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抗战中的“银色战士们” ——众多进步影人投身于抗日洪流
来源：中国档案报 作者：刘楠楠   2022-09-14 08:51:44

　　中国电影从诞生之日起，其创作活动就始终反映着时代主题。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国共双方共同倡导下，广大文艺工作者集结在全民族抗战的旗帜下，以“文艺为抗战服务”为宗旨，在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全国性的文艺大众化运动，中国电影的发展与抗日战争的关系也变得密不可分，电影成为全民族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立救国团体 摄制国防电影

　　随着日本侵略者的脚步越来越近，为拍摄抗战国防电影而大声疾呼的电影艺术家们，立即投身于抗日洪流，力图为抗战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1936年1月27日，由导演蔡楚生、剧作家欧阳予倩牵头，联合上海电影界多位进步人士，在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上海电影界救国会。在1936年“联华”电影公司和“新华”电影公司出品的主要电影中，出现了多部反映抗战主题的影片，例如在1936年底相继问世的《狼山喋血记》与《壮志凌云》两部电影，以及阳翰笙与田汉编剧的《夜奔》和《青年进行曲》等。从1936年底开始，相当一部分电影工作者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国防电影”的理论探讨与创作实践中，他们还以电影工作者的身份，利用自身影响力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

　　1937年7月30日，由于“国事的危急，不允许电影的工作人员再沉默下去了”，中国电影工作人协会在上海宣告成立，欧阳予倩、蔡楚生、史东山、费穆等39位著名电影艺术家当选为理事，协会下属中国电影界救亡协会。两协会的宗旨就是“集中电影界工作人员所有的力量，负起非常时期救国的任务来”，配合抗战，摄制国防电影，充分发挥电影作为大众传播工具的作用，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激发民众参加抗战的勇气，并帮助观众建立抗战胜利的信心。8月4日，又成立了上海电影编剧导演人协会，蔡楚生、费穆、欧阳予倩、夏衍、阳翰笙等9人当选为理事，其工作目标同样是促进国防电影的制作。

　　参加戏剧演出 积极宣传抗日

　　抗战初期，由于战事紧急，最大的电影制作基地上海已是战火纷飞，设备多遭破坏，再加上种种外界因素，电影界高涨的抗日热情此时很难化为银幕上的作品。著名剧作家夏衍、阿英等合作编写的《华北的黎明》，还有田汉创作的《船娘曲》等，均未能投入拍摄。电影界人士只好转而从事话剧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第三天，上海文化界人士洪深、郑振铎、胡愈之等140人集会，决议组织文化界救国团体。7月15日，上海剧作者协会召开全体会议，决议为适应抗日救亡形势发展要求，将上海剧作者协会扩大为全国性的中国剧作者协会，并决议由到会的全体会员集体创作三幕剧《保卫卢沟桥》。在上海戏剧电影界著名艺术家们的通力合作下，《保卫卢沟桥》剧本由阿英、于伶等17位作家执笔，洪深、欧阳予倩等20人组成导演委员会执导，冼星海、周巍峙等作曲，赵丹、王人美、周璇等近百位著名演员参加演出。该剧于8月7日在蓬莱大戏院隆重上演，历时一周，反响空前热烈。随后，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组织了13个救亡演剧队，除有两队留在上海外，其余都到内地与前线从事宣传演出活动，参加这些演剧队的有洪深、冼星海、贺绿汀等众多进步影人。

　　随着1937年11月12日上海失陷和12月13日南京陷落，集聚在上海、南京的抗日救亡团体纷纷撤往武汉，武汉因而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荟萃了大批文艺精英。1938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陈诚任部长，周恩来出任副部长，负责宣传的第三厅由郭沫若任厅长，阳翰笙任主任秘书。许多进步文艺工作者都参加了第三厅的工作。在政治部和第三厅的领导下，武汉的抗敌文艺活动空前活跃。电影界人士不仅通过电影的传播特性去表现抗战、宣传抗战，在精神层面不断鼓舞着军民的战斗士气，并在文化艺术领域积极展开反帝反侵略、反奴化宣传的文艺斗争。此时摄制的影片，虽然在制片规模与出品数量上不及战前，但这些影片内容进步，主题鲜明，是抗战文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电影为武器 建立新的战场

