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跃于抗战中的重庆校园文艺社团 ——突兀社
来源：重庆师范大学学报 作者：李文平/吴阳红    2022-09-02 16:38:25

　　一

　　突兀社(全称突兀文艺社)1940年初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重庆北碚兼善中学，其发起人有杨顺仁、杨本泉、刘德彬、唐廷璐、陈万堂、韩久余、龚固礼等人。除杨顺仁外，全是当时兼善中学高二班的学生。在战火纷飞的抗战年代，一群普通的中学生何以办起文艺社呢?据当事者回忆，当时为避开日寇飞机日益严重的轰炸，兼善中学由北碚街上迁至山林蓊郁的鸡公山上，曾就读于兼善中学的杨顺仁同学到鸡公山上探望仍就读于兼中高二班的原初八班老同学，为了纪念那一段难忘的同窗之谊，同时便于今后大家在文学上相互勉励和联系，杨顺仁建议成立一个文艺社，得到大家的欣然响应。于是大家学习鲁迅先生办《语丝》时翻字典的方法为文艺社取了“突兀”之名，取其“突然崛起”之意，并以“突兀文艺社”的名称于1940年初向兼善中学训育处登记成立。[1]

　　突兀社一经成立，即显现出生机勃勃的发展势头。社员们结合当时的抗战现实，积极开展文艺活动，很快发展成了一个跨班、兼容高初中年级的全校性的文艺社团。他们不仅积极创办了《突兀文艺》、《突兀旬刊》、《突兀晚报》三种有特色的文艺壁报，还组织成立了散文、小说、诗歌、评论四个文艺兴趣小组，选取大家感兴趣的书或关注的抗战现实环境中的文艺创作问题来讨论，这既坚定了社员们坚持抗战的决心和意志，又培养了大家的艺术修养与创评能力。

1941年秋天，兼善中学从鸡公山迁至嘉陵江边的毛背沱。由于抗战时期条件艰苦，学校的校舍大多是土墙茅顶的简陋建筑，但这并没有抑制突兀社社员的创作激情。随着赵子信、万继金、李家华、席向、邝忠实、陈琤等一批新社员的加入，突兀社活力大增。这些新社员与老社员们一起，同心协力，开创了突兀社创作的新局面。1942年，在与兼中的另一个文艺社团草原文艺社的竞赛中，突兀社的社员们开始从写短小的诗文转向较长的文艺作品。这一时期，刘鸿奎(笔名徐村)先后发表了短篇小说《暴风雨》、《纯真的爱》、《泥泞的路》等，杨本泉(笔名木人、穆仁)写出反映校园生活的短篇小说《级会》，邝忠实创作了抗日题材的话剧《神父之死》等，力求内容充实与技巧开拓的作品。创作水平的提升，使精力充沛的突兀社员们不再满足于校内壁报活动，开始将《突兀文艺》改为油印，以增强其社会传播能力，扩大突兀社的影响。这样突兀社的作品影响力就不再局限在兼中校园范围内，这为突兀社由兼中走向更广阔的社会天地打下了基础。随着突兀社的社员从兼善中学转学他校和毕业升入大学，犹如星星火种，突兀社也很快由兼善中学扩展到其他中学和大学，成为抗战时期活跃在多所大中学校的校园文艺社团。

　　突兀社并未提出鲜明的文艺主张，但是突兀社的壁报内容以及社员们发表在各种报刊上的文学创作，却比较明确地表达出一个共同倾向，用其“永久社长”杨本泉的话来讲，就是内容上“关注现实人生，反映社会下层，作民众的代言人，为民众呼喊”，创作方法上“大多采用现实主义”[1]。突兀社作为抗战时期崛起的文学社团，为什么没有提出鲜明的抗战文艺的主张，而是执着于现实人生的表现和艺术技巧的学习呢?这是因为，突兀社崛起与活跃之时，抗战已经进入了相持阶段，战争已经成为一种日常生活，抗战初期的那种激情奔放的热情，已经为相持阶段的深沉凝重的情感所替代，因而标语口号式的抗战文艺也转化为一种对现实人生的深切的艺术关注，这是非常符合抗战时期文艺发展的时代性特征的。

