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超烈士 山东革命文化运动的先驱
来源：红潮网   2015-06-03 09:39:09

　　1941年冬，日寇动用五万兵力以沂河以西、蒙阴城以东、泰石路以南、蒙山以北为中心，对我沂蒙山革命根据地展开“分进合击”、“铁臂合围”、“坐镇清剿”战术，试图剿灭我山东纵队。为突破日寇的围剿，山东纵队领导机关采取分散作战方式。12月11日，近千余日寇包围刘子超同志所在沂水县高湖村（今属沂南县）。

　　抗日英烈刘子超(1906-1941)，家名坑古，学名起亚，又名苏华，笔名梦非、王夫、辛民、漆雕华等，广东兴宁人。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宣传部部长。2014年9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授予抗日英烈荣誉称号。

　　1941年冬，日寇动用五万兵力以沂河以西、蒙阴城以东、泰石路以南、蒙山以北为中心，对我沂蒙山革命根据地展开“分进合击”、“铁臂合围”、“坐镇清剿”战术，试图剿灭我山东纵队。为突破日寇的围剿，山东纵队领导机关采取分散作战方式。12月11日，近千余日寇包围刘子超同志所在沂水县高湖村（今属沂南县）。

　　抗日英烈刘子超(1906-1941)，家名坑古，学名起亚，又名苏华，笔名梦非、王夫、辛民、漆雕华等，广东兴宁人。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宣传部部长。2014年9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授予抗日英烈荣誉称号。

　　刘子超烈士照片

　　刘子超烈士简介

　　刘子超烈士是广东兴宁人。1926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成长为党领导下上海社联青年理论家和鼓动家，曾参加闻名全国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等。1929年，先后任中共上海沪西区委宣传部长、中共闸北区委书记，参加社会问题的论战，捍卫党的正确路线。在国民党文化"围剿"中两次被捕，出狱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曾与抗日名将徐向前、朱瑞并肩作战。1932 年后，已成为上海社联的主要骨干，经常以国际共运研究专家的身份到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及某些社团发表演讲，并参加关于社会性质的论战。1936 年夏，从上海到达太原，参加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刘子超先后调任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所长、华北军政干部学校校长、山西抗日新军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司令员、晋冀豫军区第五军分区副司令员等职，为培训抗日干部，发动群众积极投入抗战，做出卓越贡献。1939 年6 月，担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1941年12月，其所在的山东纵队领导机关被日军包围，在突围战斗中不幸牺牲。

　　2014年9月1日，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刘子超烈士生平经历

　　刘子超，家名坑古，学名起亚，又名苏华，笔名梦非、王夫、辛民、漆雕华等，1906年出生于广东省兴宁县(现为市)新圩镇鲤湖村。父刘海凤，母陈凤英，生有二子，子超为长。他9岁随父亲到粤北忠信圩读了六七年古文诗书、历史小说。他才思敏捷，追本穷源，塾师称其聪慧超人。1925年春，在兴宁坭陂中兴学堂插班读高小二年级，因学业超群，次年由校长破格推荐到兴宁县立中学就读初中。刘子超参加学校读书会，如饥似渴地读了《共产主义ABC》、《唯物史观浅谈》及《向导》等许多进步书刊，思想觉悟不断提高，8月加入共青团。入团后，他更积极投身于学校的择师运动，带领同学到大坪、水口等地，大演白话戏，宣传反帝反封建。因此国民党兴宁县政府和学校当局把他定为“危险分子”而“革退”出校。1927年春，刘子超到梅县东山中学就读，不久被其叔父告密而被捕入狱。他与狱卒搞好关系，在一个风雨交加之夜，从厕所里逃脱，化装回到兴宁，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同年秋转为中共党员。10月，中共新圩区委成立，刘子超任区委宣传委员，他与肖向荣、冯宪章、彭清寰等在新圩、水口一带开展革命活动。1928年12月，兴宁南片新圩、水口的革命斗争受挫，刘子超经忠信转移到上海。

　　刘子超到上海后改名苏华，在上海艺术大学学习。当时生活较为困难，但他坚持学习日语，且边学边翻译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著作，期间，经常与创造社的潘汉年、李初黎、冯乃超等密切来往，成为上海艺术大学的活跃分子。1929年，他在爱文义路的华南大学工作，后任中共沪西区委宣传部长，曾创办浦江中学，以此作为阵地开展党的工作。秋后，调任中共闸北区委书记。当时兴宁党组织遭到破坏，张中、陈孤风(斐琴)、罗坤泉、李戈伦等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到了上海，都由他恢复了关系并安排了工作。

