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大内迁三台时办的校刊。
当年东北大学校舍、图书馆。
绵阳三台县梓州公园,当地百姓往往会在一个被封闭的防空洞前驻足。防空洞旁的指示牌上介绍,这是抗日战争期间,内迁三台的东北大学学生为避日军空袭而挖的临时避难所。如今,它成为三台县的“抗战遗址”。
抗战期间,四川共接纳48所内迁大学,占战前中国108所高等学校的44%。与武汉大学、同济大学等内迁不同,东北大学是在流亡7年之后,险些被停办或迁到青海的大背景下,由三台县主动接纳的。而彼时,三台正遭遇百年不遇的旱灾和洪灾而爆发饥荒。正是三台人民的宽广胸怀,500多位东北大学师生得以迁到内地复课,东大文脉得以延续。
流亡7年落脚三台
“东北大学的命运多舛,始于1931年。”三台县作协主席邹开歧自1993年开始研究东北大学流亡史,据他介绍,东北军阀张作霖1923年创办东大,1928年张学良兼任校长。由于张学良广聘名师到校执教,使东大盛极一时。然而“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顿时成为中国第一所流亡大学,在北平、开封、西安等城市颠沛流离。“尤其是西安事变以后,这所有张学良背景的学校,便有人主张停办解散,或者迁到青海。当年的青海堪称不毛之地,东大迁往,无疑有让其自生自灭之意。”
当时的东北大学校长臧启芳不愿学校断送在自己手里。1937年末,尽管他已接到当时的教育部“命东大向青海迁移”的指令,仍然悄悄安排教务长李光忠带着其亲笔公函,到四川各地接洽。
然而,李光忠的四川之行到处碰壁。邹开歧说,当时四川各地都被要求接纳内迁高校,消化能力本就有限。而东北大学还有张学良的政治因素,因此都不愿意惹麻烦上身。此时,时任三台县县长的郑献徵,向东北大学敞开了胸怀。郑献徵的小女儿郑碧贤告诉记者,郑献徵的一本日记里记载了他接纳东北大学的心情,“当时三台虽然因为天灾缺吃少穿,但中国的未来需要大学生,所以三台人民愿意勒紧裤腰带,多添几百张嘴吃饭,这既是为了积蓄抗日的力量,也能为三台播下文化的种子。”
1938年4月23日,500多名东北大学师生从西安经宝鸡、汉中、剑阁、绵阳抵达三台。让他们百感交集的是,三台竟然出动了3000人为他们举行欢迎大会。邹开歧说,当时城里的商家店铺都挂出了彩旗横幅,欢迎远道而来的师生。他们还腾出三台旧试院与部分杜甫草堂寺及潼属联立高中的地盘,当作东北大学新校址。
在大后方宣传抗日救国
在内迁到三台的短短几年里,东北大学通过社团的踊跃活动,让地处内地的三台成为抗日模范县。
三台县档案馆馆藏资料显示,东北大学师生从未忘记宣传抗日救国:在校内,60余家社团用墙报、油印小报等形式宣传抗日,壁报和小报也有60多种,为当时文化沙漠般的三台带来了勃勃生机。此外,进步师生们则受中共南方局青年组的领导,创办读书会,把解放区才有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进步书刊传到了三台……
当然,唤起民众最好的方式是戏剧。邹开歧说,当年,东北大学师生组建的群众戏剧团近10个,“最喜欢京戏的师生组成的叫‘抗敌国剧社’,他们演出了《木兰从军》等30多个传统剧目。而三台实验剧团则先后演出了《北京人》《日出》《家》等作品,让当地群众大饱眼福。”当年,实验剧团每学期至少排演三出以上的进步戏剧,公开售票演出,其所得收入用于支持川北文协分会的活动。
邹开歧说,东北大学内迁到三台,对三台人最大的影响便是知道了“原来抗战和所有中国人都有关系”。东大师生们通过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宣传,让地处内地的三台人知道了我们的国土被日本侵占,同胞被蹂躏,就连东北大学也不得不流离失所。
在东大师生的影响下,三台人也纷纷行动,成立了“三台县抗日总动员委员会”,以城区大、中、小学师生为主体的20多支宣传队,到各镇乡讲演、教唱《松花江上》等进步歌曲,演出街头剧宣传抗日,散发《抗日读本》,为购买军机募捐。“由于东北大学抗日宣传做得好,三台每20人中就有一人参军抗日,远征军时更有200多人参加。后来成都修建双流机场时,三台又出动了4000多人。”邹开歧说。