　　正是由于这一点，突兀社受到抗战时期在重庆从事抗战文化领导工作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师茅盾的热情关注，茅盾不仅亲自担任突兀社的创作辅导员，帮他们修改习作，还为刘鸿奎的小说集《纯真的爱》写序，并专门撰写《什么是基本的》一文，指导和鼓励突兀社的文学青年，称他们为“很有希望的文学幼苗”。也正因为如此，突兀社在后来由中学而走向大学走向社会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坚持“关注现实人生，反映社会下层，作民众的代言人，为民众呼喊”的文艺倾向，得到抗战时期重庆的文学青年与社会的认同，成为抗战时期活跃于重庆的颇具规模与影响的校园文艺社团。

　　二

　　突兀社在抗战时期重庆的校园与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主要与该社兴办《突兀文艺》、《突兀旬刊》、《突兀晚报》等文艺刊物密切相关。

　　突兀社在办刊的过程中，注重刊物的质量与内容的多样性，重视文艺问题的讨论，采用兼容并包的态度，向老师与青年学生敞开了文学的大门。突兀社刊物的内容丰富多样，还经常开展一些大家关心的文艺创作问题的讨论，颇受校园师生的注意，一些爱好文学的老师和同学纷纷向突兀社的刊物投稿。比如，1940年《突兀旬刊》开展了关于“灵感”、“文言与白话”等问题的讨论，在校园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兼善中学一位雷姓老师向《突兀旬刊》投稿，参与“文言与白话问题”的讨论，雷老师文章的观点是：“要写漂亮的白话文，必须具有深厚的文言文的功底;鲁迅白话文写得好，即得力于他中国古典文学的修养高。”雷老师的本意是在白话文早已取得正宗立场的前提下，主动请进文言文，以提高白话文的艺术表达水平。但由于其自身对文言文的极度偏爱，引起早已确立白话文为文学正宗思想的学生们的误解与不满，于是突兀社员陈万堂同学用笔名在下一期的《突兀旬刊》发表了针锋相对的文章，并引用鲁迅的话批驳雷老师的观点，由此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尽管论争的双方有一些误会与意气用事的地方，但目的是明确的，那就是表达出对白话文正宗地位的坚守与对白话文水平的提高的双重渴望。

　　突兀社还注重刊物的形式探索，通过创办多种形式的刊物，来满足读者多方面的文学需求。早在突兀社兴办刊物之始，三种壁报就各有分工：《突兀文艺》，每月出版一期，篇幅较大，专登长一点的作品;《突兀旬刊》十天出版一期，每期四开大小报纸一张，专登杂文、评论等短小作品;《突兀晚报》则天天出版，每期仅十六开大小纸一张，则登载学校新闻和杂感、小诗之类作品。对校园学生的投稿，突兀社成员往往将其分门别类，把不同的作品置入不同的刊物，让读者根据自我需要更方便地进行阅读。

　　突兀社不仅以刊物内容的充实与形式的多样以及自由开放的文学风气受到校园文学爱好者的推崇，同时，还积极提倡社内刊物之间、社内刊物与社外刊物之间开展竞赛，以提高刊物的文学水平，促进社团的发展。在突兀社兴办壁报的时代，“各壁报主编采取分工负责的办法，外面阵容壮观，社内经营管理的人却不觉得任务繁重，倒暗暗形成了社内各壁报之间的竞赛，彼此促进，而不是相互抵消”[1]。当时，突兀社社长杨本泉(笔名木人)和骨干刘鸿奎负责主编《突兀晚报》，商议确定除社员支持供稿外，所有组稿、编辑、抄写、张贴，全由他们二人分担，一人负责一天，轮流编报;不仅平时星期天照常出版，连期中、期末考试期间也不休刊。这一勤奋的办报热情，还激发了兼中校内另一壁报《烈火晚报》的出版，并与《突兀晚报》长期竞争，旗鼓相当，实属难得。