　　1932年后，刘子超已成为上海社联的主要骨干，经常以国际共运研究专家的身份到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及某些社团发表讲演，并参加关于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

　　1933年，国民党在上海继续加紧文化“围剿”，刘子超曾两次被捕，第一次无罪释放；第二次被判处徒刑，关押于苏州反省院。他巧妙地保护自己，始终未暴露其政治身份，次年刑满释放。出狱后，他以漆雕华为笔名写了许多文章在《读书生活》等杂志发表。

　　华北事变后，日本侵略军步步进逼，对山西构成了严重威胁。1936年夏，出狱后急于寻找党组织的刘子超应地下党员宋劭文邀请满怀报国之志到了太原。当时那严峻而复杂的形势使阎锡山感到：降日、迎蒋都不是出路、而自己的力量不足，遂求助共产党，故大批招揽进步人士到山西工作。宋劭文同刘子超等人适在阎锡山处从事抗战的准备，于同年9月18日成立了以阎锡山为会长、宋邵文等人为领导的山西抗日团体“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开始训练派遣特派员及建立国民民兵军官教导团。刘子超作为教官，为训练班讲授社会科学。

　　全国抗战爆发后，刘子超被介绍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将军的政治部工作，适逢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朱瑞以十八集团军代表的名义在程潜处任联络处主任。刘子超从此恢复了党组织关系，被称为“特别党员”后“乃经北(方)局讨论正式恢复党籍”。他更加积极地投身于抗日战争。

　　1937年秋，朱瑞和刘子超根据北方局的指示，以豫北师管区司令张轸的名义开办了豫北军政干部训练班。训练班成立中共党组，朱瑞任组长，刘子超为党组成员、训练班主任。第一期招收学员200多人，编为一个大队，下设两个队：军事队、青年学生队。训练班的课程设置及实施办法与“抗大”基本相同。政治课设政治常识、统一战线、民运工作、中国革命运动史；军事课除制式教练外，设游击战术课。开始，张轸对训练班比较关心，朱瑞、刘子超均亲自授课，深受学员欢迎。工作开展的较为顺利。可是，为时不久，蒋介石为了监控张轸，派詹某任参谋长。詹拉来十多人插进训练班，专门进行挑拨离间，造谣破坏活动。刘子超和朱瑞商量后，一面召开大会，揭露其破坏抗日的行径，一面向张轸交涉，要他制止这不利于团结抗日的行为，但张轸迫于顽固派的压力，无力制止。在这情势下，训练班只得提前毕业，这200多名学员“除了八、九个最顽固的外，其他的一律加入民先”，有些人还加入共产党。他们大部分都分配了工作，仅留下四五十人作为骨干，由刘子超亲自率领于同年12月上旬迁往山西晋城。正式成立华北军政干部学校(简称“华干”)，由刘子超任校长。王振华为副校长，它既是中共在晋冀鲁豫地区开办的第一所大式干部学校，又是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在这里进行抗日的一个重要阵地。1938年1月，“华干”第二期在晋城开学，学员200多人。刘子超除认真抓好教学、训练工作外，还组织了抗日话剧团、“乡村教育团”，经常到附近群众和国民党部队去演戏、讲演、教歌、写标语等，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并协同朱瑞先后恢复、建立了豫北、直南、晋豫特委及各县县委和抗日武装，使这一地区的抗日运动蓬勃发展。

　　1938年4月，豫北、太原、临汾相继沦陷。为了适应形势需要，迅速发展人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决定以“华干”校部为基础，第二期留校学员为骨干，在山西陵川成立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旅级)，刘子超任司令员(仍兼任“华干”校长)，统辖一、二、四、五支队，共3000多人，在豫北修武、武陟一带开展敌后游击战。翌年2月，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奉命改编为八路军晋冀豫军区第五军分区，刘子超任军分区副司令。

