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战士”：出版家梁纯夫
来源：团结报 文/周济光    2024-05-21 15:00:06

　　【精彩提要】

　　梁纯夫(1913—1970年)，广东台山人，民进会员，新闻出版家。曾任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常委，民进中央宣传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宣传部部长。

▲梁纯夫

　　学贯中西一书生

　　青年时期的梁纯夫曾是一位狂热的世界语推广组织者。1931年，就读于中山大学哲学系一年级的他，就开始在广州文德路60号创办广州世界语学会，其优秀的组织才干初露端倪。绿色代表和平愿望，梁纯夫便将世界语学会下设的研究小组取名“踏绿团”;学会还举办世界语学习班，出版学术刊物《踏绿者》。1931年7月，他在《希望月刊》(汉口世界语学会主办)撰文呼吁全国的世界语爱好者成立“中国世界语联合会”。时任校长许崇清在中山大学大行开明之风，梁纯夫的世界语学会得到校方的大力支持，并在校园内专门特批了一间小木屋，作为“踏绿团”的日常办公之所这间小木屋也成了梁纯夫的书房兼寝室。大学就读期间，他在中大刊物《文明之路》《语言文学专刊》发表“乌拉扑克语运动”“语言之作用及进化”等语言学文章、译著10余篇。

　　挂牌“踏绿团”的小木屋里摆满各类书刊，以哲学和外文类居多，惹得慕名而来的同学争相借阅。凭借英语、俄语、世界语等语言优势，梁纯夫在大学期间广泛涉猎西方哲学各种学说，康德的批判哲学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德国古典哲学体系引领梁纯夫迈入哲学思考领地。1931年6月至1932年1月，许崇清任中山大学代理校长期间，聘请中共党员身份的何思敬、邓初民、肖隽英等学者讲授马克思《资本论》、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学说，对梁纯夫影响较大，为他后来成为一名坚定的文化战士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然而，梁纯夫并不满足于此，因崇尚“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而久慕陈寅恪、赵元任等国学大师之名，毕业后梁纯夫选择到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潜心研究中国语言学、历史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直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的枪炮声划破清华园宁静的碧空。

　　抗日救亡当前锋

　　七七事变后，清华大学等北平高校陆续南迁长沙、辗转昆明等地继续办学。怀着忧国忧民的情怀，梁纯夫毅然投笔从戎，选择到抗日一线、位于山西临汾(后转移到陕西宜川)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主编宣传抗日救国的杂志《文化前锋》。梁纯夫坚信文化工作可以鼓舞抗战将士同敌人作战，同时也可以促使民众参与到抗战中，是抗战的一部分，和军事一样重要。从此，梁纯夫把注意力转到了为抗战服务。在《文化前锋》的创刊号上，他以《民族革命从辛亥革命到今日抗战》为题刊文，将全民抗战上升到中华民族革命的高度，随后的几期，他以《中国历史上反战思想的分析》《两年半日本侵华战争的代价》等为题帮助民众客观冷静地分析抗战的得与失;在《湘北大胜的意义》一文中，他兴奋地将第一次长沙会战胜利的喜讯和重大意义告之于众，鼓舞军民士气。

　　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属阎锡山为司令官的第二战区司令部管辖，起初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共产党员杜任之、杜心源分别担任教务处主任和政治处主任;1939年冬，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山西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遭到破坏，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也在迁徙中逐步转变成为阎锡山直接控制的培训班。在这种情况下，梁纯夫选择为抗战一线做实际工作，到李宗仁任司令官的第五战区司令部当战地记者。在梁纯夫编著、李宗仁作序的《鄂北会战》中，梁纯夫身临前线采访、组稿，从劳军团的反战演出到广西学生军、朝鲜义勇队的英勇抗敌，从记录随县正面战场的血战场面到参战将领“包围与反包围”的运筹帷幄，宣传全民抗战要依靠广大民众的力量、众志成城才能取得胜利的道理。

