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铅字就是一颗子弹|追忆以笔抗战的新闻人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2022-07-02 16:42:37

　　摘要：方大曾，笔名小方，1937年7月10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第三天，他骑着自行车只身穿越炮火，成为第一位到达现场的新闻记者。从卢沟桥、长辛店前线回到城里，小方加班加点撰写了近七千字的长篇战地通讯《卢沟桥抗战记》，并洗印了前线拍摄的战地照片。《卢桥抗战记》中，他写了这样一句话：“我站在卢沟桥上浏览过一幅开朗的美景，令人眷恋，北面正浮起一片辽阔的白云，衬托着永定河岸的原野，伟大的卢沟桥也许将成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发祥地了!”

　　编者按：1931年9月18日，日本悍然策动了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顽强反抗，全体中华儿女为国家生存而战。14年的浴血奋战中，一批新闻人以笔来战，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也成为了支援抗战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共同来追忆这些以笔抗战的新闻人。

何云：愈是战斗艰苦紧张，愈不能停版

何云(资料图)

　　何云早年曾留学日本，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血气方刚的何云毅然停学回国，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何云在太行山创办《新华日报》华北版，任社长兼总编，是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新闻事业的奠基人。因报社与敌军驻地相距不到20公里，工作时常常炮声隆隆、枪声入耳。何云对同志们说：“在地方办报，只是笔杆抗战而已，可在此地，则是笔杆与枪杆齐舞。”他说，“一个铅字就是一颗子弹，一张报纸、一条消息，对于革命战士都是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对敌人就是打击，所以愈是战斗艰苦紧张，愈不能停版。”

何云亲自编审的《新华日报》华北版(资料图)

　　1942年5月，日军纠集重兵，企图摧毁八路军总部和《新华日报》华北分馆。27日，何云率领12人的小分队转移到辽县大羊角附近，当晚仍坚持架起电台收听电讯，计划出版战讯。28日黎明，日军开始搜山，已处绝境的何云知道难以冲出重围，便叮嘱身边的同志说：“不要把子弹打光了，留下最后的两颗，一颗打我，一颗打你自己。我们不能当俘虏!”因敌人的一颗子弹射中背部，何云壮烈牺牲，时年37岁。

范长江：第一位追踪报道红军长征的记者

范长江(资料图)

　　范长江这个名字是从1933年下半年开始在报纸上出现的，这也是他投身新闻事业的开始。取笔名“长江”，他看重的是长江水滔滔不绝、奔腾不息的大气和壮阔。

　　1935年5月，范长江以《大公报》社旅行记者的名义，从上海出发，沿长江西上，经四川江油、平武、松潘，甘肃西固、岷县、兰州等地，深入到敦煌、玉门、西宁、包头等地采访。此行历时10个月，行程6000余里，他沿途写下的旅行通讯在《大公报》上发表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后汇编为《中国的西北角》出版，这部作品集被认为“第一次真正、公正、客观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行踪和影响”。实际上，他不仅是第一个追踪报道红军长征的记者，也是第一个在报道中公开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为“红军”的记者。

　　1936年8月到1937年4月，范长江第二次到西北地区采访写了大量记录重大历史转折时期情况的文章，后来集为《塞上行》。

　　1937年，“西安事变”后，正在抗战前线采访的范长江赶赴西安，在那里见到了周恩来。随后，他又赶到延安，采访了毛泽东、刘伯承等中共领导人，并撰写了关于长征的相关通讯报道。

　　1939年，在周恩来介绍下，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4月至1940年底，范长江主要在重庆工作。他领导“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致力于团结全国青年新闻记者，主持中共领导下的国际新闻社重庆办事处工作，并以救国会成员身份在重庆文化界发挥着党的一个社会活动家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杰出的新闻工作者范长江也成为我国新闻事业的奠基人，以他名字命名的“范长江新闻奖”，是长江韬奋奖的前身之一。