东大所建防空洞仍保存
不过,东北大学迁到三台后的日子并不太平。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实施威胁性战略,企图以轰炸迫降让大后方屈服,先后于1940年7月和1941年7月对三台进行过轰炸。但在此之前,东北大学已于1938年夏天在三台县城牛头山腰修建了防空洞,因此幸免于难。
梓州公园相关负责人介绍,防空洞长约700米、宽约3米、高约2米,一次可以容纳上千人。洞内还建了指挥作战室、贮藏室,甚至还挖了水井,可供避难者短时间里解决吃喝。“防空洞内全部用一米长的条石砌成圆拱形,洞外有树木遮盖的通风口,不仅隐蔽而且安全,其造型和规模在当年都很罕见。”因防空洞年久失修,如今梓州公园已砌石为门堵住了防空洞进出口。
三台档案馆资料显示,在三台县遭受的两次轰炸中,累计炸死炸伤255人,其中死亡99人,毁损房屋746间,造成590多户百姓无家可归。而东北大学的师生员工、家属以及县城居民约千余名,在空袭前进了防空洞,几乎没有伤亡。
邹开歧说,尽管东北大学在抗战胜利以后,便从三台离开,但70多年过去,东北大学并没有忘记三台人民的养育之恩。1993年和2003年两次校庆,东北大学都向三台的名誉校友邹开歧发出了邀请。在张学良先生的铜像下,老校长臧启芳的儿子拉着邹开歧的手说,“我们什么都可以忘,但三台人民的养育之恩不能忘。没有三台人民的支持,就没有东北大学的今天。”
参与抗战绵阳出人出钱又出力
绵阳南山公园烈士纪念馆内的资料显示,从1937年到1945年,先后有14万优秀的绵阳儿女奔赴抗日前线,其中绵阳县超过5万人,三台县42433人,盐亭县1.8万人,北川县1229人。同时,在三台东北大学和国立六中包括贺敬之在内的100余名进步学生前往抗日根据地,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与此同时,绵阳父老乡亲们在地下党组织的宣传和推动下,踊跃捐款捐粮。《绵阳简史》记录,在抗战期间仅绵阳县、盐亭县、三台县就筹集谷子和军粮2.5亿斤,捐款无数,还涌现很多感人的故事。1938年,三台县的小学生捐出2347元零花钱交给重庆 “中国儿童号飞机筹募总会”,三台县城卖凉粉的小贩钟金奎则一次性捐献了800碗凉粉。到1941年底,三台县共捐献现金20万元支援抗战用于购买飞机。
为了抗日需要,1938年12月,绵阳5000余居民在三台刘营出工出力修建机场,1941年又修建了10余个飞机防空洞。至今,刘营仍保留了“藏机洞”遗址。1944年1月,1.5万名绵阳人民自带工具,不分昼夜地奋战,修建塘汛机场,为打击日寇发挥了积极作用。
48所高校内迁入川
抗战期间,四川接纳和安置了大批内迁的机关、工厂、学校和难民,为保存国家实力,发展抗战力量,作出了巨大贡献。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段渝介绍,当时全国有48所高校内迁入川,坚持办学,让四川成为全国教育文化中心,被称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基地”。同时,中央研究院、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农业研究所等全国许多科研机构也纷纷内迁。大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内迁,保存了中华文化的菁华,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坚持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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