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烽火中的思想文化殿堂——记江南流通图书馆
来源：江苏省情网 作者：沈秋农   2022-11-09 14:47:40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先后建立了八路军、新四军，为团结全国人民坚决抗击日本侵略军作出了积极贡献。与此同时，毛泽东一刻也没忘记作为一支人民军队不仅要勇于作战、善于作战，还要不忘读书，提髙思想理论水平，弄清如何抗战、夺取胜利的道理。早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夕，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分析了时政大局和党内存在的某些片面认识后指出：“为了达到克服上述这些不良倾向的目的，在全党中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只有这种理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

▲中共江南特委机关刊物《江南》

　　1939年5月，新四军一部以“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名义东进抗日，一路铁流滚滚，打出军威，开辟了苏(苏州县)常(常熟县)抗日游击区(新四军东进作战时，为便于开展抗日斗争，于1939年将常熟县南部、吴县北部的部分乡镇合并设置苏州县，常熟东唐市为苏州县的中心。1941年日伪大“清乡”后苏州县不复存在)。同年秋，江抗部队奉命西移，地方日伪武装和匪顽势力乘虚而入，造成民众思想上的恐慌。如何鼓舞广大民众的抗日斗志，帮助他们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守护好这块新生的抗日游击区的任务，就历史性地落到从事地方民运工作的干部肩上。而民运工作的关键就是做好当地民众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在纷繁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分辨敌友亲疏，在各类矛盾的交织中厘清轻重缓急。做好此项工作仅凭热情是不够的，还需要一定的思想理论水平和知识才能。一个新的挑战摆在中共江南特委面前，那就是在战争环境中如何开展政治学习?如正规学校那样按部就班地系统学习显然是不可能的，作为江南特委的领导只能在斗争实践中学习，从讲授革命理论、宣传党的抗战路线、方针、政策、思想的书本中学习，提高自己的思想理论水平，以便指导具体工作。而众多来自上海的民运工作干部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他们或是失学的中学生，或是失业的工人、店员，既有抗日热情，求知欲旺又盛，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离开上海，投身抗日斗争。经过分析研究，当时战斗在苏州县东唐市的中共江南特委做出创设江南流通图书馆的决定。由于当时地方上的中共组织尚属秘密状态，故对外以苏州县抗日联合会的名义于1939年11月1日在江南特委创办的机关刊物《江南》第1卷第9期刊发《江南流通图书馆章程》：

　　一、本馆定名为江南流通图书馆。

　　二、本馆以供给江南各地工作同志研讨革命理论，印证实际工作，增强抗战认识和胜利信心为宗旨。

　　三、本馆图书为各地工作同志自动捐助，现正继续 征集，以图扩展，深望各地工作同志尽量赠送。

　　四、本馆系抗联宣传部所设立，由一同志常驻总站负责管理，各地分站由图书组组长负责管理。

　　五、本馆以XXX为总站，XX、XX、XX为分站，每站成一单位，即为一组。

　　六、本馆暂以图书二百册流通各站，每站分配五十册，各类略备，以应读者要求。

　　七、每站图书流通期限为一个月，期满由组长负责递还总站，与其它分站图书交换阅览(或由总站负责同志临时通知转递他站)。

　　八、各站图书组组长须切实负责管理此项图书，如有损失，应按照各书原价加倍赔偿。

　　九、本馆图书均编有分类号码，望各地读者勿任意涂毁，以便查对。

　　十、本章程有未尽处，得由分站提供意见，随时修改。

　　《章程》的刊布有四层意思：一是宣告江南流通图书馆的诞生;二是体现了党对学习革命理论的重视;三是它的服务对象是在江南游击区的工作同志;四是图书馆的管理(流通)措施。图书馆历来是传播文化知识，提高社会文明的文化机构。通过对各类图书的阅读，读者打开了眼界，拓宽了思路，丰富了知识，提升了才干。但在当时，常熟城内的公共图书馆笼罩在日伪统治的阴影下，宣传抗日的报刊图书在日军刺刀下早就遭到清理，地处苏常游击区的抗日军民已不可能去那里清静读书，更不能阅读到宣传革命理论和抗日思想的图书。江南流通图书馆的诞生为投身苏南东路抗日斗争的各级领导和民运工作干部提供了一个学习革命思想、提升工作才干的“加油站”，在抗日斗争不断深入、抗日事业亟待推进的形势下极具创新意义。

