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冼星海在武汉
来源：湖北党史网 原载《武汉文史资料》2004年第1期   2022-11-14 09:03:10

　　中国杰出的作曲家，《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的曲作者，曾被毛泽东誉为“人民音乐家”的冼星海，不辞辛苦，辗转来到武汉，坚持以音乐为武器，号召和激励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留下了许多激动人心的抗战歌曲，为推动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不懈努力。

　　唱歌也是抗日救亡

　　1937年7月7日，驻守卢沟桥的中国军队坚决抗击日军的挑衅，揭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序幕。8月13日，日本大规模进攻上海，更加激起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在中华民族危难的关键时刻，著名作曲家冼星海毅然举起抗日旗帜，与洪深一起率领上海演剧流动救亡队二队20多人，从上海出发，途经江、浙、豫等省，深入城镇、乡村、军队、学校，积极宣传动员抗日救亡。1937年冬抵达武汉，住在汉口大和街，开始了他在武汉将近一年的战斗生活。

　　在武汉，冼星海始终把宣传抗日、动员民众抗战作为演剧队工作的中心。他经常带队深入到学校、兵营、街头及武汉周边的乡村、工矿宣传抗日，演唱抗日救亡歌曲，号召人民奋起抗日。12月中旬，冼星海率领演剧队员前往大冶煤矿开展抗日宣传，煤矿工人悬挂起“欢迎冼泰斗来我厂演出”的大幅标语。看到工人群众热情欢迎的场面，他心中十分不安，立即向大家解释：我不是什么音乐泰斗，真正的泰斗当是聂耳，这样的称呼我是不够格的。为了了解工人的生活，除演出外，冼星海还尽量挤出时间与工人们一起生活、劳动。在一个星期的接触中，冼星海深深了解到工人生活的痛苦，通过这一生活素材，他创作了歌曲《起重匠》。

　　来到武汉后，冼星海考虑到要做好抗日宣传工作，仅仅依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发动广大群众参加。于是，他把一些工人、店员、学生、教职员、流亡学生组织起来，成立“海星歌咏训练班”(不久改名“海星歌咏队”)，教授唱歌、作曲、指挥等。

　　海星歌咏队起初设在法租界“六小”，冼星海尽情地教授他自己创作的《在太行山上》等抗日歌曲。然而时隔不久，该校校长因害怕政府干涉，要求他们搬出。为了不影响宣传，冼星海很快把歌咏队迁至汉口市党部附近的“一小”(现江岸区黎黄陂路小学)，随后又迁到汉口基督教青年会(现汉口曙光服装厂)。尽管歌咏队地址不断变动，但冼星海还是全身心投入，每星期两次练歌，总是教了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直到队员学会为止;辅导合唱指挥，冼星海更是手把手地教。他教的歌曲，大多是他自己创作的抗战歌曲，也教聂耳等人创作的歌曲。有的队员谱的歌曲，经过他细心修改后，也耐心地教给队员唱。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日趋紧张，冼星海有时为了组织歌咏会加班加点，甚至废寝忘食。可是一些队员认为，仅仅唱一点歌曲对抗战的影响力太小。为了纠正这些不正确的想法，冼星海深感自己身上所负的责任。他谆谆告诫队员：“我们组织海星歌咏队，不是为唱歌而唱歌，目的是宣传抗日，唱歌也是抗日救亡。”

　　冼星海“唱歌也是抗日救亡”的思想立即掀动了整个江城。音乐界爱国人士纷纷组织成立歌咏会。为了有效地指导这些歌咏队用歌曲表达抗日的信念，用歌曲激励抗日斗志，用歌曲讴歌抗日军民，冼星海创作了大量歌曲，一时之间，《在太行山上》、《保卫武汉》、《华北农民歌》、《当兵歌》、《祖国的孩子们》、《赞美新中国》、《做棉衣》、《游击队》等脍炙人口的抗战歌曲唱遍了武汉三镇。