　　1942年，兼中校内成立了另外一个文艺社团——草原文艺社。这个文艺社人员不多，但创作力量颇强，一度与突兀社展开了不宣而战的对手赛，他们办的《草原文艺》壁报，不仅和《突兀文艺》比篇幅大，也比作品的质量高。在这种竞赛气氛的刺激下，突兀社的社员们开始从写短小的诗文转向较长的文艺作品。如刘鸿奎(笔名徐村)写出了短篇小说《暴风雨》、《纯真的爱》、《泥泞的路》等(后结集为小说集《纯真的爱》出版)，杨本泉写出短篇小说《级会》(后刊登于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杂志)、《刀鞘》(刊载于重庆1946年出版的《四川妇女》杂志第1期)，邝忠实写出话剧《神父之死》等等。创作水平的提高，使精力旺盛的社员们在做好校内壁报的同时，还将眼光投向了校外，他们将《突兀文艺》改为三十二开的油印本，由赵子信题字并设计封面，先后编印了四期。1944年，在油印的《突兀文艺》四期的基础之上，又开始出版铅印的《突兀文艺》，先后出版四期，前两期为四开报纸型，后两期为三十二开的小册子。由于油印和铅印的《突兀文艺》更便于传阅，突兀文艺社的作品影响就不再局限于兼中校内，而是走向校外更加广阔的世界。

　　三

　　突兀社的成熟与发展，既与突兀社成员自身的不断的努力学习和积极的文学探索相联系，又与文学大师的影响与指导分不开。

　　抗战时期，学习条件十分艰苦。突兀社的社员们在鸡公山上为躲避日机日益野蛮的轰炸而寄居的临时校舍中，一边兴办壁报积极进行创作实践，一边组织文学兴趣小组，加强文学创作理论学习，“全社分为散文、小说、诗歌、评论四个小组，每个社员可按个人的兴趣参加其中一个小组或几个小组活动，超过十人以上的小组还可划成更小的组活动，兴趣小组的任务是学习，选取大家关注的书或问题来研读讨论”[1]。这样的学习方式，在一定程度弥补了学习资料的不足， 同时由于是一种针对性很强的自主学习，社员们的学习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而且学到的文学知识可以及时地用于创作之中，迅速实现学以致用的目的，所以学习的效率也特别高。

　　突兀社员们一面积极进行文学创作知识的自主学习，一面努力地在战时首都重庆优越的文化资源中寻求帮助。这就有了抗战时期文学大师茅盾指导突兀文艺社的佳话。茅盾回忆：“……我的社会活动，还包括为一些文学青年当义务辅导员。其中与突兀文艺社的某些成员关系尤为密切。突兀文艺社是重庆一些大中学生组织的文学团体，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结识了其中一位社员而联系上了。那青年叫胡锡培(田苗)，是唐家沱载英中学的高中学生，家住市区，周末常与我同乘一条船进城，就认识了。后来由他引来了‘突兀文艺社’的其他成员，常在我家聚会，讨论文学创作的各种问题。这些青年思想都很进步，于文学又有一定的基础，是一伙很有希望的文学幼苗。我常给他们修改习作。后来，他们集资创办了一个刊物《突兀文艺》，我为他们题了刊头，并写了一篇文章《什么是基础的》鼓励这些文学青年。”[2]

　　在《什么是基本的》这篇文章中，茅盾教导突兀社的社员们说：“从事文艺写作的人，应当有冷静的头脑，热烈的心肠。正确的思想，和广博的知识。就这四项，是基本的。具备了这四项，然后所谓‘向生活学习’也者，不至于成为一句空话。”他提出的文学“基本四项”让突兀社员明白了文学创作前应怎样进行自我准备。同时，茅盾先生还重点阐释了生活与创作的辩证关系：“有人强调生活经验之重要性，好像只要有了生活，便什么都不成问题了。然而假使你不先有了正确的思想，和广博的知识，你会迷失在生活的茫茫蘖海中，若干现象你将不能理解，若干现象你将认识错误，现象中的若干因与果你将茫茫无知，结果，尽管你饱经忧患，尽管你做过实际工作，或者，甚至干过三百六十行，可终于你是个糊涂虫……然而，‘没有生活’也不行。这还不是说，‘没有生活’你的题材会匮乏。这是说，倘‘没有生活’则你虽然有正确的思想，也将僵化为公式与教条;虽有广博的知识，亦将流为空洞迂腐。结果，正确的思想，会做出错误的结论;而广博的知识，会在现实面前碰壁跌跤。”最后，他总结道：“因此，对于青年朋友，我不大愿意公式地而又时髦地只捧出‘向生活学习’，或者‘充实生活’之类的箴言，而宁愿献给他们两句老生常谈：正确的思想，和广博的知识。至于什么技巧上的修养，我倒以为尚属第二义。”茅盾写于1944年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文学创作经验，他不受当时某些流行的时髦理论的左右，所表达出来的对创作理论深思熟虑后的真知灼见，对当时突兀社员的创作起到了很大的鼓舞和指导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突兀社员们在以后的文学创作中取得的成就，或多或少地体现了茅盾这一指导思想的影响。

