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报》的战斗历程
来源：《晋绥边区出版史》   2022-09-23 17:07:14

1949年2月18日《战斗报》（山西省档案馆 藏）

      抗日战争时期，在晋绥军区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贺龙治军有“三件宝”，即“《战斗报》”、“战斗剧社”、“战斗篮球队”。

　　贺龙是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是人民军队的创建者之一。他不仅重视军事，还非常重视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文化建设，对报纸抓得很紧，这对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起了巨大作用。

　　《战斗报》是1934年冬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会师以后，在贺龙的指导下，于1935年1月1日创刊的。1936年7 月，红二、六军团合并，组建红二方面军，《战斗报》成为红二方面军党组织的机关报。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王震、肖克等领导的关怀下，它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战斗。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战斗报》先后成为八路军一二○师、晋西北军区、晋绥军区、西北军区的机关报。1950 年1月，西北军区和第一野战军合并，西北军区的《战斗报》也就与第一野战军的《人民军队报》(1949年7月创刊)合并。所以，人们一直都把《战斗报》看作是《人民军队报》的前身，而《人民军队报》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战斗报》的继续。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战斗报》在红二方面军、八路军和西北人民解放军中是很有影响的军队报纸之一。

　　《战斗报》在敌人的心目中，也很受重视。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不惜用高价收买每一张《战斗报》，企图从这份军内报纸中搜集情报，窥测动向。因此，发行、阅读《战斗报》，都需注意保密。

　　在艰苦岁月中，为了适应战争需要和形势的变化，《战斗报》历尽艰辛，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道路。1938年一二○师进驻岢岚时，该报是不定期出版的版面大小不等的石印报。1940年，晋西事变时曾一度到了冀中的一二○师回到晋西北以后，《战斗报》改用油印继续出版。1941年上半年，由于纸张困难等原因，有一段时期停刊，6月间复刊后改为铅印的四开四版周刊，每期约两万多字，发行1500多份。发行范围主要是晋绥军区以及地方部队所属机关和连队，由晋绥日报社代印并组织统一发行。1942年，精兵简政后变成《抗战日报》的一页副刊。1944年5月复刊(由《抗战日报》副刊，改为单独出版)以后，确定以连队战士和干部为主要对象。在组织上，有了一番充实，正式成立了报社(以前称编辑科，编辑和出版报纸只是它的主要工作之一)，由晋绥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兼任社长，下面由原编辑科正副科长张非垢、兰干亭分别负责编辑、通讯工作。一年中，它由两版发展为四版，内容逐渐充实起来。在连队中获得了广大战士读者的欢迎。

　　《战斗报》的主要任务是：宣传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方针政策，宣传报道胜利消息和英雄事迹，交流部队的经验，加强部队的思想文化建设，反映和解答指战员提出的意见和问题等。

　　在晋西北，当时许多战士把《战斗报》看作良师益友。它教育战士爱部队，爱人民，同敌人英勇斗争;它满腔热情地帮助战士学习，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活跃连队的文化生活;它经常采用通俗易懂的形式向战士们介绍战斗故事，指导战士学习政治和军事。为了帮助战士们学习文化知识，《战斗报》采取了如下具体办法：

　　开辟”大众知识”栏，介绍各种知识。这些知识内容相当丰富，如1941年7月至9月刊登地理知识12篇、军事知识11篇、政治常识10篇、国际人物介绍5篇、文化知识9篇。

　　刊登战士习作。自1941年6月，《战斗报》改铅印后，到12月，在出版的 22期报纸中，除前8期只有少数几篇战士的习作外，以后每期都要刊登战士的习作，少则两篇，多则6篇，一般都在3篇左右。报社的工作人员为帮助战士们改稿子下了很大功夫，也结出了硕果。如战士小三的《上了火线见高低》、王志祥的《快收快打快收藏》，狄义勇的《苦了后的光荣》等，这些文章都有着很强的战斗力，刊登出来后战士都很喜欢读。那时，采用了的稿子，稿酬是每篇稿子发给作者 5张到 15张稿纸。

　　广泛开展读报、通讯活动。各部队从上到下都很重视读报活动，后来发展成读报通讯小组，并号召“拿枪的手要能拿笔”。通过读报、通讯工作的开展，不仅活跃了部队的文化生活，而且涌现出了一大批能文能武的战士。

　　1944年3 月，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苏联的军事宣传与我们的军事宣传》。4月，中共晋绥分局发出《关于加强与健全各级通讯工作的指示》。5月初，晋绥军区根据这两个文件精神，提出要从思想上克服部队中轻视军事宣传的现象，加强部队的通讯工作。为此，晋绥军区政治部成立了军事通讯科，业务上受新华社晋绥分社指导。《战斗报》的主要负责人张非垢任军事通讯科科长，并且分管《战斗报》的通讯工作。