　　1939年5月，八路军总部为了统一和加强山东敌后抗战的领导，决定建立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政委朱瑞。刘子超奉调八路军第一纵队政治部任宣传科科长。6月，刘子超随徐向前、朱瑞到达山东。10月，第一纵队机关与山东纵队机关合并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统辖12个支队，2?4万多官兵。刘子超任山东纵队宣传部部长，他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干部，不断提高部队的思想理论水平，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经常给干部战士作报告，讲授国内外形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以增强部队战胜日寇的信心和勇气。他主持组建了鲁迅艺术宣传大队，经常亲临指导审查节目，甚至参加排练、画画、布景，他撰写的《山东纵队队歌》歌词，雄壮有力，激越动人，曾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中广为传唱。

　　刘子超从事党的宣传工作，对新闻报道、报纸出版尤为重视。他召见《大众日报》社的负责同志，听取汇报后对《大众日报》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担负起引导抗日战争正义舆论的责任；二是希望能够担负起教育大众的责任；三是能够担负起反汉奸谬论和揭发日寇欺骗宣传的责任”。当报社领导人邀请他写稿时，刘子超谦逊地说：“作为宣传部长，为党报供稿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我刚到山东战场不久，对情况陌生得很。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不过不妨试试看，让你们‘见笑’了”。其实，刘子超是个大学生，工作能力很强，在《大众日报》上发表过许多文章。从现征集到的29篇文章来看，刘子超对《大众日报》的“希望”，正是他自己的实践经验。他的政论文章都是针对当时国内外形势和存在的主要问题而撰写的。当抗战进入由退却转入相持阶段之际，刘子超赶写了《一九三九年的世界与中国》，于1940年元旦始在《大众日报》续登。作者纵论国际国内敌友我形势，以鲜明观点、确凿论据全面而深入地论证了新的战略阶段到来的原因、意义，进而提出我们的努力方向。全文33000余字，分上下篇，上篇“前言”中写道：“1939年是世界历史的大转变的一年，也是中国历史大转变的一年。前者的主要标志是世界大战已进入新阶段，后者的标志是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有条件的进入相持阶段。这么伟大的年头，我们应该给他来个总结，……就是要认清国际经济政治发展的规律，要认清世界大战发展规律，及认清我国抗日战争的规律以便在已有的进步基础上继续前进”。文章最后明确指出：“目前，投降妥协派要走的路线是亲英，反共，降日。而抗战派要求的路线是联苏，联共，抗日。两条路线的斗争便明显地摆在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面前，任大家选择一条道路。……我认为只要我们不愿意做亡国奴，愿意做中国人，就得走抗日的道路!……因此，我们也就知道了，广泛的发展抗战的力量，特别是工农力量的发展与扩大，就是我们为着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政治路线而奋斗的基本目标，同时也就是我们在1940年努力的方向!”

　　刘子超善于通过纪念节日活动，广泛发动各阶层民众投身抗日斗争。1939年12月，他在纪念一二九运动大会上，作了以《纪念“一二·九”与华北青年当前的任务》为题的报告，《大众日报》刊登了他的报告，报告从一二九运动的历史意义等三个方面论述后，指出：现在广大青年学生的重大任务就是到民众中间去，做唤起民众、组织民众参加抗战的工作。要广泛动员千百万青年，积极参加抗日部队，参加游击队、自卫团、青救会、农救会、职工会、妇救会，进行站岗放哨，侦察警戒，帮助军队作战，打破日寇的政治、经济进攻。类似的尚有《怎样纪念“七一”和“七七”》、《为什么要纪念“八一”怎样纪念“八一”》等。

　　刘子超坚持以笔为刀枪，揭露和打击日本侵略者、汉奸卖国贼的罪恶阴谋。1938年12月，国民党亲日派首领、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汉奸傀儡政府，成为日本侵华的走狗。当时，刘子超接二连三写文章揭露汪精卫的丑恶行径。同年5、6月，他又在《大众日报》连续发表《汪逆兆铭卖国事敌的罪恶种种》、《驳斥汪逆的“伪三民主义”》及《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几个问题——对于敌寇、汉奸、托派分子的谬论的批判》，从而彻底戳穿了汪精卫所标榜的所谓“三民主义”的投降实质，其“根本目的是在破坏中国共产党及国共两党的合作”，号召抗日军民，坚决执行中共中央提出的方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刘子超在为《大众日报》积极撰写文稿的同时，还努力办好了两件大事：一、根据朱瑞的提议，创办了山东纵队机关报《前卫报》、从办报方针、撰写发刊词到审阅稿件、版面设计，他都亲自动手，报纸办得很有特色，深受指战员欢迎。这个报名，至今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所延用。二、设法建立小型“新闻电台”，及时收抄延安党中央的新闻、社论，成为山东军民与全国及世界联系的精神通道。