　　组织中华全国歌咏协会

　　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迁移武汉，全国文化界人士也都汇集江城。此时的武汉，不仅是全国的抗战中心，也是全国的文化中心。

　　抗战文化是当时一大特色。文化界爱国人士为了宣传抗日，先后组织成立了全国戏剧、文学、美术界抗敌协会。为了把已经建立的歌咏队组织起来，形成宣传抗日的生力军，冼星海积极联系武汉音乐界人士，希望组织成立一个全国性的音乐界抗战组织。冼星海的主张立即得到吕骥、黄自、周巍峙、贺绿汀等人的赞同。在讨论组织名称时，一些人提出用“全国歌咏抗敌协会”。冼星海听后，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说：“用抗敌二字，强调宣传抗日，这个想法很好，但我们的组织不只存在抗战时期，抗战以后仍然要坚持爱国宣传。”因此他建议用“中华全国歌咏协会”更好。

　　1938年1月17日，在冼星海的积极组织下，“中华全国歌咏协会”这个全国音乐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群众组织诞生了，冼星海被推选为执委。为了把歌咏协会的成立与宣传推动抗战结合起来，冼星海特地在成立大会上宣布，当日晚上将在光明大剧院组织举办庆祝中华全国歌咏协会成立的大型音乐晚会，并把演出全部收入作为抗日经费捐出。

　　当晚，冼星海亲自登台表演，演唱了他自己创作的抗日歌曲，引起强烈反响，他们把300多元(银元)的演出收入全部捐献给了“东北抗敌总会”。

　　正当武汉人民抗日热情如火如炽之时，日本军国主义攻陷南京，此后迅速把武汉作为目标，加强对武汉的空袭。由于国民政府惊慌失措，无心抚恤民众，导致许多难民无家可归。为救助难民，1938年3月，冼星海以中华全国歌咏协会的名义邀请武汉合唱团举行音乐演奏大会，以演出收入救济难民。由于准备充分，整个演出非常成功，收入也相当可观。不但如此，冼星海还组织难民，教他们唱抗日救亡歌曲，开展群众抗日歌咏活动。

　　正是因为冼星海始终把宣传抗战救亡作为歌咏协会宗旨，所以中华全国歌咏协会逐渐成为当时武汉最具影响力的群众组织之一。

　　都要为抗战尽一份力

　　1938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成立后，在周恩来、郭沫若等的邀请下，冼星海参加三厅工作，担任第六处第二科(音乐)科长。

　　为了进一步指导好武汉音乐界的抗日宣传工作，冼星海和张曙、林路等商议组织一个“歌咏训练班”。冼星海负责教授指挥和创作，林路负责教授声乐，张曙负责谱曲。后来这个训练班越办越大，成为培养音乐人才的重要场所。在这个训练班，冼星海在不断传授音乐知识技能的同时，尤其注重学员的思想教育，经常告诫学员：“民族危难关头，每一个人都必须把民族利益放首位，都要为抗战尽一份力。”

　　在三厅，周恩来指示各处务必广泛组织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并确定把4月7日至13日定为“抗战扩大宣传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要求，冼星海积极联络，精心筹备。9日是歌咏宣传日，冼星海、张曙等人在中山公园体育场举行了大型广场歌咏会，到场表演的“海星”、“三八好”、“乐余”、“孩子剧团”、“华北”、“汉光”等歌咏团体共3000多人，依次排列，场面甚为壮观。郭沫若、田汉在开幕式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随即冼星海上台指挥，全体合唱了《义勇军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大刀进行曲》、《救国军歌》、《中华民族不会亡》、《救亡进行曲》等，歌声慷慨激昂，激荡武汉三镇。接着开始游行，队伍从中山公园出发，沿中山路、民族路、民权路到商会门口，真是一路行进一路歌声。随后化整为零，各队或到市区表演，或到农村宣传。晚上又在光明剧场举行大型合唱会。整天场面热烈，秩序井然，把抗战宣传活动推向了高潮。