　　突兀社不仅虚心向文学大师茅盾求教，对其他知名作家关于文艺创作的认识，也积极地学习，认真地借鉴。1945年初，著名作家老舍应邀到北碚夏坝的复旦大学作《关于文艺诸问题》的讲演，突兀社作出了迅即反映，在同年3月的《突兀文艺》第3期上，全文刊载了老舍的演讲， 并号召突兀社员及其他爱好文学的青年认真学习。老舍的《关于文艺诸问题的》讲演，主要谈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文艺工作者在当前应该担负起的两项任务，“一个是打倒法西斯，一个是建设新中国”;二是如何进行写作准备，强调“弄通文字”、“实地观察”、“研究名著”在文艺创作的准备方面都非常必要，必不可少;三是号召为“贫病作家”募捐。[3] 老舍的演讲，使置于抗战现实环境中进行文艺创作的突兀社员们明确了文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引导他们正视抗战现实，关注民生疾苦，对他们的文学创作有颇为具体的帮助。此外，1943年初他们还曾打算邀请青年诗人，当时还是复旦大学学生的邹荻帆、施旸来学校开讲座，由于种种原因，虽未能实现，但却显示出突兀社向校外寻求学习资源的种种努力。

　　突兀社通过多种形式努力学习文学创作的知识，促使其社员的创评水平不断提高，影响也日益扩大，使其能够立足校园，面向社会发展，在抗战后期的重庆文艺界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四

　　1943年，是突兀社以兼中为基地，向外发展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这一年不少突兀社的社员毕业升入大学或转学而离开兼中，将突兀社的影响与活动范围拓展到当时重庆的其他大、中学校。刘鸿奎转入重庆唐家沱载英中学读书，在该校发展学生胡锡培(笔名田苗)、蓝浪等为社员;杨本泉升入当时内迁重庆的复旦大学，先后发展了复旦同学施隆炳、蒙泽梁、杨奚勤为突兀社成员;杨顺仁升入国立戏专后，发展了李海华、黄德恩、刘谟琛、王诚德等剧专同学为社员;杨益言升入同济大学，发展了廖晓帆等同学为突兀社员，并在同济大学创办了油印报，这份油印报今已发展成为现在的《同济报》，杨益言还被称为“《同济报》之父”……。1944年，是突兀社从学校走向社会关键性的一年。此时，突兀社尽管与兼中保持着密切联系，但突兀社的主体部分已经由兼中转移至各大中学校。这使原来的兼中突兀文艺社发展成为一个真正活跃在抗战时期重庆多所大中学校的校园文艺社团。

　　1944年，突兀社在油印的基础之上，开始出版铅印的《突兀文艺》，这有助于从形式上增强刊物的影响力。社员们跨校际之间的联系，大大增加了突兀文艺社的社会交往可能性，引来了文学大师茅盾等人的特别关注与亲自指导，促进了社员们努力学习刻苦创作，创作水平大幅度的提高。1945年秋，重庆《新华日报》为祝贺茅盾五十寿辰发起举办“茅盾文艺奖金征文”，征求反映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突兀社发动社员写稿应征，最后评奖揭晓，获甲等奖的三篇作品中，有两篇是突兀社员的作品，它们是田苗的《互替的两船夫》与木人的《丰收》。这些作品以民族抗战为大背景，客观真实地描写了战时下层民众的生活，一方面表现出他们置身于民族危亡之际的坚强的意志，一方面也代他们喊出了苦难的绝叫与呻吟。正因为如此，重庆《新华日报》还在显著的位置刊登广告，向广大读者推荐《突兀文艺》，以引导社会大众对突兀社及其刊物的关注。

