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绘画第一人”沈逸千的西北行
来源：团结报 作者：顿喜龙   2022-11-04 10:48:02

▲《黄河西岸的古镇》

▲沈逸千

　　除了“抗战绘画第一人”“现实主义中国画的先行者”等称誉外，沈逸千还被冠以“西部绘画题材的领头羊”。抗战时期，沈逸千缘何走向西北?其艺术理念、现实际遇、家国情怀均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对此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对于沈逸千其人及其艺术的研究均有助益。

　　走出象牙塔 为人生而艺术

　　沈逸千于1930年入上海美专学习，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为抗日救亡而奔走，绘制巨幅布画和大量抗日宣传画，甚至送至海外进行宣传。1932年，他为上海市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绘制彩版抗日宣传画报4种，并在上海市区和沪宁铁路沿线张贴，其间，由于沈逸千把画布挂于人流密集的四川路，日方特务一度捣毁画布所在商行。沈逸千于上海美专毕业后，随即投身爱国人士发起成立的“陕西实业考察团”，遍历陕北三十余县，《包头日报》报道：沈逸千“精绘事，尤善写生，去岁随西北考察团赴陕北各地考察，所绘各种风景名胜画幅甚多”。本次随团考察，使得沈逸千决心要旅行祖国的西北地区。

　　1932年11月，抗战烽火方兴未艾，沈逸千组织“上海美专国难宣传团”，北上进行抗战宣传。据记载：“上海美专学生国难宣传团团长沈逸千君赴西北宣传，欲考察蒙族生活，形诸绘画贡献国人。”1933年5月开始，沈逸千深入察、绥、内蒙古实地旅行写生数月，于当年12月《时代画报》刊发《蒙边西北专号》进行宣传。1936年，他接受《星洲日报》《星报》与上海《大公报》等聘任，致力于实地写生通讯，并将收集成果编印出版，扩大宣传。《绥远西北日报》载：“上海国难宣传团团长沈逸千，前岁夏季来绥，已展览国难壁画后，即返沪将蒙地生活情形，编为视察记，交书局印刷成帙，在各商埠出售，以使南省人民，明了蒙地情况，沈氏将于该团介绍后，即担任大公报旅行记者，特于前日由津来绥，据谈：拟再度赴蒙地各旗，从事工作，将视察所得之材料，介绍于南省，各记载拟由大公报刊登云。”

　　有着关注现实社会、为人生而艺术的理念，沈逸千行旅写生于火线和荒原间，其艺术不是文人雅士的清玩，也不是风花雪月的自赏，而是在枪林弹雨中以笔作枪的战斗史画。茅盾在1943年看完他的画展后评价道：“沈逸千先生走遍了南北各战场和西北大后方，在文艺工作者之中，他是走路最多，走得最远的一个人。如果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那么，他的作品的价值也就可以知道了……他背着画箱，奔走南北，出入战区，不是以一个悠然的写生画家的姿态出现的，他是作为一个抗战宣传的艺术工作者，在后方收罗了生活的动态，带给前方将士看，在前方抢救下血淋淋斗争的史料，带回给后方民众看，他是用他的画笔来联系了前方与后方。”

　　搜集画材 筹办抗战美展

　　1938年，沈逸千在武汉发起成立“中国抗战美术出国展览会”，次年在重庆成立“出国展览筹备会”并出任总干事。1940年他将征得作品运至莫斯科举行展览，同年发起组织“战地写生队”，前往各个地区写生搜集材料。

　　1942年的西北之行，其主要目的是搜集画材，筹设展览，进行抗战宣传。《西北日报》载：“中国抗战美术出国展览会总干事沈逸千，昨偕末凯等一行，由陕来省，闻沈氏三年来领导战地写生队，遍走前线敌后十个战区，集中数百画家之抗战美术作品，逾五千件，最近以出国宣传□□，沈氏特来大西北一行，拟搜集大后方建设情形，毕携往盟邦，作有力之宣传，闻此来约逗留一个月，并携新作数百件，必要时拟作公开展览云。”《西北日报》关于其赴青海的报道，也和搜集画材相关：“中国抗战美术出国展览会总干事沈逸千等，在兰搜集工作，已告完竣，闻即日转赴青海一带，搜集各族生活习惯及生产建国资料，旬日返兰，拟做公开展览。”《西京日报》也有类似的记载：“旅行写生画家沈逸千，赵望云两氏，亦先后来兰，并将分转河西青海各地，途过处，□等之画笔介绍西北各地之民情风俗;沈氏作品为筹备出国展览，赵氏则系应蓉地某市□之约，搜集‘西北画集’之材料。”