　　作为一个图书馆，依靠200本图书是不够的。因此，在刊布图书馆《章程》的同时，登载了《江南流通图书馆征书启事》，提出：“……然创办伊始，书籍仅赖仝人捐助，质量极微，尚希各地工作同志，尽量慨赠各种救亡书籍，以广传览。捐助书籍，祈由各抗日团体转交苏州抗联江南流通图书馆。”

　　江南流通图书馆成立后，除了呼吁捐助外，还通过采购、自印等途径，不断丰富馆藏数量。对此，许多老同志有生动回忆，为后人留下了珍贵资料。略举数例，以资佐证。当年任江南特委交通员的康迪《在东路地下交通线上——回忆我在东路地区的一段经历》(见《常熟革命文史资料——抗日战争时期革命回忆录选辑》第153一155页，常熟市委党史办公室编，1983年10月)回忆说：当时上海地下党出版的《时论丛刊》经常发表党中央的评论文章，在东唐市看不到。我就以蝇头小字抄写在薄纸上，下乡时带给特委书记张英。张英看了很高兴，马上油印出来发给大家学习。为了保证安全，张英还教给我密写的办法。从此我就大批地抄送，但总赶不上及时油印的需要。于是我又想出把《时论丛刊》进行伪装后直接运送的办法，就是先去书店买30本与《时论丛刊》大小、厚薄相仿的章回小说书，把其中10本的书皮揭下来，贴在10本《时论丛刊》上，上面再放上几本《日语百日通》，然后紧紧捆扎，堂而皇之地躲过了日军和汪伪警察的检查，安全到达目的地，“我一到，大家争相抢夺我带的书看，夸奖我为他们解决了精神食粮的饥荒。”但张英认为这样做太冒险而予以坚决阻止。不久，又想出通过零担商船托运的办法。先是托船老板托运10箱肥皂，中间夹有书籍，结果安全运达。第二次，我就买了空的肥皂箱，直接装书托运，又安全运到，关键是沿途遇有伪警察检查时，需用买路钱打点。从此这条船就成为由共产党掌控的地下交通船。康迪回忆，由他经手托运的除新四军急需的电台、望远镜、军毯、医疗用品，印刷用品等物资外，还托运了“大批的社会科学书籍”。

▲《大众报》

　　除采购许多急需的书籍外，江南流通图书馆还自印了许多政治书籍。在江南特委下面有个专门编印《江南》半月刊的油印出版股。据参与出版股工作的陆震在《回忆江南社的诞生及其前前后后》(见《常熟革命文史资料——抗日战争时期革命回忆录选辑》第141—142页，常熟市委党史办公室编，1983年10月)介绍：初期的出版股有5位同志组成，其中1位是负责同志，从事刻钢板誊写、油印的同志各2位。这个油印出版股除定期出版18开的《江南》杂志外，还翻印了毛泽东的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著述和《论持久战》、斯大林的《论政党》、洛甫(张闻天)的《论待人接物问题》等著作，并印制过各种抗日救国的宣传品(包括民用的抗日课本等)，每种数量都在二三百份左右。

　　1940年4月，新四军第3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受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委派，到常熟主持苏南东路的全面工作，中共江南特委从此改称为东路特委。为了进一步加强抗日宣传工作，东路特委于5月将油印出版股与1940年2月成立于常熟徐市的大众报社合并，正式成立江南社，编辑、印刷、出版力量得到加强，并经过积极筹备，于同年7月7日，在全面抗战3周年之际，将油印改为铅印，从此报刊的印刷量得到大幅增加，发行量更大，受教育面更广。江南社还编印了许多政治理论书籍。凡有新书出版，就会在《大众报》和《江南》杂志上刊登信息，书名、作者、定价一应俱全。刊登书目中，既有中共高层领导的著作，也有苏南东路领导的著作，还有政治类的其他著作和为配合东路抗日游击区某项重要工作的著作，其中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苏南东路领导同志的著作有谭震林(笔名柳岸)的《论东路抗战的一般问题》、顾复生的《关于民运工作》、高山的《关于自卫队和自卫队的训练》，政治类的其他著作有《党的建设》《政治工作纲领》《支部职责范围》《民族抗日自卫战争中的中国共产党》《伪“新政权”真面目与反“和平运动”》《揭露皖南事变阴谋》《宪政反正辨》《反汪》《汪派汉奸公审大会纪实》。为宣传抗战，鼓舞斗志，丰富抗日军民的文化文艺生活，江南社还将由冼星海创作的抗战歌曲结集出版，定名为《江南歌声》(第一集)。由苏州县抗联战地服务团编辑的8辑《战地戏剧丛刊》(《巴豆》《完粮》《信号》《打鬼子去》《口供》《收成》《自卫团的开始》《反正》)也由江南社出版。由于时隔久远，受战争和其他因素影响，留存至今的《大众报》和《江南》杂志已是凤毛麟角。换言之，由江南社及在此之前油印出版股出版的图书肯定还有许多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既令人抱憾之至，又使人惊叹不已。

