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底,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不愿与消极抗战的蒋介石为伍,从上海避居香港。居港期间,他始终心系民族大业,充分利用其声望和影响,致力于激发全民抗日斗志。1938年1月23日,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在汉口举行成立大会,蔡元培虽未亲临会场,但他仍被推选为名誉主席。1939年7月4日,又被推选为该会第二届名誉主席。
最能反映蔡元培晚年抗日情怀的,莫过于他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所作的会歌《满江红》。
据《蔡元培日记》(王世儒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记载,1939年11月29日,蔡元培收到中国分会的函,“属制该会会歌,于年底前寄去”。当时,蔡元培年逾七旬,身体羸弱,但他依然抱病挥毫,12月7日用“满江红”词调作歌词,9日“致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函,寄去拟作会歌”。歌词铿锵有力,饱含着昂扬的抗日爱国情怀:
“公理昭彰,战胜强权在今日。概不问,领土大小,军容赢诎。文化同肩维护任,武装合组抵抗术。把野心军阀尽排除,齐努力。
我中华,泱泱国。爱和平,御强敌。两年来博得同情洋溢。独立宁辞经百战,众擎无愧参全责。与友邦共奏凯旋歌,显成绩。”
在歌词中,蔡元培谴责日本侵略行径,宣扬热爱和平、文化抗日的理念,号召全民抵御强敌,流露出“共奏凯歌”的必胜信心。
为何用“满江红”词牌作会歌?据余天民在《蔡先师港居侍侧记》一文记述,蔡元培以为,“在抗战时,用满江红,恰可表现壮气”。余天民为之纪诗云:“高年爱国有谁同,千载豪情胜放翁。还我河山赓韵调,白头人唱满江红。”
“千载豪情胜放翁”,余天民这里将蔡元培的爱国豪情与陆游类比,蔡元培一生崇尚爱国诗人陆游,他晚年在为张一麟《八·一三纪事诗》题诗时亦云:“世号诗史杜工部,亘古男儿陆渭南。不作楚囚相对态,时闻谔谔展雄谈。”对蔡元培来说,无论是杜甫忧国忧民的愁情,还是“亘古男儿”陆游的豪情,始终不变的是壮心不已的抗日激情。
蔡元培为中国分会写会歌的消息和这首《满江红》,在1939年12月15日的《大公报》、《星岛日报》刊登,重庆的一些报纸也竞相报道,“读者莫不振奋”,极大鼓舞抗日军民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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