　　10日晚上7：00，冼星海等再次组织武汉歌咏团体在武昌黄鹤楼集会，举行美术歌咏火炬游行大会。在郭沫若的指导下，场景极为壮观。为了进一步扩大抗日宣传，冼星海与田汉共同指挥全体歌咏人员合唱《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歌曲。8：00，歌咏队在冼星海的带领下，与其他民众团体一起举行火炬游行。在绵延一里多长的道路上，队员们引吭高歌抗日歌曲，引来观众如潮。到达终点后，冼星海又集中歌咏队员乘上小轮船，举行水上歌咏大会，直至深夜。

　　5月，是最具纪念活动的月份，人称“红五月”。为了配合三厅“雪耻兵役扩大宣传周”，冼星海自己创作了《胜利的开始》、《到敌人后方去》、《工人抗敌歌》、《反侵略进行曲》、《五一工人歌》、《斗争就是胜利》、《空军歌》、《点兵歌》等歌曲，同时他还组织武汉作曲家创作抗战歌曲，如《五四纪念歌》、《五五纪念歌》、《五九纪念歌》及《壮丁好》、《当兵去》极受群众喜爱，其中《壮丁好》、《难民进行曲》、《五五纪念歌》被宣布为抗战建国纲领之歌。从5月1~9日，冼星海还与张曙等连续组织举行群众性的歌咏活动。5月1日，冼星海与张曙一起组织“五一”音乐会，指挥歌咏队员演唱抗日歌曲和工农歌曲，深受听众赞赏。5月4日，举行了水上歌咏大游行。从黄鹤楼前到长江之滨，聚集的都是武汉歌咏队员，场面宏大。周恩来在大会上作了武汉抗战形势报告后，冼星海指挥高唱抗战歌曲，一时歌声如潮，声声激荡。接着队员从汉阳门乘船举行水上歌咏大会，不久无数大船小船齐集江中，冼星海和“海星歌咏队”的队员都站在指挥船上指挥江中歌咏队员和两岸群众，从《义勇军进行曲》、《开路先锋》、《祖国的孩子们》，一直唱到《保家乡》、《五四纪念歌》、《壮丁好》。

　　7月7日，是中华民族抗战周年纪念日，为了支持抗战，周恩来批示政治部三厅在武汉领导开展“七七”献金运动。为了响应这一爱国运动，冼星海不仅把多年积蓄全部捐献给抗战，而且积极组织武汉歌咏队员进行募捐演出。在组织中，他细致耐心地对每一个队员进行指导，教歌曲、教识谱、教指挥，经常与田汉、张曙、光未然等审听表演演唱。一次审听徐炜试唱的《丈夫去当兵》和《赶豺狼》后，他认为张曙的歌词写得贴切实在，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积极抗战的思想，徐炜的演唱也很不错，很有感情，并要求在汇演中由张曙亲自伴奏。因为准备充分，在“七七献金音乐会”上，整个演出反应强烈，也收到了较好的募捐效果。此后冼星海经常组织歌咏队员在武汉三镇的街头演出，有时一天下来，武汉三镇都跑到了，但是他从来没有一声抱怨。在鼓励歌咏队员演唱时，他一方面循循善诱，多方指导，一方面诚恳解释募捐对支援抗战的重要意义，强调在民族危难时刻，是每一个中华儿女尽忠尽能的时候，“做好演出工作，是我们尽一份力量的最好方式”。

　　7月17日，为了纪念伟大的音乐家聂耳逝世3周年，冼星海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聂耳，中国新兴音乐的创造者》，称聂耳是“划时代的作曲者”，“民族呼声的代表者”，他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是中国最雄伟的一首歌曲”，深受“广大群众之喜爱和传诵”。在抗战的今天纪念聂耳，“应该学习他的努力和斗争精神，用音乐的力量来动员与组织更广大的群众，增加抗战力量，争取最后的胜利”!