　　抗战胜利前后，突兀社已不再满足于《突兀文艺》期刊本的出版，还先后出版了民歌集《中国风》(石印)一册;丛刊《想》(铅印)一册;“突兀文艺丛书”二册：徐村的小说集《纯真的爱》，木人的诗集《早安呵，市街》。还曾计划集中“茅盾文艺奖金征文”获甲等奖的三篇作品(其中两篇为突兀社成员田苗的《互替的两船夫》和木人的《丰收》)，作为“突兀文艺丛书”第三册出版，当时已征得另一篇作品《兴文乡疫政记》的作者徐疾的同意，可惜未凑足印刷费，这计划最终搁浅。

　　抗战胜利以后，突兀社仍然保持着旺盛的文学创作热情，不断开拓社团活动的新途径。1947年6 月《新民晚报》副刊“新民副刊”刊登了杨本泉的诗歌《大合唱的指挥》，该诗以象征的手法、磅礴的气势，体现出了民族抗战时期的豪迈情怀。诗人借助对音乐演唱会意象的描绘，以隐喻展示抗战时期的先驱志士，为国家民族走向光明，忧国家之忧，愁民族之愁，将自己与神圣的抗战融为一炉英雄气概。1948年，突兀社员杨山还在重庆大学出版的学生报纸《学府导报》上，主编了一个专刊《突兀文艺》。这个专刊承袭了“突兀社”的办刊风格，依然刊发文艺创作与评论，但《学府导报》上的《突兀文艺》更加强调文艺与现实的贴近。1948年5月，该刊发表了杨本泉寄自上海的文艺评论《试谈马凡陀山歌》一文，其中引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大众化问题作了论述，显现出突兀社员文艺思想的发展与提高。除了在校园内外有组织有计划的出版活动外，更能显示“突兀社”的创作活力和社会影响的，尤在于不少社员人自为战地积极向报刊投稿，先后发表了大量作品，其数量和质量都突破《突兀文艺》壁报与印刷刊物。如木人、田苗、杨山等四十年代初期起即向重庆《新蜀报》副刊《新语》(金满成主编)、《蜀道》(姚蓬子主编)、《新华日报》的《新华副刊》，《商务日报》副刊《茶座》(王郁天、聂绀弩先后主编)，万县《诗前哨》等报寄诗歌、杂文、评论、报告文学等作品，使突兀社的声誉远逾校园之外。

　　新中国成立以后，尽管作为有组织的突兀社的社团活动已经结束，多数社员，也服从祖国的需要，把主要的精力倾注到别的方面，但仍有不少社员坚持个人的文学创作与文艺活动，并为新中国的文艺繁荣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杨益言与罗广斌合作，创作出著名长篇小说《红岩》，并单独创作了长篇小说《秘密世界》、报告文学《红岩的故事》、《雾都空劫——侵华日军重庆大轰炸》;刘德彬与杨益言合著了长篇小说《大后方》，成为全国知名的作家。杨山与杨本泉除长期担任文艺编辑工作以外，坚持诗歌创作，两人在50年代合著了诗集《工厂短歌》，80年代分别出版了诗集《寻梦者的歌》、《黎明期的抒情》、《爱之帆》与《绿色小唱》、《穆仁诗选》等作品，成为著名的重庆诗人;还有全国知名的杂文家邝雪林(笔名司马玉常)，创作异常勤奋，先后出版了不下十种童话、散文、杂文集，他在广州花城出版社任编辑时，还与易征合创办著名刊物《随笔》杂志;突兀社的最重要的发起人杨顺仁，担任过重庆烈士墓纪念馆副馆长，曾编著出版过报告文学《揭开神秘的纱幕——党在陪都的地下斗争》(60万字，重庆出版社1991年出版)。此外，重庆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在小说编与诗歌编中选录了田苗、杨山、木人等多位突兀社员的作品。新世纪之初的今天，尽管当年的突兀社社员大多已是80左右的高龄，但在重庆的文艺园地里仍能见到他们的活动身影：杨山担任重庆新诗学会出版的诗刊《银河系》的主编;穆仁任重庆诗缘社社长，坚持出版《微型诗刊》，同时还兼任诗刊《小诗原》的主编……

　　突兀社作为抗战时期由一所中学兴起而发展至重庆多所大、中学校的校突兀园文艺社团，团结大中学生以及社会上爱好文艺的进步青年，在抗战时期的艰苦环境中，积极进取，努力创作，为重庆的抗战文学乃至于新中国的文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