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贵州地下党创办的红色书店
来源：团结报文史e家   2022-11-30 16:06:06

　　精 彩 提 要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一批书店相继迁至后方城市重庆、桂林、昆明、贵阳等地。为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统战宣传工作必不可少，而书店就是其中主要形式之一。当时国民党对统治区出版行业管控极为严格，作为后方重镇的贵阳，在党的指示之下，各书店进驻贵阳设立分店，与贵州地下党接上关系，利用公开和秘密的身份发行书籍报刊，为党的抗日主张深入相对闭塞的贵州，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这一时期在贵阳设立的分店包括《新华日报》分销处、贵阳读新书店、生活书店贵阳分店，以及省内各地设立的书店，构筑起承载宣传与统一战线功效的“红色书店”。

《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旧址

　　《新华日报》分销处

　　《新华日报》承担着国民党统治区文化运动重要的宣传指导任务，是贵州地下党开展文化统战重要载体之一。1938年10月，《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设立，中共贵州省工委指派吴同尘负责这一工作。分销处是国民党当局承认的公开发行单位，但对其管控和打压的色彩仍然存在，1939年4月颁布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中，针对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国民党指示“各地党部及警察局新闻邮电检查所等机关，对内容反动及违反抗战建国纲领之各种宣传刊物，如图书杂志报纸小册子壁报等，应随时查禁，若经一再查禁而仍秘密发行者，应从严制裁。”在公开身份掩护下，分销处实则从事着半公开甚至是秘密的发行工作，1939年8月，省工委先后指派郎德服、陶祖铭到分销处工作，建立了分销处党小组，订阅报纸的读者大都是党员和进步人士，还有“国民党贵州省党部资料室”，其主要目的就是对发行的报纸进行审查。

　　据郎德服回忆：“他主要从事投递工作，当时许多订户的姓名和住处都不能有文字记录，只能心记背诵。”同时，贵州地下党组织密切配合分销处，利用公路运输局党支部和党在川黔公路建立的秘密运输线，避免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搜查而中断发行。当时，共产党员胡钦曾就利用管理客车总站行李房的条件，将重庆送来的《新华日报》卷成圆筒，用油布遮盖起来藏在行李房内，等待分销处的人前来取报，如若遇到特殊情况就以打手势或默不作声，一段时间发行量达500份。汪精卫卖国投敌后，香港《南华日报》《天演日报》和《自由日报》的工人，宣布反汪罢工。香港的印刷工人一行十余人组织了“反汪工友回国服务团”，辗转来到贵阳之后，省工委指示分销处要发动捐助运动，热情接待这些工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将捐助事宜汇寄到重庆《新华日报》，《新华日报》刊载了这一信件，指出“三报反汪工人的大无畏和艰苦卓绝精神，值得所有中华儿女尊敬和学习。”《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成为当时贵州地下党一个重要的宣传阵地，在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后，国民党贵州当局开始针对性逮捕中共地下党员，为保存力量，省工委中断了分销处的工作。

　　生活、读新书店贵阳分店

　　1938年4月1日，生活书店贵阳分店设立，除公开发行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还秘密发行《支部工作纲要》，主要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纲领、任务、纪律和基层组织工作。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检查，分店工作人员采用针锋相对的办法，实行书刊“内部发行”，一些进步书刊不上书架，秘密售给熟悉的读者。共产党员邵公文作为店长，利用卖书的关系认识到一些新朋友，与其他进步人士筹备了贵阳战时社会科学座谈会，主要讨论统一战线问题、战时经济问题、战时教育问题。

　　1939年2月，读新书店在贵阳创办，书店与贵阳原有的省高、贵中、贵师、女师、女中、县中、达德等学校外，还有外地迁来的大夏大学、湘雅医学院等高校建立起密切联系，实则也是统战宣传的塑形，联系起青年学生这一群体力量。书店工作人员的政治活动同贵州地下党组织保持两条线的联系，担任领导工作的沈静芷和省工委委员秦天真单线联系，由熊蕴竹代表中共贵阳县委参与书店支部的活动。面对国民党投降反共潮流，读新书店根据上级指示，组织读者举办一次向前方抗日将士写慰问信的活动，在门市部张贴致读者的公开信中写道：“前方将士正在浴血奋战，英勇杀敌。为了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和生存，欢迎你们给前方将士写信致以亲切的慰问。”该信张贴以后，迅速汇集起燎原之势，到书店二楼写慰问信的包含工人、医院职员等社会各阶层读者，前后十天，慰问信达几千封之多，不仅增进了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也是对国民党反动派逆行分裂的一次有力回应。

　　省内各地成立的书店

　　贵州省其他地方也在各地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呈现出书店多点开花的局面，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宣传范围，动员了全省力量为抗战助力。各地党组织团结当地进步人士和地方乡绅，采用合作入股、合资经营以及合法身份为掩护的办法，相继筹办了一些书店。1938年10月，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内迁平越，地下党员顾诗灵与张正光、吴绍勋计议，在平越县城开办书店，以经销国民党许可的图书和文化用品为掩护，推销进步书刊，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八一三”书店应运而生，为了扩大业务并有利开展工作，书店采取了招股集资的办法欢迎社会各界人士入股，先后入股的有平越知名人士刘儆予和廖福民等人，这既解决了资金不足的困难，又以地方乡绅私人合资经营的名义迷惑敌人耳目。地下党员黄小穆回忆道：“他经晴隆地下党员张人钧介绍，联合李友唐集股经营，在晴隆县城内开了一个‘新新书店’，出售马列主义著作和抗战时期的进步报刊，向当地人民和过往旅客进行抗战宣传，并利用交朋友方式找一个一般的国民党员作书店经理，以此为掩护。”

　　1938年，在毕节地下党的帮助下，孙师武出资设立了群益书店，组织上派阮明伦到书店负责领导工作，同时成立“七月文具体育用品社”，依据这两个外围团体展开革命活动。仁怀党支部成立后，在城区小学成立了仁怀“读书会”，组织进步学生阅读《十月革命》《大众哲学》《今日苏联》《群众》《新华日报》《彷徨》，还在城区和高大坪的一些进步教师和学生中筹集资金，购买进步书籍，先在周礼明家里设立秘密书柜，后分别转移一部分到庸庄小学和茅台刘世伦家里，共储存各种进步书籍1500多册。遵义地下党在遵义城内开办了快读书店，请开明人士、县女中校长傅梦秋任书店理事长，遵义民众教育馆馆长胡滋春任书店监事长，销售书刊主要由贵阳的新知书店、生活书店和重庆的生活书店、读新书店以及《新华日报》社供给。

　　在贵州地下党的领导之下，贵州各地的红色书店如火如荼地展开，有效地影响了一批进步人士，虽然在国民党的反共高潮中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和损失，但书店所承载的统一战线宣传功效依然发挥了应有的价值，是在大后方中国共产党领导书店出版行业发展的一个显著缩影。

　　11月17日《团结报》文史周刊第6版刊登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