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我主办的游击小报
来源：《武汉文史资料》2012年第4期 作者：陆天虹   2022-11-14 09:47:42

　　抗日战争年代，我党领导的新四军各师在大江南北、华中各地深入敌人后方，发动群众，创建了大小不等的游击根据地。由于敌人实行严密的封锁，根据地的各类物资很缺乏，消息也很闭塞。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也为了对战士和广大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和思想文化教育，各部队、各地方党政机关都想方设法，创造条件创办各种形式的报纸和刊物。这种报纸根据各地的战争形势、环境许可和人力、物力条件而定，形式多样，灵活机动，不定期出版。同时还组织了严密的交通站，类似军邮，负责发送报纸。这也很艰苦，因为要越过敌人的封锁线。由于党的领导重视和斗争需要，这类报纸都办得很精彩，无论是内容、版式、印刷都达到了在战争环境下所能创造出的十分精彩的程度。

　　新四军一师苏中军区四分区的《江海报》

　　我所在的新四军一师创建的苏中军区四分区创办了《江海报》。地处黄海与长江之间的苏北平原，战争环境十分险恶，但这份报纸采用油印四开四版的形式，在一个时期也曾经用铅印。报纸的内容，用的是新华社电讯、陕北电台广播和本战区的胜利消息，并且在刻写和油印上也达到了当时条件下的顶峰，可谓精彩之至。蜡纸刻写采用印刷体，正文用宋体、正楷，标题用黑体、仿宋、扁宋体，版式画上花边。尤其令人佩服的是，在战略相持阶段的困难条件下出版的1942年新年号“三冬图”，即号召根据地军民抓紧冬季时间开展冬训(练兵)、冬学(学文化)、冬耕(深耕土地的大生产)。这样复杂的图文并茂的版面竟然用红、绿、黑三套色油印，而且是在敌人封锁的战争条件下，不能不说是创造性的奇迹。这份报纸也传到了日本侵略军的手里，他们如获至宝，竟然大颜不惭地当作“战利品”，在他们占领的上海南京路的宣传橱窗里展览出来，鼓吹他们的战绩。他们万万没有料到这份报纸给上海市民以极大的鼓舞，为新四军作了极好的宣传，不仅传达了根据地军民的胜利消息，而且也证实了新四军真是人才济济，油印报纸达到这样精美的程度，都认为是奇迹。日本侵略军一看，宣传起了相反的效果，赶快收场。

　　苏中军区四分区通海地区的《江涛报》

　　1942年，我在苏中军区四分区通海地区工作。这里物产丰富、文化发达，但战斗环境也艰苦，敌人封锁也严密，所能看到的多是敌伪报纸，极需要创办一份自己的报纸。

　　当地的领导机关为通海行署，主任是老红军、老党员、老文化人茅珵同志，他是当地著名的抗日领袖。他设计了一个办报的方案，把我找到他的驻地去商谈办报事宜。我当时做青年工作，并且是当地政治协进会的驻会办公的总务委员。我经常发动当地各中学学生会办壁报，我也写过一些文章在壁报上发表，他对我有一定的了解。他建议我来当主编，创办一张小型报纸。我对此有些犹豫，因为没有电台就没有消息来源。又没有印刷设备，靠油印恐怕力量太单薄。他说：“你不必担心，我已准备好了，行署有电台，可以把抄收的新华社电讯稿誊写一份送你。另外我已物色了一个石印厂(是为旧衙门印告示和为农民印菩萨像的那种厂)，可以用来印报纸。”他建议这份报纸就叫《江涛报》。可以办成四开四版，电台、编辑、印刷分在三个地方，万一敌人进攻，不致一起受损失。对这个考虑周密的计划我十分佩服，并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回去立即着手起草“发刊词”，筹备创刊号。我还从海门中学调来了颇有文才的王新堂同志做编辑。发刊词写好后，我立即赶几十里路去找茅主任。当时游击环境，茅主任经常转移驻地。找到茅主任，他看了发刊词十分满意，说创刊号马上就出版，并把自己用毛笔题写的《江涛报》报头交给我去铸版(用木刻)。茅主任又说，报纸不但要有新闻，还应该有点文艺的内容。他说这个地区的文化水平高，例如毛主席的诗词就可以登一些。老实说，我当时还没有读到过毛主席的诗词，而且对此也不甚了解。他立即背诵了毛主席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诗句，我感到气势雄伟，真能鼓舞人心。他说他也喜欢写点诗，你认为适当也可选登一些。经过两次谈话，我这个主编就大胆地工作起来。

