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永安抗战文化活动 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来源：今日永安网   2022-10-31 09:03:09

       空前伟大、空前广泛的民族解放战争，促成了全国人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的联合，也促成了文学艺术工作者“不分派别，不分阶层，不分新旧，都一致地团结起来，为争取抗战胜利而奔走，而呼号，面报效。”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5月，鉴于沿海地区的相继沦陷，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从福州内迁永安。随着省会搬迁和厦门失守，不少行政机关、大中专院校、文化团体等各种机构，陆续向永安及其附近的山区疏散。东南沿海沦陷区的苏皖临时政治学院、暨南大学、东南联合大学等一些大专院校，亦先后迁到福建内地。教授、学者、专家和文化界爱国人士相继云集永安，形成了永安抗战文化的中坚力量。

▲刘氏祖屋全景(《老百姓报》编辑部旧址)

▲霞鹤村黄氏宗祠——改进出版社旧址

　　1938年夏，以地下党领导的《老百姓报》为先导，揭开了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序幕。1939年2月，蜚声文坛的左翼作家、翻译家黎烈文紧跟《老百姓报》步伐创办改进出版社，自任社长兼发行人，并以鲁迅“办刊物犹如推重车上峻坡”的精神，以“配合长期抗战需要”、建立一个“推动内地文化的据点”、力求“对抗战和建国两重工作都能有些许贡献”为宗旨，先后编行6种固定期刊，出版8大丛书和单行本共100余种(在其鼎盛时期，一年就销行本版图书杂志377000多册，外版图书杂志38800册)。省内设有3个营业处，3个总经销处，省外往来同业有300余家。在《老百姓报》和改进出版社的影响带动下，省研究院、教育厅、银行和省立农学院、师范、音专、师专等院校纷纷创办的刊物，围绕抗日救国斗争他们与改进社互相配合，彼此呼应，形成了以改进出版社为中心的抗战文化活动的蓬勃发展局面。

▲《改进》半月刊创刊号封面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统区政治局势逐步恶化。国民党采取高压手段，限制和取缔各种抗日活动，摧残进步文化。到1942年底止，《战时民众》、《战时木刻画报》、《剧教》、《福建剧坛》、《剧讯》、《现代青年》、《青现文艺》等许多刊物先后被迫停刊。改进出版社也只剩下《改进》和《现代儿童》一老一少支撑局面。一度欣欣向荣的抗战文化活动受到严重打击，但这并不意味着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就此停止了前进的脚步。

▲《联合周报》封面

▲《十日谈》旬刊面

▲羊枣(杨潮)

▲王亚南

　　1943年初厦，在中共南方局和中共福建省委的领导下，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以《建设导报》为开路先锋，由点至面地再次全面铺开，同年秋，东南出版社在永安崛起，从此，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以更强劲的活力复兴。7月《世界译丛》《统计汇报》《茶叶研究》等创刊，8月《农业经济研究丛刊》创刊，9月《英语锁钥》创刊、影响较大的民营日报《民主报》从建瓯迁到永安，副刊《新语》发行，10月《公余生活》创刊，12月《联合新闻通讯》创刊，1934年2月《联合周报》创刊，5月《十日谈》创刊。同年6月，羊枣和王亚南相继来到永安，羊枣被聘为福建省政府顾问，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兼政治组长，同时兼任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中文部主任。羊枣学识渊博，才华出众，是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军事评论家和新闻记者，而且也是一位精明干练、骁勇善战的社会活动家。王亚南被聘为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同时受聘兼任厦门大学(长汀)、暨南大学(建阳)客座教授。羊枣和王亚南的到来使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在复兴的基础上，重趋活跃，达到新的高潮。