　　茅盾认为：“他几年来所作的巨量的写生画，实在是应该当着五年来抗战的史料来看的，我们应当从这一点去看他的作品，然后意义更深大。更因为他的后方生活动态的作品中，收集了许多西北的材料，特别是青海、宁夏、甘肃、内蒙古等地的材料，所以看了以后，使我们更加亲切地了解了我们‘地大物博’这句话的现实意义和价值，但同时也使我们更加真实地明白了中国民生问题内容之复杂及性质之严重，在这一点上，他的写生画的意义与价值，又更远了一层。”西北写生后，在1942年4月贵阳的画展中，其作品被称赞是“到处都充满着北国风光，塞上情调。”在西北地区，沈逸千对马有了深入的体察，观察马的具体生存环境和扮演的人们亲切助手角色，将马的画面形象营造与后方军民生活生产和国防建设联系起来。

　　在山西战场，沈逸千结识了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邓小平等，在积极宣传抗战的同时，还为朱德等人画像;1939年1月，沈逸千应周恩来邀请走进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为周恩来夫妇画像;1940年2月随《塞上风云》剧组的“西北摄影队”到达延安，参加了招待晚宴，并为毛泽东画像;沈逸千率领的“战地写生队”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时，他还抽空为贺龙画速写像。1940年10月，沈逸千再度来到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举办“战地写生画展”。沈逸千以其画笔，将革命将领的形象传达于世人，增进了人们对八路军和根据地的认识，也致使其1944年中秋前夕在重庆突然“失踪”。

　　家国情怀下民族情感的驱动

　　面对外力入侵下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沈逸千致力于绘画救国的抗战史画，其创作充溢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鲜明民族意识和强烈爱国热情。其写生报道用形象生动的绘画语言，介绍西北人民战时的生存困境，把西北各族人民的英勇抗日事迹带到中原，将各战地军民的奋战情绪带到西北，努力唤醒人们的忧国之情，助燃人们的抗敌救亡热情。

　　与沈逸千有深交的黄蒙田，对沈逸千的西北之行如此解读：“此行所见所闻给予逸千的感受可能和其他团员的反映不尽相同，不仅仅是古老、深厚的大西北文化对他的创作欲有所冲，重要的是使他认识到了日本军阀的阴影正笼罩着资源富饶的大西北，因而从思想认识上提高了警觉!这种警觉所产生的担忧完全正确，接着是日本军阀侵占山海关、热河，逸千和部分同学组织了上海美专国难宣传团，主要用绘画手段通过展览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后来再度北上把这一团体发展为上海国难宣传团，在察、绥、内蒙古进行抗日宣传工作，同时画了大量写生画稿。”这从刘海粟对当年沈逸千出发之初心的回忆中也可以得到有力的印证：

　　“校长，我和同学们打算到蒙古、绥远，察哈尔去写生，沿途向同胞们作些抗战宣传，只有鞠躬尽瘁，才能报答父老兄弟姐妹的期许!”

　　“经费有困难吗?”我关切地询问。

　　“前几天我们也为此事愁得难以安枕，后来去拜访了嘉定同乡胡厥文先生，他对我说得十分痛快：‘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之不存，何以为家?青年们有志于报国，我愿尽一臂之力!还有朱学范先生也肯大力支持，很快可以成行。现实黑暗、国步艰危，逸千深爱艺术，虽已毕业，但羽毛未丰，胆识肤浅，笔墨未精，然而已不可能在师长教训下继续用功了。校长也请多多保重!”

　　为了答谢胡厥文的知遇之恩，沈逸千为其做六尺全身造像一幅，而胡厥文自在上面题诗一首，从中更可见沈逸千的性情和西行的原因：

　　不拜权豪不拜金，

　　何须把臂入山林。

　　无才空值干戈际，

　　蹙额徒存忧国心。

　　在《〈察绥西蒙写生集〉序》中，沈逸千说：“我从事边远考察工作，已有四年的历史了，尤以华北内蒙，危机四伏，更鼓励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前往。当年我人足历塞外，目击该地危机潜伏，曾不畏任何阻力，用种种方式，警告举国上下，予以注意。时隔几年，‘昔日谶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

　　沈逸千在《忘不了塞外》中也曾说：“情感的火焰，却并不减于任何人的热烈，而且我已经找到了我有意义的归宿了。看哪，边塞黄云的尽处，那一片茫无边际的大西北的边陲上，那就是我人消磨此身的一个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