　　刘子超对工作历来极端负责，不论分内分外，都是不辞辛劳，有求必应。1940年4月3日，他发表《粉碎日寇文化侵略政策与发展抗战的文化教育运动》。次日亲自主持召开山东文化教育宣传工作座谈会，《大众日报》、《新山东报》、鲁迅宣传大队等文化团体代表60余人参加。正式成立山东文协，推举刘子超为山东文协的主要领导成员。他及时写了《山东文化运动发展的新阶段》发表于《大众日报》，推动了山东文化教育工作的开展。他还组织成立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山东支部，号召日本、朝鲜、台湾(因台湾当时为日占领)人民一致反战，摆脱日寇枷锁投身解放大道，他们为山东的抗日斗争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有的成员甚至牺牲了生命。

　　1940年7月26日至8月26日，中共华北局和山东分局在青鸵寺召开山东各界人民代表首届联合大会，刘子超作为军队代表出席会议。会上成立了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和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战士会”)，刘子超当选为战工会副主任兼秘书长。8月17日，战士会举行就职仪式，黎玉、刘子超等19名领导成员宣誓就职。这是山东省政权的最高执行机关，它初步贯彻了“三三制”政策，组织人民发展生产，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战，优抚军烈属，推行民主教育等，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1941年11月，侵华日军总司令?俊六指挥日伪军五万多人，分五路向沂蒙山区实行“铁壁合围”的大“扫荡”。12月11日，山东纵队领导机关，遭到敌人包围，形势异常险恶。刘子超从沂南县元牧马池、田家北村冲出重围，行进至南高虎山崖下，迅速跳下战马，镇静地隐藏好保密笔记本，利用有利地形，以手枪迎击敌人。最后遭日军夹击而壮烈牺牲。时年35岁。刘子超的遗骨安葬于山东省蒙阴县垛庄村“孟良崮战役纪念馆”陵园。

　　刘子超是为抗日战争做出重要贡献的八路军著名将领之一，牺牲后，从总司令到其战友都深切怀念他。1942年，朱德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文章说：“当此抗战五周年纪念之日，我们除对五年来英勇牺牲的将士及全国军民举行哀悼外，我特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全体战士，继承先烈遗志，为先烈复仇!为我们的左参谋长，周建屏旅长，罗忠毅旅长，魏大光旅长，刘子超、张德楼师及军区政治部部长……及所有先烈复仇!为全国各友军及各界殉国的先烈复仇!”刘子超的英雄形象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罗梅腾)

　　刘子超烈士故事

　　山东文化运动的先驱——刘子超

　　刘子超，在党史上是一个很陌生的名字，或许是因为他在山东战场牺牲的过于早，没有留下更多的供后人著录、研究的文字吧。对这个名字的考证，始于笔者珍藏的一册《反托派提纲——刘子超同志报告》油印书。

　　珍贵的油印本革命文献

　　关于油印书籍，笔者在此赘述几句，战争年代，因为环境、形势等诸多因素影响，边区根据地的红色政权，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传播革命文化，曾通过较为原始落后的印刷技术——蜡纸刻版油印，出版过大量革命读物，这些读物包括书籍、报刊甚至文件，涉及到政治、文化、艺术、医药等各个领域。《反托派提纲——刘子超同志报告》即是出版于那一时期。该书新闻纸印刷，64开大小，折装，23个页码。印刷时间1941年4月15日，为中共山东分局第三区党委干校印（笔者按：1939年7月，中共山东分局决定把山东划分为三个区：胶济路南、津浦路东、陇海路北为第一区；津浦路西（鲁西和鲁西北）为第二区；胶东为第三区。作为培养党政干部的地方，同年第三区党委干校（即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胶东支校前身）成立）。很显然，这是一册第三区干校为学员刻印的课本教材。因为年代关系，再加上蜡纸反复印刷使用，书中多处字迹已模糊难辨，经笔者用放大镜对照、揣摩，仅将《反托派提纲——刘子超同志报告》目录记下：