　　江南社不仅自己编印出版各类图书，还曾与书店合作翻印出版图书。康迪在《在东路地下交通线——回忆我在东路地区的一段经历》一文中忆述：“在上海，我常去买书的亚美书店，是地下党领导的一家小书店，时间长了，我就和店员柳林熟悉了。当时，苏北文化社送来一本《英勇奋斗的十七年》(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七年的文章汇编)，要柳林出版。但柳林没有资金，他就和我商量，要我先付购书款作为合作出版的资金，书出版后按定价的对折开发票。这种书，我是要大批量购买的，从经济上看也是合算便宜的，于是我便如约履行。接着，我又与他合作翻印出版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这样既买到了急需的书，又替公家节省了大笔经费。”

▲江南社编印的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

　　无论从上海采购的，还是江南社印刷出版的或是与书店合作出版的图书，除满足民运工作干部的学习、培训外，有相当部分保存在江南流通图书馆，丰富了馆藏，方便了借阅。1940年8月至11月在江南社工作3个月的蒋锡金《在江南社工作的回忆》(见《常熟革命史资料》第4辑第69—70页，常熟市委党史办公室编，1987年7月)深情回忆：江南社“在游击区是经常流动的，有大小七八只船，组成一个船队”“我们的小船和大船载重量都不小，而我们这艘却似乎是更大的，因为在它的底舱里用许多木箱装着二三千册图书，包括文件。除了许多小册子外，我记得很清楚的还有三部‘大部头’：20卷本的《鲁迅全集》、10卷本的《世界文库》、10卷本的《新文学大系》。想想它们能够运送到这里，要通过多少重艰难危险的关卡，真是太不容易啊!因而我们在岸上驻扎时，趁晴天总还是要把那些珍贵的图书和资料的木箱轮流搬些上岸晾晒一下，让它们不致总是压在吃水线下的舱底。这条大木船是我们仅有的图书资料馆哩。”或许蒋锡金只是从作家的爱好关心着馆藏图书的特色，而对社科类图书的关注稍有轻忽。时任江南社副社长兼编辑部主任的吴宝康于1981年撰写了《战斗在苏南水网地区的江南社》(此文为油印件，全文1.8万字，存常熟市委党史办公室)一文，为后人留下了宝贵资料，其中也有对图书馆的回忆。他是这样写的：“1940年5月9日，江南社正式成立”“那时，编辑部已经有了一个小小船上图书馆，约有各种政治理论、文艺小说等书籍几百本，哲学、政治经济学以至青年自学丛书等当时上海流行的社会科学书籍，我们都有。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我们也都有。所有的书都是从上海买来的，是由地下交通员设法通过私商偷运下来的。”将康迪、陆震、蒋锡金、吴宝康的回忆结合起来分析，今人即可对江南流通图书馆有更为完整和科学的了解，从中感受到共产党对政治理论的学习和干部队伍的思想建设是何等重视，特别是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方针政策、思想理论的学习落实到日常工作之中，从而为苏南东路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创办于1939年10月的江南流通图书馆，于1941年3月18日随江南社奉命转移到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西北)地区，在常熟的一年半时间里，深受江南特委、东路特委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抗日军民的热烈欢迎。它为苏常游击区、苏常太抗日游击区的领导干部、民运工作干部的政治思想建设以及为团结东路人民，坚定其抗日思想，鼓舞其抗日斗志等发挥了独特作用。江南流通图书馆，堪称藏书数千，在常熟图书馆史上竖起了不朽丰碑;它存在时间虽短，但在抗战烽火岁月中谱写了书香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