　　随后在“保卫大武汉”的口号下，冼星海更是全身心地、不知疲倦地宣传抗战，努力实践他“为抗战尽一份力”的追求。

　　构筑新的希望

　　冼星海等汇集武汉的爱国文化人士对抗日救国的宣传，使国民党顽固派惶恐起来。不久国民政府下令解散“青年救国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蚁社”3个有很大影响力的抗日救亡团体。

　　国民党当局这些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改变不了爱国人士的抗日救亡决心。冼星海等文化界人士仍然活跃在武汉三镇的街头巷尾，倾心致力于抗战宣传。为了控制文化界人士的抗战行为，国民党当局采取更加严密的措施，决定在每个文化团体中设置“监察”人员。冼星海负责的音乐科，是防范的重点，“监察”员经常“忠”告：“音乐创作要坐得下来，不要到处搞什么宣传。”

　 “忠”告，并没有让冼星海坐下来，为了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他还是一如既往地组织宣传抗日救亡。一天，当他匆匆赶到他负责教练的歌咏队教授唱歌时，竟然发现没有一个学员，这时一个学员跑来说卫戍司令部奉命解散了歌咏队。听到这一消息，他非常气愤，当众质问，是谁违反了国策?《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游击军》、《祖国的孩子们》又破坏了什么团结?

　　此后，国民党政府加强了对歌咏演唱的审查力度。8月初，冼星海组织一次演唱会，当演出开始时，冼星海看到节目单上原来的“救亡”二字全部被划掉了，当即质问审查者：“为什么要划掉救亡，抗日救亡有什么罪?难道我们不救亡，等着做亡国奴么?”审查者看着愤怒的冼星海，无言以对。

　　国民党政府对文化界人士抗战行动的阻挠，使冼星海异常反感，同时也非常苦闷。这时，武汉著名革命活动家和经济学家钱亦石的女儿钱韵玲，毅然走进了冼星海的生活。他们一起谈歌咏，谈抗战，给冼星海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亮色。他郁闷的心情得到了一丝慰藉。

　　9月的一天，冼星海读到了一篇《抗战中的延安》的报道，他兴奋地告诉钱韵玲有关报道的内容：“中国现在已成了两个世界，国民党反动派完全堕落了，延安才是新中国的发源地!”

　 “我们走吧，到延安去!那里有着无限的希望和光明!”冼星海的想法，得到了钱韵玲热情的支持，她高兴地赞同说：“延安，那是我们青年向往的地方，那里的小米富有营养，我真想去女大学习呢。”

　　正在冼星海与钱韵玲构筑新的希望的时候，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发来了沙可夫及音乐系34名师生签名的聘书，盛情邀请冼星海到延安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这一聘书，给了追求光明生活的冼星海巨大鼓舞!

　　周恩来得知此事后非常重视，他立即找到冼星海，询问他对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意见。当得到“我早就向往延安”的回答时，周恩来鼓励他：“那里生活虽然很苦，但延安的革命氛围是活泼的、蓬勃向上的。”

　　10月1日，在周恩来的特意安排下，冼星海携新婚的妻子钱韵玲来到汉口大智门火车站，准备北上延安。在站台上，前来送行的好友张曙有些激动，他挽着冼星海的手，充满深情地说：“你终于去了，这是一件好事。其实我也非常想去，但周部长说现在三厅的工作，还没有到最后放弃的时候，所以我仍要与一些同志坚持一阵子。”“将来我们一定会在自由的环境中相见。”孰料此次相别，便是冼星海与音乐好友张曙的诀别，1938年12月16日，张曙随政治部三厅迁往桂林，24日在日军飞机轰炸中遇难。

　　坐上北行的火车，心情亢奋的冼星海回首江城，他仍然留念汉口大和街与昙华林，因为这里是他离开上海到达武汉后一直生活战斗的地方，在这里他曾为中华民族抗日救亡运动奉献了自己的汗水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