　　一、什么是托洛斯基主义。

　　二、托洛斯基派的本质及其革命的纲领和手段。

　　三、中国托派的历史根源成分及其特征。

　　四、中国托派的形成及其演化。

　　五、中国托派反革命的理论。

　　六、托派挑拨离间及煽惑大众的伎俩。

　　七、中国托派种种。

　　对于这册书籍的作者，也就是报告人——刘子超，笔者为了解其背景曾查阅了《山东革命烈士事迹汇编》、《沂蒙根据地回忆史料》、《胶东党史大事记》以及鲁中、鲁南各市县多种文史书籍，但均没有查到这个人。从该书的名字——《反托派提纲——刘子超同志报告》，与其印刷出版的年代，笔者判断，刘子超应是我党早期高级领导者或政治理论家。有了这个判断，更坚定了笔者浓厚兴趣与一种莫名的责任感！

　　发现刘子超烈士牺牲地

　　2008年5月份，应临沂朋友约请，忙里偷闲携家眷去了趟沂蒙山革命老区，拜访完孟良崮、山东抗日军政大学（抗大一分校）旧址后，夕阳的余晖中在我们返程路上，路过位于沂南依汶镇万松山南麓的鲁中烈士陵园（原名万松山烈士陵园）。天光虽然渐渐暗下来，我还是决定去凭吊一下烈士墓。停下车，满怀沉郁的心情，从正门拾阶而上。松树荫遮下，陵园肃穆安静，看园老太太在篱笆院子间喂小鸡，看到有人来，远远招呼一下继续忙了。正门上去是展室，西行百米，有两座同名的“抗日纪念碑”，一座断裂，一座为新铸。新碑铭文显示，该园于1943年抗日战争时期建造的，用以纪念在日寇铁臂合围的扫荡中壮烈牺牲我党军政干部战士，1945年5月日寇再次扫荡我沂蒙山革命根据地，烈士陵园遭到严重破坏，“抗战纪念碑”被炸毁。1965年3月，中共沂南县委又根据资料及旧碑铭文新刻一座相同的墓碑。断裂修复的墓碑侧面碑文上镌刻着1885位抗战烈士英名，第一行前8位是旅级干部，依次：刘海涛、洪涛、汪洋、刘子超······喔，脑海忽地一闪，马上想到寒斋所藏那册油印书籍——《反托派提纲——刘子超同志报告》。这位牺牲的刘子超会不会就是该书的作者？！想到此心头为之一振。为了落实在陵园看到的一幕，次日回到家马上取出那册油印书籍核对，透过放大镜认真在这册油印书上寻找佐证，果然在书末尾括号里面显示一行模糊不清的小字“翻印山纵反托派工作会议讲稿”，（按：山纵既是八路军山东第一纵队简称，创建于1938年12月，1942年5月改为山东军区）。就是说，刘子超同志应该是八路军山东纵队的一位重要领导。接下来，在笔者新近收集到另外一册1942年7月的《抗战五周年纪念特辑》中也证实了这一点，特辑第82页上载有汝瑗撰写的《忆刘子超同志》一文。（按：汝瑗即白汝瑗，时任大众日报副总编辑，后曾任《黑龙江日报》总编辑、黑龙江大学校长）。不仅如此，在特辑中，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同志撰写的《胜利在望团结向前》一文，也对刘子超同志不幸牺牲，表示深深惋惜与怀念。文载：“当此抗战五周年纪念之日，我们除对五年来英勇牺牲的将士及全国军民举行哀悼外，我特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全体将士，继承先烈遗志，为先烈复仇!为我们的左权参谋长......刘子超.....师及军区政治部及所有的先烈复仇!为全国各友军及各界殉国的先烈复仇!”