方大曾：“卢沟桥事变”现场报道第一人

方大曾自绥远战地寄给母亲的照片。(资料图)

　　方大曾，笔名小方，1937年7月10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第三天，他骑着自行车只身穿越炮火，成为第一位到达现场的新闻记者。从卢沟桥、长辛店前线回到城里，小方加班加点撰写了近七千字的长篇战地通讯《卢沟桥抗战记》，并洗印了前线拍摄的战地照片。《卢桥抗战记》中，他写了这样一句话：“我站在卢沟桥上浏览过一幅开朗的美景，令人眷恋，北面正浮起一片辽阔的白云，衬托着永定河岸的原野，伟大的卢沟桥也许将成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发祥地了!”

　　7月23日，他将文字和照片从北平寄出。不久，8月1日出版的《世界知识》杂志第6卷第10号发表了署名“小方”的《卢沟桥抗战记》及若干张照片，为世界了解中国全民抗战发端提供了详细的第一手信息。

署名“小方”的图文报道《卢沟桥事件》刊载于1937年7月号的《良友》杂志。

　　此外，《我们为自己而抗战》《日军炮火下之宛平城》《卫国捐躯》《民众慰劳》等专题摄影报道陆续被上海《申报每周增刊》、《良友》杂志、英国《伦敦新闻画报》等国内外媒体刊发。一系列现场及事后的报道图文并茂，影响甚广，尤其是摄影作品反响极大，小方因此被公认为“卢沟桥事变”现场报道第一人，并被摄影史学家陈申等人称为“中国的罗伯特·卡帕”。

　　然而，1937年9月18日，他在保定写完战地通讯《平汉线北段的变化》，由蠡县寄出，年仅25岁的他，此后再无消息。

沈蔚：深入敌后随军采访，把群众英勇斗争的事迹报道出去

沈蔚(资料图)

　　1938年12月，沈蔚作为八路军总政治部前线记者团记者，深入敌后随军采访，并为《八路军军政杂志》提供反映八路军英勇杀敌的稿件，鼓舞军民奋勇杀敌。

　　《冀中导报》复刊后，沈蔚兼任冀中通讯社副社长，负责为副刊采写通讯。作为分社的主要业务领导之一，沈蔚总是热心地给通讯员讲解新闻的基本知识，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新闻采访和写作中的问题，启发大家研究。在艰苦的战争岁月中，冀中分社还坚持出版了新闻业务刊物《通讯与学习》，沈蔚不仅负责具体计划、组织和审定稿件，还亲自撰写文章，在新闻业务和理论方面给广大通讯员以悉心指导。在处理记者和通讯员来稿时，沈蔚非常认真负责，经常通宵达旦地编辑修改稿件。他说，即使不能采用的也要争取每稿必复，告诉作者我们需要哪些方面的稿件，鼓励他们继续多写稿。

　　聂荣臻司令员和八路军总政前线记者团等人合影，左起为：雷烨、范谨、韦明、沈蔚、聂荣臻、林朗、李力克

　　1942年4月底，日伪军发动“五一大扫荡”前夕，沈蔚因身患肺病，被安排随军转移，但他谢绝照顾，并表示反“扫荡”正是学习锻炼的好机会，他要求和冀中人民战斗在一起，深入敌占区去发动群众，把群众英勇斗争的事迹和风貌采写下来，报道出去。在这期间他曾被俘但未吐一字，未暴露自己的身份，后被营救出狱。同年7月13日，日寇对冀中根据地进行了大扫荡，转移途中被日寇包围，沈蔚在突围战斗中牺牲，时年26岁。

雷烨：随军转战真实反映军民抗日英勇事迹

　雷烨(资料图)

　　1938年春，24岁的雷烨终于如愿以偿，被推荐到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学习，他典卖家屋换作路费踏上了去延安的征程。1938年8月1日，延安抗大举行“抗大四期毕业欢送大会”，毛泽东出席并致训词。雷烨写的通讯《创造抗战突击队员的斗争——抗大献给抗战一周年的礼物》、《抗大同学毕业上前线》，以及拍摄的《抗大四期毕业欢送大会上毛泽东先生致训词》、《参加欢送大学之学员》等照片，先后在《新华日报》发表。

