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笔为枪：抗日救亡与民族新闻业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1-01-12 15:47:53

　　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记者与新闻团体用专业化的报道，推动中国抗战的国内、国际传播，鼓动了中国民众的爱国热情，争取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舆论支持，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本期专题刊发的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展现中国新闻界在抗战救亡运动中表现出来的职业精神和民族气节。

　　国际传播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政治传播，其目的性强，追求传播效果，注重信息接收者在政治观念和态度上向传播主体希望的方向转变;传播内容侧重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于传播者的外交政策有积极推进。传播主体是政府或政府主导的传播，传播途径必须倚重国际声誉和地位较高的世界主流媒体和记者。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对国际传播均十分重视，做了大量工作。

　　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共产党、中国报人、国际媒体在华记者等，共同推动了中国抗战的国际传播，争取获得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舆论支持。

　　借力外媒“为我宣传”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连日用英语向世界播报，颠倒是非，将战争罪责嫁祸于中国。国民党高层意识到中日之间，军事战争外，更有国际宣传战不可忽视。为了进一步加强国际舆论动员工作，1937年底，国民政府成立国际宣传处(以下简称“国宣处”)，国宣处的主要职责是坚持中国抗战的正面宣传，加强与世界各地通讯社和报社的联系，争夺舆论主导权。该处由媒体经验丰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董显光等人负责，由总部和附属机构构成，设有英文编撰科、外事科、对敌科、摄影科、广播科和总务科，以及秘书室、新闻检查室、资料室和日本研究室。对外文字宣传、采集新闻、建立与国际著名媒体的关系以及审查新闻稿件是“六科四室”的主要工作。国宣处还在世界各地如伦敦、纽约、日内瓦、柏林、莫斯科、华盛顿、旧金山、芝加哥、悉尼、墨西哥城、巴黎等地设置办事处;在海外组建“别动队”，进行独立的个人宣传活动，如搜集情报、演讲、游说和募捐等活动。

　　1940年，国宣处曾提出“劝说美国人士来华”计划，其中的第一类对象，便是新闻工作者、作家、摄影师等，要“利用其以观察所得，为我宣传”。在这一政策的驱动下，重庆聚集了世界上知名通讯社、广播公司、报纸和杂志的办事处或代表，如美国的美联社、合众社、全国广播公司、《纽约时报》、《时代》、《新闻周刊》和《读者文摘》等媒体，英国的路透社、英国广播公司，法国的哈瓦斯社以及苏联的塔斯社等，重庆成为当时远东反法西斯战场的新闻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国际媒体中活跃着许多中国籍记者，比如英国路透社的赵敏恒、林芳白、孙瑞芹，美国合众社的王公达，法国哈瓦斯社的潘少昂，德国海通社的陈云阁，苏联塔斯社的刘尊棋等等。作为中国籍记者，他们向所供职媒体国家报道中国的新闻，积极帮助中国争取世界舆论支持。因为熟悉中国国情，他们常为多个国外媒体服务。比如在抗日期间，赵敏恒同时为7家国际媒体发布新闻，并且由他促成“中央社”和路透社的合作，帮助时任“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收回各国通讯社在华发稿权。

　　积极对外传播中共主张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也需要谋求国际社会的认同，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场上的重要作用、其合法地位和进步主张，改变国际社会对共产党的偏激印象。因此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调整了对外政策，从敌视所有的帝国主义，转变为“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对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

　　1936年前后，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内容成为很多记者梦寐以求的新闻素材，斯诺、海伦、卡尔逊、史沫特莱、斯特朗等通过不同渠道报道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西部的军事成绩、传播中共主张。通过西方记者的切身观察，延安在国际媒体上成为中国进步、光明的象征，白修德(《时代》周刊记者)、安娜丽和斯坦因等，表达了他们对中共的赞赏和认可，“与国民党相比，共产党是光芒四射的，在国民党是腐化的地方，它是洁白的;在国民党是愚昧的地方，它是英雄的;在国民党压迫人民的地方，它给人民带来了救济。整个抗战时期该党用英明的领导，不仅抗击敌军，保护人民，而且使人民脱离古老的苦难，这样获得了权威”;“这里没有厌战情绪，只有开路先锋者的社会的坚持的战斗热情，不论年龄多大，这里的人看来特别年轻，而且充满了欢乐与信心。”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也非常重视西方记者，抓住一切机会向他们阐述中共的意见和主张。

　　国际媒体对中国抗战的报道，为中国赢得了广泛的国际舆论支持。其中典型代表为卢斯创办的美国《时代》周刊、《生活》周刊、《财富》周刊对中国抗战不遗余力的舆论支持，使得美国民众对中国抗战的情感和支持大幅增加。

　　建立自己的国际传播网络

　　除了借助国际媒体力量，中国还主动建立自己的国际传播网络，争取传播主动权。1939年2月，国民党建立短波广播电台，开始播音，1940年1月定名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用英、日、法、俄等语言进行新闻广播。共产党也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建立国际广播，在海外创办报刊，直接宣传中共的声音。

　　1935年5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机关报《救国报》(后改为《救国时报》)创刊于法国巴黎，与纽约的《先锋报》共同承担中共在海外的宣传任务。另外，共产党还利用香港通讯社进行海外宣传活动，如香港中国通讯社、国际新闻供应社、国际新闻社等。1940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刚刚成立时，就有一位日本女同志担任了日语播音员，每星期三播送对日军的广播节目。1944年8月15日，延安的英文广播开始面向世界传播。1944年8月29日，设在旧金山的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外国广播情报局的职员首次收到了来自延安的新闻播报。

　　在国际宣传的队伍中，除了政府的宣传机构以及外派工作人员外，还有各大媒体派出的驻外记者。这些专职驻外记者常常要深入战场，比如《大公报》驻欧记者萧乾，1944年，他领到随军记者证从英国出发，抵达法国和德国战区。萧乾曾经报道了波茨坦会议、旧金山联合国大会和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中央日报》的乐恕人、陆铿和毛树清成为驻盟军总部随军记者，活跃在欧洲战场上，被新闻界称为“欧洲战场三剑客”。毛树清在欧洲战场三年，足迹几乎踏遍整个欧洲。在苏德战场和印缅战场同样活跃着中国报人的身影。胡济邦是中国派往苏德战场的唯一女记者，她目睹了苏德战争的全过程，写出了许多优秀的战地报道，并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

　　有效的国际传播，提升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获得了更多的军事、经济和道义上的支持，提升了中国在外交方面的影响力。据研究，抗战期间，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同情逐年增加，从1937年8月的43%上升到1938年5月的74%，这促使美国政府在战争初期的“孤立主义”原则发生了改变。1944年，当民意调查机构向美国人民询问，他们认为哪些国家在一个国际组织中应拥有最大的发言权，63%的人把中国同英国、俄国、美国相提并论。1941年1月1日，26国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共同宣言》，中国被列为反法西斯世界四强之一。上善伐谋，次善伐交，下善伐城，中国民族救亡中的国际传播为中国赢得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润泽 肖江波(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