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上海、南京、武汉相继沦陷,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为了保存国家文化命脉,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已经3天3夜合不上眼了。学校的师生、仪器和图书如何才能转移到大后方呢?正当他一筹莫展时,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敲开了校长办公室的门,刚一落座,卢作孚便直奔主题说:“我是来同校长商谈学校转移之事的……”
(中国抗日将领-卢作孚)
二人部署完撤退计划时,已是晚上10点多钟,卢作孚起身告别。罗校长欲言又止,在卢作孚的追问下,罗校长提出“民生公司能不能把中央大学农学院里的良种动物也一并运到重庆”。卢作孚先生不仅答应了,而且亲自制定了船舱的改造计划。民生公司的轮船成了抗战中的“诺亚方舟”,中央大学农学院里的良种猪、牛、马、羊、鸡、鸭被放进了专门的舱位安全运到重庆。
入侵的日军在中国长驱直入。此时,有许多人都为民生公司的前途担忧,但卢作孚却说:“国家对外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一向不肯做官的卢作孚此时临危受命,出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负责整个战时运输任务。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宜昌危在旦夕。这时的宜昌如同一个大仓库:三万以上待运的人员、九万吨以上待运的器材拥塞于此。以当时民生公司的运力,要将其全部运往重庆,至少需要一年时间。
更加紧急的是,当时川江已接近枯水期,中水位的航运时间只有40天。卢作孚临危不乱,再次以他的经验和勇气扛起了这一历史重担。
当时,所有人都想象不出如何能在40天内完成撤退,但人们相信卢作孚。卢作孚迅速交出了答卷,根据民生公司在枯水时期创造的“三段航行法”,采取分段运输,最大限度地加速物资和人员的撤退。此外,他还对船只航行的时间和物资装卸的办法,作了具体安排。
运输计划付诸实施之后,秩序便迅速代替了混乱。1938年10月24日,24只船开始不停地往返于宜昌与长江上游各港口之间。原来从宜昌到重庆,上水航行至少需要4天、下水航行至少需要2天,费时太长,现在按照卢作孚的计划,除了最重要和最不易装卸的笨重设备由宜昌直接运到重庆外,次要的、较轻的设备,则缩短一半航程,只运到万县即卸下,留待以后再转运,能够节省一半的时间。还有的甚至运进三峡即卸下,让轮船当天开回宜昌。这样,每天早晨都有六七只满载的船开出宜昌;每天下午,也必有同样数量的空船开回宜昌。
40天过去了,拥塞在宜昌的待运人员早已运完,器材运走了三分之二。又过了20天,江水低落到不能大规模运输,宜昌南北岸各码头的器材都看不见了。
当日寇进入宜昌这座鄂西重镇的时候,这里已是一座空城。
在民生公司的积极努力下,原河南中福煤矿公司成功撤退到重庆,与北碚的天府煤矿公司合并,成为战时重庆最重要的煤炭供应基地;原上海的大鑫炼钢厂、汉口的周恒顺机器厂顺利搬到重庆后,成为了战时后方的重要工业企业;从常州搬出的大成纺织厂迁到北碚,与三峡染织厂合并,成为后方最大的织布厂……兵器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设备、器材和人员撤退到大后方,随即在重庆周围和四川各地重建起新的工业基地,成为持久抗战的坚强后盾。
这次撤退后来被我国著名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称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
在艰苦的大撤退中,运送军用物资的轮船90%都来自民生公司,而收取的运费却只相当于当时外国轮船运费的十分之一。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民生公司有16艘船舶被炸沉,69艘船舶被炸伤,117名员工牺牲,76名员工伤残,运力比战前减少一半。
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赞誉民生公司为“爱国的公司”。1939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传令嘉奖民生公司参与宜昌撤退的轮船,并授予卢作孚一等景星勋章和胜利勋章。
1980年,党中央《关于卢作孚先生的结论》里这样写道:“他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1989年,卢作孚先生塑像在北碚公园内建立。这尊看似普通的大理石塑像,正以生命的另一种方式,永远注视着长江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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