　　梁纯夫目睹抗日将士前仆后继、赴汤蹈火，也深入民间体察民情。在《陇海车上》一文中，他在火车上对两名从洛阳辗转到卢氏县上学的“洛中”童子军进行采访，将沦陷区的学校迁徙、民政救济、交通受阻、能源和食品短缺等情况，以及抗日军民同仇敌忾的坚强斗志进行了多方位报道。

　　时局大势有灼见

　　从象牙塔到抗日前线，梁纯夫完成了从学者向文化战士的转变。1939年后，梁纯夫开始用哲学、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战争、分析国际国内形势。1940年至1941年，他在《时与潮》《全民抗战》《反攻》和《中苏文化杂志》等刊物撰写、编译文章25篇，客观分析德日战略意图和作战特点、日本国内矛盾、美国援外策略、华北敌后战争形势以及美日冲突的必然性，成功预测了美国直接参战并在南太平洋与日军冲突的路径、焦点。

　　二战初期，世界政治格局体现的主要矛盾是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与苏英中等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矛盾。珍珠港事件前，美国虽尚未正式参战，但以政治上制衡、经济上援助等形式支持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其中，滇缅通道是援华的重要路径，新加坡和菲律宾是南太平洋联系亚欧的重要节点。从美国的利益出发，如果失去如上其一，势必导致在东西方两面受敌。1940年，梁纯夫发表多篇讨论美日关系的文章或译著。一篇经他编译的文章指出，一系列迹象表明美日冲突不可避免。1941年初，梁纯夫就此再次撰文指出，“日寇如果再向南进展，无论它先进攻荷印或新加坡或菲律宾，美国必出面作有效的干涉因而爆发太平洋战争”。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太平洋海军舰队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印证了梁纯夫一年多来的判断和预测。

　　二战后，作为国际问题学者，梁纯夫一度对继承着战时国际合作精神而来的联合国组织产生浓厚兴趣并借此对世界和平报以极大期待。1946年，联合国成立不到一年，生活书店就发行了他的专论《联合国论》。此后他又相继发表了《世界和平的序曲：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大会的难题》等文章以及系统介绍联合国的专著《联合国》，向国内各界介绍联合国的职能和运作机制。随着二战后美国瓜分殖民地和与共产主义阵营对抗的政治野心日趋膨胀，美国“一方面要积极干涉别国的事情，另一方面却不允许别人过问美洲的事情”“挟着一个包含21国的‘区域组织’(泛美联盟)”在11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控制九票之多”“假装同情小国利益，在联合国大会中主张限制或取消安理会否决权制度”，梁纯夫逐渐认识到美国实际上是在操纵联合国，1949年发表《美国怎样玩弄联合国》一文，一针见血地揭露美帝国主义的霸权行径。

　　关于中美关系，梁纯夫客观分析了美国对中国问题的两面性，指出“美国在中国的利益有两方面。经济上美国要把中国变成一个广大的市场，政治上美国要把中国造成一个(抗衡苏联的——作者注)缓冲地”“中国的反动派获得美国老板的支持之后便生出消灭对方势力的幻想，因而造成内战的局面。而内战持续下去，恰恰又妨害了美国在华的经济利益。这就使美国当局难于取舍了”。

　　1946年至1947年间，梁纯夫在中共主办的《文萃》、民进主要成员主办的《民主》以及《中学生》《世界知识》等进步刊物发表国际问题的文章近70篇，出版专著《反苏大阴谋》《华莱士的呼声》《苏联经济新论》，与进步民主人士千家驹、冯宾符等合著《国际现势读本》。他还参与了当时国内一场“美苏矛盾”和“英美矛盾”问题的著名论战，敏锐地分析指出，当时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并不是英国老牌帝国主义与美国新兴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无论是丘吉尔的“铁幕”还是美国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都只是帝国主义之间因对二战果实的分赃不均，或是延缓本国经济危机的措施和手段，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动因。而真正危及世界和平、有可能因“冷战”而转换成“热战”的，是英美为首的新老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主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阵营两个体系的根本对立，这种对立形成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现势才是当时世界的主要矛盾。