　　刘子超—— 山东革命文化的引路人

　　刘子超，原名刘起亚，又名苏华。1906年生于广东兴宁，1926年入党。抗日战争爆发后，通过朱瑞同志介绍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的政治部工作。曾任华北军政干部学校校长，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司令员，八路军晋冀豫军区第五军分区副司令员等职务，1939年6月，根据上级指示刘子超同志，随徐向前、朱瑞率领的八路军第１纵队，到达山东创建抗日革命根据地。年仅33岁的刘子超，被委以八路军第１纵队、山东纵队政治部宣传部长、敌工部部长重任，在工作期间，他慢慢发现解放区和沦陷区的人群中，都不同程度的对抗日战争存有“亡国论”和“速胜论”的模糊认识。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立即确定当前宣传工作重点：唤起民众、振奋抗战精神，大力宣传我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为做好这项工作，他不时听取《大众日报》负责人的汇报，审时度势为《大众日报》撰写社论、专论，以及《山东文化运动发展的新阶段》、《汪逆兆铭卖国事敌的罪恶种种》、《日寇指挥下的万仙会》、《粉碎日寇文化侵略政策与发展抗战的文化教育运动》等数十篇针对性文章，以此指导党政军干部、人民群众树立对革命必胜的信心。

　　1940年5月根据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同志的提议，决定由刘子超同志负责创办山纵机关报《前卫报》，该报11月7日创刊。作为负责人，刘子超在每期付梓前都要认真审阅，重要文章由他亲自撰写。为了办出让广大干部战士能读得懂，看得明白的报纸，他多次在工作会议要求文章要通俗易懂，多使用大众语言、口语化文字。为了尽快掌握国内形势发展，及时抄收延安与国民党、日伪电台播出的消息，刘子超还物色有技术专长的干部，组建了土洋结合的“新闻电台”。是年8月，代表山东省政权机关的－－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在沂南古镇青驼寺召开，刘子超被选为委员。9月，为纪念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三周年，激励全军指战员斗志，由刘子超作词，郭莘谱曲创作了斗志昂扬的山纵军歌《山东纵队三周年纪念歌》，后改名为《山东纵队进行曲》。这首歌曲一直到抗战胜利后，山东的部分部队转战到了东北还在唱这支进行曲。另外刘子超还积极主持创建了鲁迅宣传大队，并组织召开山东文化教育宣传工作座谈会。曾聆听过刘子超讲话的崔介同志在他晚年回忆录《拾遗录》有这样一段记述：在山东分局机关中，刘子超、朱瑞（山东分局书记、八路军一纵师政委）、陈明（推行委员会秘书长、115师宣传部长、山东分局党校校长），有“三大理论家”的美誉。刘子超同志做报告生动、通俗易懂，感染力很强，党员干部都喜欢听他演讲！

　　1941年冬，日寇动用五万兵力以沂河以西、蒙阴城以东、泰石路以南、蒙山以北为中心，对我沂蒙山革命根据地展开“分进合击”、“铁臂合围”、“坐镇清剿”战术，试图剿灭我山东纵队。为突破日寇的围剿，山东纵队领导机关采取分散作战方式。12月11日，近千余日寇包围刘子超同志所在沂水县高湖村（今属沂南县）。面对强敌，刘子超一面沉着冷静的组织干部战士阻击敌人，一面将来不及销毁的重要材料，藏在附近的石头下面。由于地域不熟，加之与敌人战斗力悬殊，突围中，年仅35岁的刘子超同志不幸中弹壮烈牺牲。

　　在山东抗日革命根据地短短2年时间里，刘子超同志夜以继日的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把山纵及地方的政治宣传工作做的条理有序。他将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山东人民、献给了蒙山沂水。刘子超同志牺牲后，为纪念这位年轻的山东革命文化的奠基人，当年的《大众日报》这样撰文写到：“沂水高湖——应当是永远为山东人民，尤其是为青年文化工作者们纪念的地方，这里曾埋葬了我们不能忘记的、崇敬的同志，他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干部，文化战线上的杰出战士——刘子超同志。刘子超同志的牺牲不仅是山东纵队的一个巨大损失，对山东的文化运动，对山东的抗战更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

　　尾 声

　　笔者保存这册油印本《反托派提纲——刘子超同志报告》，距离刘子超同志牺牲仅仅半年时间。这会不会是烈士唯一留存下来的著作文稿呢？岁月的年轮伴随这本珍贵的红色文献，匆匆走过了近七十个春秋，我们无法想象在那个战火纷纷、戎马倥偬的艰苦岁月里，这些如今看来视若珍宝的革命书籍，究竟是通过一种什么样的途径留存下来的？！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究竟会有多少人还在继续关注、呵护着这些革命历史的见证；又有多少人会想起，70年前为革命事业，将鲜血泼洒在抗日疆场的诸多位刘子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