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卅运动中新闻战线的斗争
来源：网络   2015-05-30 11:19:12

　　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打伤工人十多人，激起全市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和市民的愤怒。30日，上海学生2000多人在公共租界内集合声援工人斗争，要求收回租界，英国巡捕逮捕讲演学生100多人。随即，群众万余人在公共租界南京路巡捕房门前集会，要求释放被捕者。英国巡捕对群众开枪，打死十多人，打伤数十人，逮捕数十人，造成“五卅惨案”。当晚，中共中央举行会议，号召上海人民开展罢工、罢课、罢市，抗议帝国主义暴行。由此，掀起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五卅运动。中共报刊《热血日报》、《向导》周报和各界群众团体出版的报刊一起，形成上海新闻界广泛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共同报道运动形势，揭露国际帝国主义新闻机构的欺骗宣传，批评资产阶级大报的软弱妥协行径，大长了民族志气。

　　《热血日报》（1925．6．4～27），是中共为加强五卅运动的宣传专门出版的，是中共创办的第一张日报，共出刊24号。这张4开4版的政治性报纸，每期可容1万字，设有《社论》、《本埠要闻》。《国内要闻》、《紧要消息》、《国际要闻》、《舆论之裁判》等栏和副刊《呼声》。它具有通俗化。群众化的特色。主编瞿秋白，当时是中共中央委员，五卅运动“行动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之一。他用维摩、维一等笔名每日撰写社论、政论共计21篇，还写有20多篇小品文及大众化文艺作品。编辑有沈泽民、何味辛、郑超麟等。

　　五卅惨案发生后，英、日、美等各国帝国主义者施展其惯用的封锁消息、造谣挑拨的新闻宣传政策，颠倒是非，掩盖事实真相。在上海租界出版的《时报》、《新闻报》等9家中国人自办的报纸，屈服于租界当局的政治经济压力，有的对事件轻描淡写，有的回避或歪曲事实，表现出妥协、动摇甚至媚外倾向。《向导》周报从5月17日起，开始披露事件真相，及时刊发中国共产党的《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指出这次暴行决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造成的，解决办法也决不能只要帝国主义惩凶、赔偿、道歉、换几个人便可以了事，而应该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热血日报》弥补《向导》时效上的不足，它打破舆论的沉寂和封锁，以发扬“民气”，“作被压迫民众的喉舌”为职志，及时报道评论运动形势，引导群众斗争。创刊号《发刊辞》表达了中国人民凭着沸腾的满腔热血敢与帝国主义搏斗的正气。发表长篇新闻综述《上海外国巡捕屠杀市民之略述》，并依据中共《告民众书》精神撰写社论《外人屠杀之反抗运动方针》，提出赔偿死伤损失、应允工人罢工条件、取消工部局和领事裁判权等8项要求，在报头左侧以《我们的要求》为题，每天醒目刊出，唤起社会舆论极大地关注。《热血日报》通过大量新闻报道和评论努力使中共的方针融化为工商学联合会等革命团体的实际斗争行动，它大力揭发军阀政府勾结帝国主义破坏人民革命斗争的罪行，全力反映上海、汉口、广州、青岛各地民众的反抗斗争，报道第三国际和各国人民对五卅事件的声援。它面向群众，各种新闻专栏和副刊充满来自普通工人。店员、学生、商人、记者甚至警察、日本海员的声音，汇成一股被压迫民众觉醒的反抗声。

　　热血日报社的社址在上海闸北，编辑部只是一间小小的客堂间，当中放着一张白木长桌，四周摆着几条长凳，狭小闷热，极其简陋。编辑部的工作人员虽然只有三五人，但每天接到的来稿来信数以百计，报纸销数达三万多份，不少读者义务帮助推销并捐款支援它。