　　行署通讯员每两天把电讯稿送给我，这些电讯主要是苏德战场和华北战场的胜利战报，有时也有新华社评论，但每次抄收字数不是很多———战争年代不可能那样正规划一。本战区的消息我只有从苏中军区的《苏中报》和《江海报》上转载。字数足够后，我就开始编辑。一版为反法西斯战场的战报;二三版为华北、华中战场的战报;四版为新华社评论。考虑到石印缮写员不是很熟练，字体不可能写得很规范，因此消息尽量简短，版面编排上尽量松散匀称，字迹清楚即可，不太讲究美观。这样石印缮写员不太费劲，印刷效果也好。石印每期能印四五百份，印好后行署即分发到各区公所，通过交通网发到各乡镇、各学校，并设法送给敌占区的有关人士。创刊号的出版立即引起了轰动，对当地的宣传鼓动和对敌占区的宣传都起到了很大的影响。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我们不可能做到定期出版，大概每10天左右出版一期，这在游击区已是很大的胜利了。

　　我担任《江涛报》的主编期间，还有幸见到两位全国著名的新闻工作前辈———范长江和邹韬奋。皖南事变以后，蒋介石在他统治的西南后方加紧了对进步文化人士的迫害、追捕，甚至暗杀。共产党十分关注这批进步人士的安全，范长江和邹韬奋就是在党的安排下，辗转到华中抗日根据地的。

　　1942年夏天，范长江在党的交通员护送下来到苏北，第一站就到达我们通海地区。我闻讯后立即去拜访他。那是一个夏日的傍晚，晚饭刚过，在一家农舍前的稻场上，范长江穿一套农民式的短衫，身体壮实，面目稍黑，显得风尘仆仆，但精神很好，十分健谈。他是新闻前辈，当时30多岁，我只是20岁的新闻新手，他毫不介意。我主要是以同行的身份，请他分析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和对前途的看法。他认为，欧洲战场上希特勒德国向苏联的进攻已达到顶点，呈胶着状态。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看到苏联红军大举反攻的消息……从长期看日军是顶不住的，迟早会退守本土。中国战场，日军正打算向湘桂进攻，以打通平汉、粤汉两大交通干线，使华北、华中、华南连成一气，以巩固其占领区的后方。对这次战役，蒋介石军队是守不住的，必然形成大溃退。从全局看，只有寄希望于八路军、新四军了。我问他到根据地后的观感，他说，刚踏上根据地就感到明显的不同，大后方沉闷而压抑，上层人士仍在醉生梦死。而根据地人人朝气蓬勃，斗志昂扬，形成显著的反差。我又问他到根据地后的打算，他说要学习一段，到处看看，但一切服从党的安排。我和他一直谈到深夜才告别，一席话对我这个新闻新手开阔眼界很有帮助。对形势既要纵观全局，又要善于分析。以后范长江北上到了新四军军部，在中共华中局领导下创办了《新华日报》(华中版)，那已是后话了。

　　这年秋天，苏中四分区的青年代表大会在黄海之滨的一个小镇召开，我应邀出席。党政军首长到会的很多，会开得很隆重。会议主持人宣布开会后，首先请苏中区党委书记、军区司令员、一师师长粟裕将军作形势报告。我第一次见到粟司令，他个子不高，是打游击的名将，常常奇袭敌军获胜，威望很高。他又是那样的文雅，作报告时从容不迫，娓娓而谈，像个老师。他报告完毕，出乎意料地介绍一位刚从西南大后方来到根据地的邹韬奋先生讲话，这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大家知道邹韬奋先生是著名的新闻界前辈，是反蒋入狱的“七君子”之一，是受知识界尊敬的左翼文化人。

