侵占香港，随后，戴望舒被日本宪兵逮捕，在狱中，他写下了《我用残损的手掌》，这让我们很自然想到艾青在狱中写下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以《我用残损的手掌》作节点，我们发现，戴望舒已不再是“雨巷”的戴望舒，他也是“吃了大堰河的奶长大了的儿子”了。

　　艾青无比欣喜地说过，戴望舒从这个时期开始的诗作，涌现了“人民”“自由”“解放”等字眼。毫无疑问，时代赋予了诗歌汹涌波涛，抗日战争，使中国诗歌成为一支滚滚向前的洪流。

戴望舒

　　艾青、戴望舒，两位具有划时代影响的诗歌王子似乎是聚少散多。他们相识于艾青第一本诗集《大堰河》出版之后，似乎从那个时间起，就注定了他们之间的聚少散多，也注定了他们彼此之间的惺惺相惜。

　　艾青《大堰河》出版的时间，恰好是戴望舒与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冯至等人在上海创办《新诗》月刊的次月。戴望舒带着新出版的刊物来到艾青的住处，吃了闭门羹，他留下名片，怏怏而返。好在艾青见到名片后，按地址回访了戴望舒。两人一见如故，全然忘记了时间和他人的存在。从那以后，艾青开始源源不断地把新作交给戴望舒。戴望舒也尽可能辟出更多的版面，发表艾青的作品。这应当说是戴望舒对艾青的情有独钟。

　　艾青对这次见面印象极为深刻，艾青生前，只要谈及戴望舒，便不忘回忆那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彼此之间意犹未尽的关于艾青诗集命名的“争论”。可惜好景不长，一见如故的艾青和戴望舒，相识不到一年，就挥手言别。1937年7月，艾青匆匆离开了上海，几经辗转，于1938年底到了广西，而戴望舒也几经波折，最后在香港靠了岸。

　　艾青和戴望舒的这次“散”，当中是否有过话别?艾青离开上海，戴望舒有无为艾青送行?史料中均未见记载。艾青夫人高瑛说，艾青生前也未曾提及。

　　虽然生活流离失所，但稍一安稳，艾青和戴望舒都不忘给对方写信。艾青到广西不久，戴望舒的信很快就接踵而至。其中，第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这样长久没有写信给你，原因是想好好地写一首诗给你编的副刊，可是日子过去，日子前来，依然是一张白纸，反而把给你的信搁了这么久。于是只好暂时把写诗的念头搁下，决定在一个星期内译一两首西班牙抗战歌谣给你——我已收到西班牙原本了。

　　……诗是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和谐，洗炼过的;……不是那些没有情绪的呼唤。

　　抗战以来的诗我很少有满意的。那些浮浅的，烦躁的声音，字眼，在作者也许是真诚地写出来的，然而具有真诚的态度未必就能够写出好的诗来。那是观察和感觉的深度的问题，表现手法的问题，个人的素养和气质的问题。……

　　我很想再出《新诗》，现在是筹备经费。办法是已有了，那便是在《星座》中出《十日新诗》一张，把稿费捐出来。问题倒是在没有好诗。我认为较好的几个作家，金克木去桂林后毫无消息，玲君到延安鲁艺院后也音信俱绝，卞之琳听说已去打游击，也没有信。其余的人，有的还在诉说个人的小悲哀，小欢乐，因此很少有把握，但是不去管他，试一试吧，有好稿就出，不然就搁起来。你如果有诗，千万寄来……

　　从戴望舒的这封信，看得出艾青与戴望舒之间的感情已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加上心中潮起般的爱国热情和抗日情怀，两人萌发了共同办刊的愿望。

　　很难想象，一个在广西，一个在香港，况且又是战时，邮路不畅，通信不及时，两地办刊，在当时纯属天方夜谭。但《顶点》从最初的设想到创刊，艾青和戴望舒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可见两人之间的心有灵犀和思想相投。

　　可以把艾青和戴望舒这次办刊，当作他们的另一种形式的相聚，然而这次相聚也很快以离散告终。《顶点》的创刊号，终因种种原因，成了终刊号。《顶点》第二期没有再出版，直接原因是，艾青于1939年9月离开了桂林去了湘南新宁，开始了新的征途。聚少散多，似乎成了艾青和戴望舒友谊的宿命，但又何尝不是抗战时期日军暴戾行径带来的宿命呢?这种宿命，本不属于中国人民，是日本侵略者强加的苦难。

　　1949年3月，戴望舒从香港回到了可以扬眉吐气的北京。艾青当时任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第三部主任，戴望舒被安排在第三部的一个研究室任职。两人喜出望外，是巧合还是组织刻意安排?对两位“散多”的诗人而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可以赓续前缘。

　　然而，令艾青悲恸不已的是，不到一年，两人竟再次离散。只不过，这次离散，是永远的诀别——戴望舒在香港监狱染上了痼疾，原以为有希望治愈，能为新生的祖国贡献自己全部的才华;怎料天妒英才，年仅45岁的戴望舒，于1950年2月28日永远地闭上了双眼。艾青和陆定一、茅盾、胡乔木、周扬等一起到了医院，向遗体告别，并为其入殓。

　　对于永失戴望舒，艾青说，“作为他的诗的一个喜爱的人，作为他的一个朋友，我常常为他过早的去世而感到惋惜，觉得是中国人民的一个损失”。

　　艾青十分敬畏“人民”两个字，对戴望舒的评价，恰恰使用了“人民”两个字，说明戴望舒在艾青眼中的高度。

　　1956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戴望舒诗选》，少为人写序写评的艾青，为该诗集的出版写了逾3000字的序，这个序，实际上也是艾青对戴望舒的追思悼文。

　　此后二十余年中，艾青无论是身处逆境，还是重新驰骋诗坛，戴望舒都是他口中经常提到的人名——肯定他在新诗发展史上不可磨灭的功绩，为他的早逝扼腕叹息。

　　艾青说：“戴望舒去世太早，否则的话，这位有才华的人，无论在诗歌、翻译还是研究方面，一定会获得丰硕的成果的。”

　　1980年6月，艾青“新时期”复出后的翌年，应邀到法国巴黎参加“中国抗战时期文学国际研讨会”，又谈到戴望舒时，他说，戴望舒是个真正的诗人，不讲假话。讲假话的诗人很多，有那么几个不讲假话那是可贵的。

　　戴望舒这个名字，在艾青看似平静的内心，涟漪不断。艾青对戴望舒的深情厚谊，不因戴望舒离去而消逝。

　　1982年清明前夕，艾青已逾古稀，他坚持要去戴望舒的墓前。那天，艾青像往常一样，在凌晨3时多起床，开始一天的写作。高瑛说，“艾青一直比太阳起得还早”。

　　然而，艾青那天似乎什么也没写。

　　那次一同去扫墓的，资料上记载有邵燕祥、邹荻帆、吕剑、冯亦代和周良沛，据高瑛回忆，还有徐迟和蔡其矫，以及戴望舒一位女儿，只是记不清是大女儿还是二女儿。

　　是否是聚少散多，发酵了艾青和戴望舒的情谊，使其随着时间流逝而愈加香醇?无论如何，历史记住了“大堰河”，记住了“雨巷”，也记住了两位诗人间的一段佳话。

　　(作者为诗人、作家，笔名七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华星诗谈》月刊编委会副主任，著有多部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