　　军事通讯科的成立，加强了编辑与部队通讯员的联系，而且特别重视工农出身的通讯员的培养。规定对待每一份来稿都要严肃认真处理，退稿时必须附一封回信，回信应该起到帮助工农出身的通讯员提高文化。为此，战斗报社总结和规定了来稿回信工作的六项内容：(1)对通讯员采访写作的帮助，这是回信工作的主要内容;(2)以改稿、改错别字的方式帮助工农通讯员提高文化水平，这是回信工作的间接收效;(3)通过对稿件内容的商量和对写作的指导，可以在通讯员中建立起对党报军事通讯工作的正确认识，这是回信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4)通过回信提意见，鼓励通讯员养成调查研究的习惯和对待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培养通讯员掌握政策的能力;(5)回信不仅是培养通讯员的工具，而且是组织通讯员的一个重要方法，通讯组的同志要集体研究报社的回信，使这项工作做得更加完善;(6)还要替通讯员代办借书、订报等社会服务性质的事情，把回信工作作为报社联系群众的重要手段。由于重视了回信工作，《战斗报》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通讯员。1944年1月至4月只有100多人给《战斗报》投稿，1945 年7 月，投稿人数便增到1700余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战斗报》就收到稿件4700多篇(刊登的占总数的24%，退回的占 41%，其余的留作资料保存下来)。投稿人除了长期写稿的通讯员外，大多数是连队的班排长和战士等工农出身的同志。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是小型报纸组织上的一个特点。既是一张报纸，则通讯、编辑、资料、出版、发行一样也不能缺。但由于战争年代办报条件差，从事办报的只能有少数几个人，所以，人人都是多面手，什么工作都得做，差不多都将编辑、记者、通联三项工作集于一身。直到1944年5月，正式成立了报社后，社内才设了编辑、通讯两个组，其中记者、编辑十余人，校对一人(兼发行)。从此，战斗报社的内部才有了分工，组织机构日趋健全。

《战斗报》社工作人员（山西省档案馆 藏）

　　《战斗报》从1935年1月创刊到1939年以前有哪些人曾在报社工作过，由于战争环境，几经变动，资料散失，现在难以知晓。只在一篇回忆文章中看到：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战斗剧社的陈杰，长征时期曾从事过《战斗报》的编辑和刻印工作。从1940年到1949年，先后在《战斗报》社工作过的同志有张非垢、兰干亭、丁基、方唯若、莫耶等45人。

　　在战争年代，报社工作人员同根据地军民一样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那时能吃上小米就算是改善生活。1940年前后，根据地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只能吃黑豆。黑豆是马料，人吃马料只是为了不被饿死。当时，贺龙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吃黑豆就是革命!”不过吃黑豆能维持生命，但却影响了身体健康。吃黑豆除影响消化系统外，还会得夜盲症。对夜间行军非常不利。那时又缺医少药，只靠土办法治疗;喝苜蓿汤。那时，吃粮都要靠自己去背，打个来回就得三四天，没有口袋就用裤子代替。写字编报用的是木板当桌面，砖头当腿的桌子。如果遇上敌人“扫荡”，连这样的桌子都没有了，只能是坐在地上用膝盖当桌子。用的纸是马兰草制成的粗糙黄纸，一张纸还经常是钢笔写了毛笔再写。打游击战，部队活动十分分散，交通又很不方便，组织稿件是一件相当艰巨的任务。何况当时部队的文化程度又普遍低，“拿枪的手去拿笔”，太困难了。报社的人下连队采访，又苦于人手有限。就是在这样困难重重的情况下，《战斗报》还是一期一期地继续出版。每期赶着编好后，还得从山西兴县渡过黄河，到河西的印刷厂排印。负责这项工作的同志，五日一次，月复一月，送稿、校对，印好带回，驴驮人背，翻山涉水，风餐露宿，发往部队。

　　《战斗报》的编辑记者经常在火线上采访写稿，并同战士们一起参加战斗。记者崔朝昆、丁基、刘昭平三人就是在参加战斗中英勇牺牲的。

　　丁基，原名李百岑，陕西省蓝田县鹿走镇人。抗战初期，丁基北上，到了延安。在“鲁艺”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 年元月，组织上调他到贺龙领导的晋西北军区《战斗报》工作。他既当编辑，又当记者，经常活跃于战斗第一线。1944 年9月16日，在一次战斗中壮烈殉国。他牺牲后，战友们从他身上找出了一份刚写好的已被鲜血染红的火线报道——《在敌人门口打击敌人》。清理遗物时，还发现了几节削得尖尖的高粱秆-—这就是他用以写作的蘸水笔。

　　《战斗报》的工作、生活条件虽然那样艰苦，但这个战斗集体常常是以苦为乐。有几位曾在《战斗报》工作过的女同志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时说：那时虽说苦一些，但也不乏乐趣，每次反“扫荡”的胜利给人的欢乐自不必说，就是外出或下部队采访，趟河水，夏天水深，冬天水冷，而过去之后又感到十分愉快和欢欣。有时住在一座庙里，工作之余瞧瞧泥塑神像也很有趣。冬天每人5斤炭，在滴水成冰的严寒时刻，聚在一起暖暖手脚，欢声笑语不断，自觉乐在其中。往往到了5月份，单衣还发不下来，人人穿着棉袄入夏，似乎也不觉得闷热难忍。

　　1945年以前，《战斗报》社经常是三四个人，人数最多时曾达到过十几个人，这是报社“全盛时期”，但不久因为参加大反攻，又减到五六个人了。然而他们紧密团结，愉快合作，夜以继日地工作。编稿、采写、安排版面，样样都拿得起来放得下。如曾经写过《延安颂》的莫耶(女)，才华出众，意志坚强，她不仅是个出色的新闻女战士，还是个写作多面手，新闻、社论、小说、通讯、诗歌、散文、戏剧，样样都行，哪里需要她就冲向哪里，为《战斗报》的出版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几任社长(编辑科科长)张非垢、兰干亭、方唯者等，都是苦学理论，深钻业务，兢兢业业地做工作的人。

　　这个战斗集体的成员，是在革命的大熔炉中得到锻炼的。他们在采访中经常接触英雄战士;在看稿中不断听到阶级兄弟们的行动召唤;许多浴血奋战、英勇献身与可歌可泣的生动场面令他们激动，催他们泪下，他们的心和战士们的心连结在了一起，工作中焕发出无穷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