▲《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会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938年1月29日，经阳翰笙、罗刚等人发起，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在湖北武汉成立，该协会以“团结全国电影界人士，发展电影文化，从事抗敌工作为宗旨”。田汉、夏衍、阳翰笙、司徒慧敏、阿英、陈波儿、蔡楚生、洪深、史东山、孙瑜、赵丹等71人当选理事，张道藩、阳翰笙、郑用之担任主任常务理事。协会在成立宣言中慷慨激昂地宣布：“我们要每一个电影从业人员锻炼成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勇敢的斗士，将自己献给祖国，将自己的工作献给神圣的抗战;我们要使每一张影片成为抗战的有力的武器，使它深入军队、工厂和农村中去，作为训练民众的基本的工具;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电影的战场，集中我们的人才，一方面以学习的精神提高自身的教育，又一面以集体的行动来服务抗战宣传……我们愿以电影的话语向我们的同胞和我们的国际间的友人诉陈新中国的实现。”并高声呼吁：“起来!银色的战士们”，“电影是抗战宣传的最犀利的武器，电影是教育民众的最便利的工具，站在自己的岗位上，正有一伟大的任务必须由我们努力去干!”电影界人士均认为，电影在抗战中有着重要的宣传教育作用，电影界应配合抗战，一切影片的标准就是有利于抗战，在面临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应当时刻记住以电影作为反抗武器，激发广大抗战军民对侵略者的民族仇恨和抵抗决心，建立抗战胜利的信心。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的成立，标志着电影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生，这个统一战线贯穿了抗战的全过程，为抗战电影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时期，广大民众渴望了解战争的实况与进程，纪录片勃兴，故事片创作也取得了可喜成绩，战时大后方的电影成为抗战文艺运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抗战时期，共出品新闻纪录片及短片80余部，如《卢沟桥事变》《空军战绩》《淞沪前线》《抗战特辑》《克复台儿庄》《活跃的西线》等，“一百多个摄影师分布在全国各战区，用胶片记录着我们前线将士英勇的战绩，随时向国内外作忠实的报道与宣传”，纪录片在宣传民众、鼓舞士气、反映中国人民不屈精神与英勇斗争方面，起了其他艺术形式无法代替的作用，也为全民族抗战留下了不少珍贵的历史镜头。中国的抗战纪录片还被送到东南亚、美国、欧洲等放映，对外国人了解中国抗战，从而支持声援中国抗战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另外，大量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也激励着艺术家们去表现和反映，纪实故事片应运而生。其中的代表作《八百壮士》，由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于1938年7月完成，反映了1937年上海沦陷前夕，中国88师524团几百名士兵，在团副谢晋元的带领下，坚守四行仓库的英勇事迹，影片气势磅礴，激情洋溢，无数观众观之热泪盈眶，激动不已。《胜利进行曲》《孤城喋血》《血溅宝山城》《保卫我们的土地》《热血忠魂》《风雪太行山》等影片也多以战争为背景，揭露日本侵略罪行，着重描写中国军队的英勇与人民的反抗精神，主题鲜明，故事穿插巧妙，在当时的抗战气氛中，起了重大影响，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

　　戏剧理论家余上沅在1938年9月25日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了《战时戏剧与电影的题材》一文，其中写到了因电影题材改变而带来的观众观影习惯的变化，“七七事变起到现在的十四个月中，戏剧与电影之贡献于抗战宣传已得到了巨大的成绩。我们庆幸这次伟大的抗战，使娱乐变成了教育，使闲散悠逸变成了勇敢进取，现在流传在国内的戏剧同电影都是慷慨激昂的抗战故事，我们再也不要看那些风花雪月浅薄无聊的作品了”。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国家存亡的生死关头，中国电影界的银色战士们，以电影为武器，坚持为抗战服务的宗旨，为争取民族独立自主而不遗余力。抗战电影不仅唤醒了大批民众的民族意识，激发了民众参加抗战的勇气，同时也大大增强了中华儿女抗战必胜的信心。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2年7月8日 总第3854期 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