　　邹韬奋先生温文尔雅，讲话风趣幽默。他着重介绍了西南大后方的情形，和他在重庆提着皮包办《抗战》三日刊的情形。他的编辑部就是一只皮包，装着全部稿件，因为他既要防止特务的突然袭击，又要防止日军飞机轰炸，跑到防空洞里在昏暗的灯光下编稿。他在蒋介石的迫害追捕下不得不绕道几千里来到苏北根据地，所见所闻大开眼界，他感到兴奋、激动，这里才是真正的中华民族精神精粹的体现。他要到处走走看看，准备写一部新四军抗日根据地的书。他感谢粟司令对他的亲切关怀，天气渐冷，已为他做了一件灰色军用棉大衣，备了一匹温驯的大白马，派了一名警卫员护卫他，到处感到家人一样的亲切和温暖。他的讲话，获得全场热烈的掌声。可惜的是由于形势紧张、军务繁忙，他们二位讲话以后，粟司令就陪着邹韬奋先生一起回司令部去了，他们还要长途行军。我曾梦想在会议休息时以一个新闻工作者的名义拜访一下邹韬奋先生，也只有作为永远的梦想了。

　　苏南苏常太地区的《江南挺进报》

　　苏中军区的斗争形势完全如同粟裕司令所分析和预料的那样，到1943年初，四分区已进入积极准备反扫荡反清乡的紧张动员阶段。组织上秘密物色一批干部和战士，打过长江去，到江南地区敌人的心脏里去开展斗争，以配合苏北的反清乡斗争。我是苏南人，又自幼在上海读书成长，因此奉组织之命，在1943年春就移交了《江涛报》的工作，转入秘密状态，同一批战友渡江而南，到达苏南的苏常太地区(即苏州、无锡、常熟、太仓、昆山地区)。

　　除了军事手段外，根据上级指示，我们还积极开展对敌伪军的政治攻势，也为了扩大宣传、鼓动群众的需要，决定办一张油印小报，取名为《江南挺进报》，八开两版，不定期，视斗争形势而定。因为是油印，设备轻便灵活，蜡纸、白报纸、油墨等通过当地的学校也容易买到。为防止敌人偷袭，流动办报，有时在偏僻的小庙，有时在船头。我编稿件，有一位青年干部字写得好，他刻钢板，大家动手帮助油印。为印得多些，故推油墨辊时十分小心，轻轻推，每期可印二三百份。稿件来源主要靠秘密交通船从苏中军区隔江送来的《苏中报》《江海报》。这张报纸的出版，报纸虽小，影响极大，鼓舞了群众，震动了敌人。“新四军主力部队又回来了”，这张报纸把这个消息传到了苏常太的各个角落，也传到了日军那里，更使死心塌地的汉奸心惊胆颤，日夜不安。这时的新四军武工队员，人人都是战斗员，又是政治工作者。每人一支短枪，两颗手榴弹，还有一把匕首，随时准备遭遇敌人。远的打枪，敌人多了就掷手榴弹，肉搏时用匕首。有了这张报纸，又好比增加了一把政治匕首，直插敌人心脏。

　　《江南挺进报》的出版者署名为“新四军江南挺进支队”，我们活动的中心地区在常熟县境内的东部。日军判断我们的主力部队人数不会少，于是在冬季发动了扫荡攻势，企图消灭挺进支队于常熟东部境内。我们部队获得情报后，立即集中起来。常熟是水网地区，老百姓用几十只民船，冒着江南少有的冬雪，连夜把部队送到了太仓县境内。太仓是旱地，部队登陆行军，拉得很长，很有气势，大大鼓舞了太仓的群众。我们把报纸分送到当地士绅手中，又转移了敌人的视线。报纸配合部队的军事行动，政治和军事双管齐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日本反战同盟”出版的《反战报》

