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佛不忘救国
来源：   2015-06-02 16:43:40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全民族抗战，也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以胜利而告终的大规模的反侵略战争。在这场民族救亡运动中，中国佛教徒发扬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以大无畏的精神勇赴国难，用智慧与慈悲唤醒民众的救国情怀；举办佛事法会护国息灾；成立服务团，救护伤员，接济难民。中国佛教徒用鲜血及生命，在中华民族的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凡求字者，弘一法师必以此相题)

　　在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日里，全国各地的佛教团体和佛教徒作为一支社会有生力量积极投入抗日救亡事业，体现了中国各民族佛教徒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如当时的湖南南岳衡山，曾有“佛教抗战协会”和“佛教青年服务团”等组织，许多佛教徒都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并有“上马杀贼，下马念佛”之说。佛教圣地五台山成立了“僧界救国会”，组建“僧人抗日武装自卫队”，踊跃认购根据地救国公债，捐献衣食财物，主动为抗日部队提供食宿，站岗放哨，传送情报，积极配合八路军反“围剿”、反“扫荡”。在上海，中国佛教会专门成立了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第一僧侣救护队，在“八·一三”沪战中救护军民，组织僧侣掩埋队，掩埋伤亡尸体。上海佛教界组织的难民收容所，收容和救济的难民、灾民，更是不计其数。全国各地佛教徒所组织的抗日僧侣救护队和难民收容所，也都为抗日救亡运动做出了贡献。
 

(圆瑛法师)

(弘一法师)

　　在这场民族救亡运动中，中国佛教界的领袖人物及大德高僧如弘一、太虚、赵朴初等作为中国佛教徒的杰出代表，都有彪炳史册的业绩。

　　弘一法师当抗战爆发，民族危机深重之际，他勉励僧众要发扬爱国爱教精神。在闻知“七七事变”的消息后，他曾伤感地对弟子说：“吾人所食，中华之粟。吾人所饮，温陵之水。我们身为佛子，不能共纾国难，为释迦如来张些体面，自揣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守门，吾人一无所能，而犹腼颜受食，能无愧于心乎？”当时凡有求字者，辄题以“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并加跋语云：“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在这里，他将念佛与抗日救国统一起来，表现了爱国之心与民族气节。当时敌机、敌舰常来骚扰厦门，弟子求他转往内地。他说：“为护法故，不怕炮弹，倘值变乱，愿以身殉，古人诗云：莫嫌老圃秋容淡，犹有黄花晚节香。”因此命自室为殉教堂、晚晴室。

　　太虚大师l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发表《为沈阳事件告台湾、朝鲜、日本四千万佛教民众书》，号召东亚佛教徒毋忘佛教宗旨，起来反对侵略。1938年，他和藏传佛教爱国僧人章嘉七世等一起在重庆发表《通告全国佛教徒加强组织以抗倭书》，获得华中、西南、西北各省佛教会及在渝中国佛教会理、监事及会员的拥护，并主持筹办僧众救护队、伤兵慰劳队，募捐救济流亡难民等。又分赴四川、贵州、云南、湖南等地作讲演，以救国之道号召佛教徒踊跃参加救亡图存事业。1939年秋，太虚为了揭穿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日本佛教的蛊惑性宣传，组成国际佛教访问团，万里迢迢赴缅甸、印度、锡兰、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地访问，宣传中国抗日救国国策，备受千万人欢迎，争取了南方佛教国家的同情，支持中国的抗日主张。

　　圆瑛法师曾于1929年与太虚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佛教会，被推举为会长。“七七事变”爆发后，他全力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号召中国佛教徒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担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组织僧侣救护队，奔赴前线进行救护伤员和难民的工作，又到各地帮助建立抗日救护队，举办难民收容所和佛教医院，收容和医治难民和受伤的战士。为筹集资金，他携明旸法师到南洋诸地募捐，以其炽热的爱国热诚感得华侨踊跃捐献，他将此款项寄回祖国以作抗日救护之用。师徒二人回国后，在上海遭日本宪兵逮捕，以“抗日”问罪。他俩在严刑拷打下仍坚贞不屈，表现了大无畏的民族气节。

　　赵朴初居士当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现实，和广大信众一起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他本着“报国土恩”的精神接触进步人士，阅读进步书籍，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抗日救亡运动。他参与并联合佛教界人士成立“中国佛教徒护国和平会”，出任总干事。在“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任常委，兼任战区难民委员会收容股主任。他夜以继日地奔走于各处难民收容所，曾独自高举红十字大旗，徒步率领上万难民脱离险境，并依次叩开寺庙、剧院大门，安置难民。据不完全统计，经他统筹收容的难民总数前后共达50余万人。他集中青壮年进行抗日救亡教育和军事训练，先后组织数批青壮年难民上前线，还通过重重险阻将他们送到新四军军部去参加抗战。

　　法尊法师在举国投入抗日战争的非凡年月里，他曾写下《致各地同学书》，号召僧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他大声疾呼：“在眼前我们的国族碰到非常的暴寇，真是生死存亡在呼吸的关头。我们假想国族若灭亡，中国的佛教也必遭摧毁！所以在这民族斗争的当口，我们有两种危险和责任：一种是亡国的危险，责任是如何去护国？一种是毁教的危险，责任是如何去卫教？”将护国护教、爱国爱教结合在一起。

　　震华法师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为了动员中国佛教徒积极投入爱国救亡运动，编著了《僧伽护国史》。指出佛教徒“能做本份以内的事业，便为消极爱国；兼做本份以外的事业，便为积极护国”。他还著有《东渡弘法高僧传》、《入华求法高僧传》等，意在劝诫日本不要数典忘祖，忘恩负义。

　　悲观法师等在1940年l0月也组织了一支中国佛教国际步行宣传队进入缅甸。他们把日军轰炸中国各地寺院以及对中国佛教徒施暴的证据汇编成一本中、英、缅文对照的特刊，沿途散发。他们还到各处演讲，用参与战地救护的亲身经历证明日军暴行，获得了缅甸广大僧俗的强烈同情。后来，缅甸佛教界断然拒绝了日本诱其参战举行的东亚佛教大会的邀请。

　　应慈法师在抗战时期曾几次遭受敌伪要挟，要他出面主持法会，他断然拒绝。在1943年出版的僧侣抗战工作史《奋迅集》的再版序言中他慷慨陈言：“当八·一三抗战军兴，凡我中华志士，莫不奋臂挥戈，共卫祖国。斯时也，我佛教明眼知识，首有僧侣救护队之组织。当国家清平之时，自应隐逸清修；一旦有事，仍当作狮子奋迅以赴。”同仇敌忾、爱国爱教之心跃然纸上。

　　在抗战时期，具有光荣传统的中国佛教徒高扬爱国主义旗帜，以救苦救难、勇猛精进的菩萨行精神，投入抗日救国运动中。如在华北，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北平广化寺、柏林寺等都组织创办了伤兵医院。拈花寺设立了规模较大的妇孺收容所，先后收容难民成千上万。广济寺则组织了救护队开赴前线。此外三时学会、华北佛教居士林也创办医院，救济难民，护理伤员。北平佛教徒还举办大规模的盂兰盆会，诵经追悼华北抗战中的阵亡将士。上海、湖北、山西、陕西等地佛教界也南北呼应，举办类似法会，以佛教特有的方式来支持爱国抗日。佛教徒和全国人民一起，投入了这一救亡图存的大洪流中，书写了中国现代佛教惊天地、泣鬼神的爱国历史，赢得了广大民众的一致尊敬与褒扬，历史将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