　　为加强敌后新闻宣传，八路军总政治部选拔一批政治和业务素质兼优的学员，组建前线记者团，雷烨被选中并被任命为第一组(晋察冀组)组长。1938年11月20日，第一组奉命首先开赴晋察冀抗日前线。雷烨的工作热情很高，一到边区就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写稿子、开座谈会，向大家介绍延安的文艺发展动向，同时了解边区的情况。受《抗敌报》总编邓拓委托，雷烨写了《谈延安文化工作的发展和现状》，在《抗敌报》1939年1月1日至28日分10期连载。

　　1939年5月前后，雷烨主动要求随军挺进冀东抗日最前线，在极端困难和险恶的环境中，从事新闻采访报道工作。为了团结冀东文艺界人士，雷烨发起创立了文艺团体“路社”，创办了文艺刊物《路》《文艺轻骑队》《国防最前线》等，亲自担任部分编缉工作。这些刊物对人民群众和部队都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

　　1941年，雷烨根据革命需要，先后担任冀东军区政治部宣传科长、组织科长。在完成繁忙的日常工作的同时，积极进行新闻采访，成为冀东从事摄影采访最早、报道成绩最突出的前线记者。他随军转战在长城内外、滦河两岸及热南伪满边境，拍摄了很多战地珍贵照片，真实地反映了冀东军民英勇抗击侵略者的英勇事迹，记录了日军烧杀掳掠、无恶不作的累累罪行。

　　1943年4月19日深夜，雷烨刚刚完成《晋察冀画报》照片选定和说明编写，突发敌情，画报社驻地突遭日军袭击。20日晨与尾随敌人交战，雷烨把身上携带的文件全部撕毁，把心爱的照相机、自来水笔和望远镜忍痛砸碎，用最后一粒子弹结束了自己29岁的生命。

黄君珏：编印期刊把抗日救国的思想传向四面八方

黄君珏(资料图)

　　黄君珏15岁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后只身来到上海，考入复旦大学，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1939年，黄君珏被派到太行根据地工作，先后在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华北《新华日报》社任总会计兼管委会秘书主任等职。1942年华北新华书店成立后，黄君珏任书店管委会秘书兼总审计师。在她的主持下，华北新华书店出版了40多万册新书，编印《抗战生活》、《华北妇女》等期刊，把抗日救国的思想传向四面八方。

黄君珏与丈夫王墨磐合影(资料图)

　　工作上，黄君珏精益求精，严格要求。生活中，她和大家打成一片，对人和蔼可亲，经常关心、帮助周围的同志，深受领导器重和同志们的爱戴。黄君珏与同样从事新闻工作的丈夫王墨磐感情笃深，被誉为“战地模范夫妇”。为了便于工作，她将出生三天的独生子送到老乡家寄养，从此再未相见。

　　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五月大扫荡”，妄图彻底摧毁我太行抗日根据地。5月24日，日军三万余人实施“铁壁合围”战术，直扑山西辽县(今左权县)八路军总部和《新华日报》、华北新华书店驻地。为缩小目标，减少牺牲，报社工作人员化整为零。黄君珏带领10多位同志，反复穿插于敌军间隙中，奋战了七昼夜，但未能突出重围，后来到庄子岭南的小五台山上，黄君珏和两位女同志退守到道士帽峰悬崖边上的一个山洞中。6月2日下午，疯狂的日伪军从后山爬上洞顶，企图点火封洞。危急关头，黄君珏毅然冲出洞口，举枪打死两个敌人，然后飞身跳下悬崖，壮烈牺牲，这一天正是她30岁的生日。

　　(内容综合自新华网、北京日报、四川日报、重庆晨报、石家庄新闻网等公开报道，感谢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齐辉提供部分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