　　为了扩大影响，做好报纸的发行工作是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有时还要冒生命危险。光靠《江南挺进报》是不够的，毕竟当地战斗频繁，环境险恶。敌人针对我们的特点，改变了战术，分成二三十人一股，到处流动，并且穿着便衣，冒充新四军，寻找我部队企图逐个消灭。我们依靠群众，消息灵通，往往敌前脚走我们后脚进村，或者敌人半夜宿村前，我们宿村内，却互相不知道。所以报纸的出版时断时续，只有向苏北上级要求，多送些报纸。以后根据地送来报纸逐渐增多，还有新四军军部的“日本反战同盟”出版的《反战报》日文版，八开四版，十分灵活，是日本的反战人士和被俘虏的日军经教育后觉悟了参加到反战同盟。他们用亲身经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述说日军军人家庭妻离子散的思乡之情，以及对侵华日军的种种暴行的控诉，呼唤日军士兵快快觉悟，放下武器，或者投诚，或者脱离日军控制，阵前掉转枪口对准顽固的长官开枪等等。这些报纸我们想尽各种办法，针对不同对象，通过不同关系，寄送出去，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工作，是对敌政治攻势的武器，是匕首也是炸弹，引起极大的震慑效果。战时邮政路线还是通的，因此，我们打听清楚敌军的番号、驻地、伪军头目姓名等，针对不同对象，把报纸伪装起来，用合法信封邮寄方式寄送到敌伪军的手里，如同秘密炸弹，果然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县城里的伪军头目们为了扩充势力、搜刮钱财，“开香堂、收徒弟”之风十分流行。伪区、乡、镇长们为找靠山，“拜老头子”，甘愿投拜在他们的脚下当门徒。我们选派可靠的“两面派”乡长(即以伪乡长身份对付敌人，实际上为我们办事)，常拿我们的报纸，装做关心“老头子”的出路，去送情报，附带送上报纸，说新四军势力越来越大，请看他们的报纸，看来“皇军”长不了，“老头子”要早点想办法找条后路。有的伪军头目果然从惶恐到动摇，到想找新四军的路子拉关系，找退路。我们立即指示，该乡长趁机为他指引关系，慢慢我们用直接与其通信的办法，有针对性地为他分析形势，指出戴罪立功的办法。我们的策略是“拉紧想立功的，孤立动摇的，打击最反动的。”经过军事、政治两手进攻，其中人数最多的一支伪军头目果然同我们建立了秘密关系。他们所守据点伪军，承诺不出动进攻，对我过往人员只当不看见任我通行，日军强迫他们出动时，出发前立即朝天鸣枪送情报。经过顽强的军事斗争，艰苦细致的政治攻势，我们游击根据地逐步扩大、巩固，并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在政治攻势中，报纸的作用不可小看。

　　日文反战报纸对瓦解日军也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日军士兵的军国主义教育中毒很深，但也并非铁板一块。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由于蒋介石的反动命令，他以中国军事统帅的身份命令日军拒绝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又命令伪军摇身一变为国民党的所谓“先遣军”固守据点，不允许就近向新四军投降。国民党军远在西南大后方，实在来不及到达富饶的江南。所以我党中央决定攻打拒不投降的日伪军，以武力收复城市。我们正盼望新四军主力大部队快些渡江南下时，常熟城里有一队日军20人，打着白旗下乡来寻找新四军了。在老百姓引导下，果然找到了我们。他们带了几支枪，不能多带，是瞒着长官偷偷出来的。他们是看了日文版反战同盟的报纸，知道新四军优待俘虏，不没收俘虏财物，生命有保障，所以特来投降新四军。我们在优待他们后，派船送往苏中军区司令部去集中遣返。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所办报纸的政治威力果然不小。

　　战争年代虽已很久远，但那艰苦斗争的情景依然刻印在记忆里，不能忘却。谨以此文悼念那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战友们、烈士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