　　在五卅运动中，上海一些群众团体愤于大报的沉寂，纷纷出版专门报道宣传运动的报刊。在《热血日报》创刊的同一天，上海学生联合会机关报《血潮日刊》出版，发行量达到1万多份。为了对外宣传，上海学联还创办了《英文周报》，共出9期。6月11日，上海总工会机关报《上海总工会日刊》创刊。12日，上海工商联合会主办的《工商学联合会日刊》创刊。上海学术界对外联合会．早在6月3日就创办《公理日报》，由叶圣陶、郑振铎、胡愈之主编，得到学生和职工的支持，最高发行量达到2万份左右。上海一些大学出版了宣传五卅运动的铅印或油印报刊。上海工商界出版了以提倡国货为主要内容的报刊，如《国货周刊》、《国货日报》、《国货评论报》、《爱国报》、《中华国货旬报》等。《东方杂志》也刊载了宣传五卅运动的文章和四十多幅新闻图片，并出版了《五卅事件临时增刊》。邵飘萍主持的北京《京报》和《京报副刊》以大量篇幅对五卅事件进行连续报道，全国各地出现很多为响应上海五卅运动而办的刊物、壁报、传单。这实际上形成了以无产阶级报刊为主导的新闻界广泛的爱国反帝统一战线。帝国主义者配合他们的屠杀政策，发起一场反革命宣传鼓噪。各国驻华公使团训令其在华新闻机关：“尽量宣传学生与俄人联络，使世人不同情于此次学生运动。”路透社，上海美国人办的《大陆报》，英国人办的《字林西报》、《文汇报》，日本的一些报纸，大肆散布中国被“赤化”及“过激派煽动”的谣言，企图用反苏反共来分裂破坏工商学各界联合反帝阵线。《血潮日刊》、《工商学联合会日刊》等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热血日报》专辟《舆论之裁判》专栏，撰发《请看外国报纸破坏我们的言论》、《外报造谣之技穷》等十多篇文章，予以有力的揭露。上海外国报馆的中国工人也群起罢工进行抵制，迫使《字林西报》、《文汇报》等不得不缩减篇幅，或改出油印报。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专门成立“出版处”，编印出版《诚言》——一种类似传单的铅印宣传品。它不固定篇幅，不署出版机关，出过3期，标题是：第二期《英外长张伯伦演说》，第2期《沙面一役中国学生先放枪》，第3期《苏联对于中国的野心心》。两个月内，共散发和张贴110万份。关于这个宣传品的出版动机，美国人沛登·格利芬在写给上海大英银行经理向普金的信中写道：“《诚言》宣传的目的可以是在煽动分子之间和他们的盲目追随者之间制造分裂，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最好的方法是将前者包围在不信任、怀疑的气氛之中。”他还批评《诚言》“印得太好，一看就知道是外国人的东西”，建议“仿造中国式样，采用一般廉价的中国刊物所常用的那种粗糙的铅字，以及印在中国人一般惯常使用的劣质纸上”。真可谓机关算尽！但是，蒙骗不了中国群众。群众把宣传品上的“诚言”涂改成“谣言”、“贼言”，把“看《诚言》”涂改成“不看《贼言》”、“不看《谣言》”。当时工部局还以克劳广告公司的名义要上海《申报》和《新闻报》刊登《诚言》。两报利令智昏，竟然于7月11日，在广告版用大字刊出了《诚言》第1期。这一严重事件，立即引起上海人民的极大愤慨。《血潮日刊》、《中国青年》、《工商学联合会日刊》等纷纷发表文章予以痛斥。《血潮日刊》刊行了《反对申、新两报特号》。上海学生联合会立即取消该会在两报所登广告，通电全国以激烈手段对付两报，并在租界以外地区扣留这两家报纸。几百群众涌到《申报》馆门前提出抗议。上海学生联合会等团体派人与《申报》、《新闻报》交涉。在爱国力量的舆论压力和说服下，《申报》在7月17日刊登向全国人民道歉的启事和《辟＜诚言＞》全文，并印发《〈诚言〉是英国人的谣言》传单20万份。这一“《诚言》事件”，标志着帝国主义报刊欺骗宣传的再次破产；同时也说明，中国任何报刊都必须坚持反帝、爱国的方向，否则必将为人民群众所唾弃。

　　五卅运动后，反帝反军阀的革命宣传深人人心，引起中外反动势力的惊恐。国际帝国主义不惜花费巨额资金，一面充实装备在华外国新闻机构，一面扶持、收买中国报刊，掀起“反赤”运动。据《向导》披露，1926年2月20日《字林西报》“伦敦通信”称：“目下英国家银行，已寄款60万英镑，交汇丰银行，以为在东方开始广大宣传战胜中国的民族主义与苏维埃宣传的费用。”以上海《字林西报》和路透社为主干的外国新闻机构扩充起来。在北京，日本人办的中文顺天时报》此时已拥有资本15万元，比北京任何一家中国报纸的资本都要雄厚。《醒狮》周报继续鼓吹国家主义，上海《民国日报》被右派控制，打出了戴季陶主义的旗帜。京。津、沪、汉、香港各地中外反革命派宣传机关，联手向革命力量发动进攻。《向导》、《中国青年》、《政治周报》、《政治生活》等革命报刊奋起“向反革命宣传反攻”，针锋相对地揭露帝国主义新闻宣传机关的造谣中伤及其新闻文化侵略的实质，抵制军阀政客走狗报刊追随帝国主义主子的反动鼓噪，严厉批判反共的戴季陶主义和国家主义。其中，代表性文章有：霍秋白在晌导》发表的政论《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戴季陶主义与中国国民革命》，萧楚女的长篇政论《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用子任笔名在《政治周报》撰写的评论《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上海民国日报反动的原因及国民党中央对该报的处置》，《中国青年》从1924年11月开始批判国家主义派和它的《醒狮》周报，先后发表了五六十篇文章，还出版了萧楚女的《显微镜下之醒狮派》等小册子。

　　在北方，受国民革命蓬勃发展的影响，鲁迅为首的革命知识分子以《语丝》、《莽原》、《猛进》和《国民新报》副刊、《京报副刊》等为阵地，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展开了对《甲寅》派和《现代评论》派的斗争。鲁迅撰写大量杂文，深刻地揭露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部长章士钊主办呷寅》周刊，提倡读经复古，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宣传，揭露胡适、陈源等出版的《现代评论》周刊，献媚于当权统治者，欺骗民众的“灰色”本质，把他们的本来面目公之于众。

　　1926年，段棋瑞政府一手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反诬请愿群众是“暴徒”，下令通缉李大钊等，鲁迅也被列人50人的黑名单。鲁迅悲愤地在《语丝》、《国民新报》副刊和《京报副刊》上接连写了一篇篇檄文《无花的蔷蔽之二》、《死地》、《可惨与可笑》、《纪念刘和珍君》、《大衍发微》等，直书惨案真相，警告军阀政府：“墨写的谎言，绝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鲁迅指责陈源在《现代评论》发表《闲话》等文向主子献策，他激励被压迫群众奋起抗争。

　　在这场持续3年之久的舆论斗争中，革命报刊的宣传始终处于进攻的态势，在群众中进行了生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削弱了反革命的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