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桂林版）：凝聚“抗战民气”的时代鼓手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积玉 韦干鹏   2022-11-10 16:04:35

　　2022年6月，恰逢《大公报》(香港)创办12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致《大公报》创刊120周年的贺信中高度赞扬《大公报》立言为公、文章报国的办报精神，强调《大公报》在新中国建设、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香港回归等重要历史时期，旗帜鲜明地发出正面声音、凝聚社会共识，为国家稳定、社会进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殷切期望《大公报》员工不忘初心，弘扬爱国传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书写更为精彩的时代篇章。这不仅是对《大公报》的勉励，更是为所有中国媒体做好新时代新闻宣传工作，不断扩大媒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指明了方向。

　　《大公报》1902年6月17日创刊，是中国新闻史和世界华文传媒史上唯一一家拥有百年历史的报纸。它历经了从晚清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四个历史时期，并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也培养了许多闻名于中国乃至世界的新闻工作者。可以说，《大公报》在中国的报坛上具有崇高的威望，它不仅是中国新闻舆论界的重镇，而且还是世界华文传媒界的舆论重器。特别是在举国上下抵抗暴日的艰苦岁月里，它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记录着民族的苦难，维护着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呼唤着中华的振兴。

　　《大公报》(桂林版)是新记公司在抗战中后期于广西桂林创办的隶属于新记《大公报》的报纸，其创刊于1941年3月15日，1944年9月12日停刊。在存续的三年有余的时间里，它不仅传播信息、主导舆论、臧否时事、月旦人物，也积极团结社会各界，开辟文艺战线、参与救亡运动，真实地记录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此外，《大公报》(桂林版)在出版不足一年便实现了报社经营的盈余，其发行量最好时日销能达到六万余份，相当于桂林当时其他各报发行数的总和，且报纸畅销于桂、粤、湘、滇、黔等地，足以说明《大公报》(桂林版)的影响之大。

　　在《大公报》(桂林版)的生命历程里，它沿袭着传统“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始终贯彻着“国家中心论”的抗战宣传思想。因为它始终坚信抗战的力量蕴藏在人民大众中间，唯有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才能彻底激发民众的抗战热情，凝聚中华民族的抗战力量。为此，该报主要从新闻报道、社评言论、文艺作品等方面着手宣传抗战，以凝聚中华民气。

　　从新闻宣传的视角看，为鼓舞爱国军民高涨的抗战情绪，《大公报》(桂林版)一方面通过宣传报道侵华日军在战场上、在沦陷区内，以及在占领区内的惨无人道的侵略恶行，激发中国军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恨;另一方面则通过宣传报道中国军民不畏牺牲，勇敢献身抗战救国的洪流中，以凝聚中华民族的抗战力量。如在1942年7月27日的一则新闻消息中，报道了日军洗劫临川城后的惨状——凡9岁以下的小孩均被屠杀，9岁以上者则被掳去当劳工;凡是被敌寇碰见的女同胞，均遭到侮辱;敌寇在城中各处，以刺杀残害中国民众为乐。这样犹如人间地狱的悲惨境地，极大激发了中国军民对暴日的仇恨心理，激起中华民族的反抗精神。

　　从言论宣传的视角看，为了坚定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念，《大公报》(桂林版)审时度势，以铮铮之言告诫政府及军民，唯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才能获致最终的胜利。它从三个不同的对象开展言论宣传攻势，一是以中国军民为对象，从战时中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中发现问题，针砭时弊，恳求政府和军民务要彻底醒悟，整顿吏治，整肃军纪，抑制飞涨的物价，发展生产，提高军民生活水准，以保抗战建国的牢固基础。二是以英美苏等国为对象，通过分析中国与美英苏各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同时期的关系，呼吁英美苏等国重视中国的反法西斯地位，积极援助中国，增强中国的反法西斯力量。同时也告诫中国政府及军民，不能将国家独立、民族自由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外国的援助，通过自己努力斗争得来的胜利才是彻底的、完全的胜利。三是以德意日法西斯国家为对象，通过揭露法西斯国家发动战争的侵略本质，呼吁爱好和平的世界民众要看清德意日的反人类、反社会的大阴谋，号召那些反战力量加紧合作，一同致力于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斗争。

　　从文艺宣传的视角看，《大公报》(桂林版)能够多方位、多角度、多层面地展示抗战现实，反映各色人群的精神面貌，让弘扬民族浩然正气成为文艺创作的主流。《大公报·文艺》(桂林版)副刊在女作家杨刚的主持下，紧密地团结了全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使他们能够以笔为枪，充分发挥了文艺阵地的抗战宣传作用。在副刊发表的抗战文艺作品题材多样，内容丰富，有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形式，既有对战地斗争生活的书写，也有对后方社会民生百态的反映，还有对沦陷区民众忍辱负重生活的描绘。抗战文艺作家通过作品塑造的形象，一方面揭露了侵略者摧毁人类文明的野蛮暴行，激发读者大众奋起反抗斗争的精神;另一方面又颂扬中国军民不畏牺牲、艰苦奋斗、顽强拼搏、勇于胜利的英雄气概。此外，还有一些作品真实揭露了国统区社会的阴暗面，叙写了国统区普通民众的悲惨生活，以悲剧的力量激发读者的反抗意识。

　　综上所述，《大公报》(桂林版)无论是在新闻报道、言论抗战宣传上，还是在文艺抗战宣传上，都发挥了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它在基本面上始终贯彻“国家中心论”的抗战宣传思想。曾在《大公报》(桂林版)工作过的郭根认为，“桂林大公报是抗战中期比较最满人意的一张读物，崭新进步的作风，敢说敢言，是文化城的支柱。更重要的是维系着大东南半壁的人心”。很显然，《大公报》(桂林版)抓住了那个时代的脉搏，把握住了“抗战救国”的时代主题，主动作为，自觉地担当了“救亡图存”的时代任务。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