▲《新福建》月刊封面

▲《民主报》刊头

▲《国际时事研究》封面

　　羊枣到永安后，就不知疲倦地工作，分别给《改进》、《新福建》、《联合周报》、《民主报》、《民意》及《东南日报》等多家报刊杂志撰写政治军事评论文章;创办了《国际时事研究》周刊。同时还应聘定期给永安各界讲演国内外政治军事局势。羊枣的文章和言论，当时在国民党中上层人物中也有很大影响。其政治军事论文，在国内可说是一流的水平，不少文章被人们广为传诵，有的被美新处发往国外。王亚南就任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后，对研究所的组织、人事结构，进行了改组，使研究所面貌大为改观，学术研究气氛迅速活跃起来，成为当时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阵地。王亚南在永安虽仅一年时间，但对进步文化的发展却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创办了《社会科学》季刊，在永安完成了代表作《中国经济原论》(后改名《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在《福建省银行季刊》上发表了《福建经济总论》，并领导和组织了由章振乾教授率领的调查组，对福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土地改革和经济状况进行为时3个月的调查。章振乾在省研究院《研究汇报》上先后发表多篇调查研究成果，引起各方面强烈反响。

　　这一时期东南出版社是其中最活跃的一个，它兼营的书籍出版、杂志编辑、书刊经销三项业务，成为抗战后期传播进步文化的一个重要阵地。其业务日益兴旺，在重庆设有分社、在桂林设代办处，与粤、湘、浙、赣、贵、川等地都有业务往来，常与《新华日报》及渝、桂进步文化团体、文化人士取得联系。该社前后共出版30多种质量较高的书籍。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后，该社还积极配合浙、赣等地进步文化界，开展东南文化自给运动。从渝、桂、粤等地运回大量进步书籍在东南倾售。其中相当部分是鲁迅、高尔基、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艾思奇、华岗等名家作品;还有《新华日报》、《群众》杂志和《列宁传》、《毛泽东传》、《西行漫记》等“禁书”。

　　1945年，抗日战争已进入第八个年头。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场上已全面崩溃，当人们盼望已久的胜利即将来临之际，国民党顽固派却制造了一起震惊中外的“羊枣事件”。福建特务机关按照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密令，以“周璧被捕”为导火线，由特务少将俞嘉庸带领，先后在福建全省各地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疯狂镇压民主革命力量，使全省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7月11日，羊枣被捕入狱。此后，王石林、李达仁、李力行、贵婉兰、叶康参、董秋芳、赵伯衡、陈耀民、曾列明、易湘文、余敦、李达中、刘作舟、姚勇来、沈嫄璋等人在永安被捕;毕平非、杨学修在连城被捕;钟尚文(骆何民) 在福安被捕;陈学铨、潘超在龙岩被捕;霍劲波、林子力、陈伟顺、尤淑德在闽南被捕;陈文全在顺昌被捕。省府秘书长程星龄亦被蒋介石召往重庆监视，随后被软禁，江子豪亦被扣留审查。在“羊枣事件”中，先后被捕、被禁、被扣达31人，羊枣于1946年1月11日被虐死在杭州监狱。

　　永安是中国东南抗战文化的一面旗帜。抗战时期，先后有100多位著名作家、学者在永安进步刊物发表作品和出版专著，并先后成立有大小专业出版社39家、印刷所19家、发行机构17家、省属机关、学校设立的编辑单位近20个、新闻通讯机构4家、文化学术团体40余个。先后编辑出版有12种报纸、129种期刊、800多种各类专著，其中各种丛书、丛刊近40套。先后成立戏剧团体10多个，发表剧本70多种，移植、改编、演出的剧目200多种，据统计在1940年至1943年前后的3年多内，演出700多场，足迹遍及全省50多个县市、200多个乡镇。此外还新办了省立永安中学、省立音乐专科学校(后改国立)、省立师范学校、省立农学院等多所中高等学校，加上从沿海沦陷区内迁的大中专院校，形成了以永安为中心的教育网和知识群。在七年之久的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并没有因为国民党顽固派的疯狂镇压而消失，而是在更大的范围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只有铭记历史，才能防止悲剧重演;只有正视历史，才能开创未来。”我们回溯那段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由隐蔽战斗在国统区的一批共产党员团结带领广大进步文化人士、爱国青年，携手并肩、顽强不屈，用鲜血凝结的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难忘岁月，牢记曾经家国破碎、血染山河的悲壮和痛楚，弘扬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的伟大的抗战精神。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抗战精神的伟大胜利。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温过去的苦难与辉煌，就要大力弘扬历久弥新的抗战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同心协力，唱响永安“四张名片”，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