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在湖北汉口成立。文协在《发起旨趣》中表示:“文艺者是人类心灵的技师,文艺正是激励人民发动大众最有力的武器……我们应该把分散的各个战友的力量,团结起来,像前线将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寇敌,争取胜利。”文协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以笔为武器,通过多种方式揭露日军暴行,鼓舞民众和将士的抗战热情,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壮大作出贡献。
文艺界团结抗日的旗帜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漫天轰炸,遍地烽烟,从华北到华中、华南,到处是焦毁的城市、血染的山河。大批文艺界人士认识到,只有把力量聚集到一起,才能筑起最坚固的联合阵营来反抗侵略者,他们纷纷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向内地转移,老舍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于1937年11月15日黄昏踏上离开山东济南的列车,一路经泰安、徐州、郑州,于18日到了湖北汉口。“文人们仿佛忽然集合到武汉”是老舍当时最强烈的感受。
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的成立,客观上促进了文艺界的大联合。面对日本侵略军的炮火和残暴行径,12月下旬,聚集在武汉的全国戏剧界人士,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劳军联合文艺戏剧大公演。12月31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这天,戏剧界人士、共产党员阳翰笙谈到,希望在抗战的旗帜下作家也能够精诚团结。他在《“文协”诞生之前》一文中回忆:“从那天起,我便分别向田汉、胡风、乃超(冯乃超)、蓬子(姚蓬子)、罗孙(孔罗荪)、适夷(楼适夷)及其他许许多多的朋友们征求意见,大家也都很赞成……凑巧那时我赚得了一笔‘八百壮士’的电影剧本编剧费,我也就想顺便请一次客,把各方面的朋友都约到一起来交换交换意见,希望能够早点正式的(地)把筹备会成立起来。”老舍应邀参加筹备活动是在1938年1月中旬,那是关于文协筹备事宜的第二次讨论,产生了临时筹备会。老舍后来回忆道:“朋友们见面,不约而同地都想组织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我不是好事喜动的人,可是大家既约我参加,我也不便辞谢。于是,我就参加了筹备工作。”
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文协的建立与运作。周恩来十分关注文协的筹备工作,2月14日,他直接和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商量筹建文协事宜,建议由著名作家、无党派人士老舍出面主持文协工作。24日,文协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推选出了正式筹备员。3月23日,文协筹备委员会召开了第五次筹备会议,推定周恩来、蔡元培、居正等为名誉主席团成员,推定邵力子、冯玉祥、郭沫若、老舍等为主席团成员,推定王平陵、穆木天、胡风等为大会秘书。至此,文协已“呼之欲出”了。
我党有了自已的文艺队伍
1938年3月27日,《新华日报》第一版上刊发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社论。
1938年3月27日,《新华日报》第四版上刊发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特刊文章。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总商会大礼堂隆重举行成立大会。集中在武汉以及散居在长沙、桂林、广州等地的作家和相关人士纷纷前来参会,热闹非凡。据28日的《新华日报》报道:“九点钟刚敲过,年青(轻)的,年老(的),男的,女的,有西装革履的,有穿军服的,长袍的,各色各样文艺工作者,三五成群的(地)拥进会场,把庞大的大礼堂,挤得满满的,共计五百余人。”会场布置简单又不失庄严,主席台前悬挂着两行标语:“拿笔杆代枪杆,争取民族之独立;寓文略于战略,发扬人道的光辉。”
邵力子作为总主席致开幕词后,王平陵代表筹委会报告了筹备工作。随后,周恩来、郭沫若、冯玉祥等都发表了演说。周恩来的演说庄严热烈,他说道:“今天到会场后最大的感动,是看见了全国的文艺作家们,在全民族面前,空前的团结起来。这种伟大的团结,不仅仅是在最近,即在中国历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团结,也是少有的!”周恩来提出了三点希望,即文艺作品多多取材于前线将士的英勇奋斗、敌人的残暴和民众的热情,文学家要承继祖先留下的优秀文化传统,尽快与世界进步文艺联系起来、使我们的文艺在世界上有辉煌地位等。郭沫若激情澎湃地讲道:“我们要牺牲一己自由求民族之自由,牺牲一己生命求民族之生命,不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还要鞠躬尽瘁至死不已!”冯玉祥指出:“打仗不但要外部健康,还要内部健康才能和敌人拼命,而文艺是使人内部健康的。”
会议通过了大会宣言、告全世界文艺家书、协会简章等,推举老舍、郭沫若、茅盾、丁玲、邵力子、冯玉祥等45人为理事,周恩来、叶楚伧、于右任等为名誉理事,周扬、吴奚如、孔罗荪等15人为候补理事。当时,武汉拉响紧急警报,日军轰炸声四起,但与会者仍不顾生命安危,岿然不动、心无旁骛地讨论着各种提案,如“全国作家写士兵读物百种案”“组织作家前线慰劳队及慰劳空军难民儿童案”“创办机关杂志案”等。提案经一一表决后,大会圆满结束。4月4日,文协召开第一次理事会,推定15名常务理事,推老舍为总务部主任(对外代表文协),王平陵为组织部主任,姚蓬子为出版部主任,郁达夫为研究部主任。
文协的成立大会体现了文艺界的空前大团结。这种空前大团结是来之不易的。《新华日报》在文协成立当天的社论中指出:“一面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大旗终于树起在炮火和轰炸的环攻中,在亲爱的祖国的怀抱里。在这面飘扬于拂拂春风中的大旗之下,二十年来从没有机会相见的全国文艺家,都亲爱地共处一堂,大家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尽管在阶级,集团,世界观,艺术方法论上大家有着各自的特性,然而一个高于一切的共同的目标——抗敌,比什么都有力地使大家都成为亲密的战友。这是一个中国文艺史上的盛举,值得我们来欢欣鼓舞的。”
抗战中的文化呐喊
文协成立后,成都、昆明、桂林、香港等地,甚至战区的襄樊、边陲的迪化(即乌鲁木齐)等地,都相继成立了分会。在文协的号召下,文艺界人士纷纷投身出版会刊、编制通俗读物、举办战地访问团、纪念文艺界名人、卖字捐稿劳军等各项活动中。
文协会刊《抗战文艺》,从1938年5月4日创刊到1946年5月4日停刊,共出版了72期正刊和一些单独出版的特刊。由于战争环境和经费缺乏等原因,《抗战文艺》刊号、出版地点等屡有变动。在武汉出版期间为三日刊、周刊,迁往重庆后一度改为半月刊、月刊,甚至有时会脱期,纸张也由原来的白报纸变为土纸。但是,无论经费如何艰难,印刷如何不便,《抗战文艺》始终没有停刊。《抗战文艺》中刊发的作品既有文艺动态(如会务报告、文艺简报),又有大量的文艺创作(如报告文学、小说、诗歌、散文、杂文、戏剧),更有引人深思的文学评论。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饱蘸血泪、满怀激情创作,其中,代表性的作品有郁达夫写的前线通讯《平汉陇海津浦的一带》、鲁彦写的小说《炮火下的孩子》、阳翰笙写的剧本《天国春秋》等。通过这些种类繁多的作品,文艺界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团结一致支援对敌抗战,为正义而呐喊。
文协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推动文艺的大众化。1938年5月中旬,老舍主持召开了“怎样编制士兵通俗读物”座谈会,主要讨论了“士兵与民众所需要的通俗读物是否一致”“旧瓶装新酒”(即文艺通俗化的方法)两个问题,提出了“文章入伍,文章下乡”“从生活上去接近大众了解大众”,文艺作品要中国化、战斗化、通俗化等观点,反映出文协对文艺通俗化的极高重视。
此外,文协还组织了战地访问团、纪念文艺界名人、卖字捐稿劳军等活动。针对敌人的文化麻醉和文化进攻,文协派出了“笔部队”。1939年,第一批作家战地访问团在出发时曾写下这样的告别词:“我们当尽我们的能力把敌后方一切可歌可泣的壮烈英雄的事实,用我们的钝的可是纯真的热情的笔把他们写出来……我们的枪已经够使敌人发抖,我们还要用笔去暴露敌人的残暴,去消灭侵略者的灵魂。”纪念鲁迅等文艺界名人是文协的一项重要活动。1938年10月,文协与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共同召集“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周恩来在讲话中号召大家学习鲁迅倔强奋斗至死不屈的革命精神和大众化、通俗化的作风。劳军、献金是文协对抗战的直接支持。1941年2月14日,文协在重庆“蜀道”副刊上登出卖字捐稿劳军的重要启事,以“文协出纸,作家出力,请诸公出钱”为标语募集资金用于劳军。其中,卖字一项活动时间为18天,仅一周就募得了1000元。2月19日,老舍还曾代表文协献金500元。
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抗日战争终于迎来了胜利曙光,文协也完成了其使命。自1945年10月10日起,文协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85年前,文艺界人士在山河破碎和民族危难面前团结一致、以笔为武、奔走呼号,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赤诚的爱国热情。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角已然吹响,我们要做的,就是汲取这种团结奋斗的精神,义无反顾地向前进。
文中所示档案资料为中央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3年3月24日 总第3961期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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