　　梁纯夫对世界大势的真知灼见，即使在7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紧跟中共为民主

　　梁纯夫职业生涯多个节点与1928年在巴黎加入中共的老党员、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中国思想史家、教育家侯外庐相交。梁纯夫在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时，侯外庐在该校讲授“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梁纯夫在中苏文化协会主办的《中苏文化杂志》任编辑时，侯外庐是该杂志主编;侯外庐受中共委派参与上海民主运动并参与编撰《文汇报》副刊“新思潮”，梁纯夫跟随其在该报副刊“新闻窗”任主编，此间梁纯夫还在《文萃》《民主》等刊物发表介绍国际社会主义制度、揭露美国独霸世界野心等多篇时评文章;1948年梁纯夫又跟随侯外庐到香港，一同在恢复出版的《文汇报》副刊“新思潮”工作并一同参加在港民主活动，梁纯夫是民进港九分会活跃成员之一，而在港九分会的档案里也有侯外庐的活动记载。

　　梁纯夫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二战后的国内局势，把中国的基本国情放到世界大环境中考察，观点独到，立场鲜明。他在1946年撰文指出，“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它的半封建性使它成为革命的对象，它的半殖民地性使它成为侵略的对象，而它的国际位置又使它成为争夺的对象。这三种因素交织在一起，近数十年来的中国辗转在革命、战争和外国干涉的混乱中”“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中国本来或有机会成为远东新民主改革的领导力量，不幸，中国的统治者却抱着‘恢复原状’的观念，漠视世界的进步潮流，拒绝人民的改革要求，而宁可使中国保持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进而明确指出“当侵略者放下武器之后，新民主革命的对象是国内的独裁统治”。梁纯夫在写给《时代批评》的1948年新年“预言”中预测了国民党反动派注定失败的结局，“十万大钞的发行，中国人民被投进更苦难的深渊”“我希望那些最初坚持武力解决国内问题因而滥发大钞的少数人……饿得连十万大钞也吞食干净，于是也就最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西归或出洋)”。

　　1948年下半年，中共香港分局对香港工作的相关指示中，除了“撤退国内民主人士、培养干部”外还有一项重要工作是“作国际宣传”。作为民进港九分会的成员，梁纯夫积极响应指示，在香港《文汇报》“新思潮”栏目译文介绍苏联等国学者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论述，参加香港各界侨团反对扶植日本工业复兴的座谈会并在《文汇报》发表专文，在香港《文汇报》《华商报》等报刊发表多篇文章。

　　为迎接华南解放，1949年2月，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改称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为配合中共接管华南城市等工作大局，在民进港九分会第十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梁纯夫提出改港九分会为“华南分会”并筹备“广东、广西、福建三省支会”的建议。4月2日，民进总部同意改港九分会为“中国民主促进会华南分会”。1949年7月13日，中共华南分局发出指示，“责成港工委、城委在惠州解放时输送党内外干部一千名到东江受训”，梁纯夫与民进华南分会会员陈芦荻、谢加因、胡明树等一道参加了东江大鹏湾教导营集训，随后在广州军管会领导下参与接管广州。

　　辛勤诚恳老编辑

　　“一个认真的国际问题研究者，一个诚恳的出版工作者，一个合格的老编辑”——这是梁纯夫的同乡、同学、著名语言学家陈原对他的评价，“他真正做到了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为我们的事业，为我们的文明，而不是为他自己，贡献出他自己的一切。”

　　从山西民族革命大学编辑出版《文化前锋》开始，梁纯夫一生都没有离开过他钟爱的新闻出版行业。早在1942年，他任职总编辑的出版社就出版了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的专著《中国史纲》(第一卷)。著名文学家胡风主办的杂志《希望》也是此时出版的。

　　据不完全统计，1931年至1949年，梁纯夫在《文化前锋》《时与潮》等杂志发表专文和译作170余篇，出版《鄂北会战》《反苏大阴谋》等10部专著，与人合著《国际现势读本》。直到1955年至1957年的报刊里还偶尔可以看到他分析国际局势的文章，如《几本揭露德国军国主义复活的危险和祸害的书》《“战后日本”及其他》等。

　　梁纯夫曾任政务院出版总署翻译局副处长、人民出版社国际问题图书编辑室主任、世界知识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图书编辑部主任等职，为新中国的出版事业付出了大量心血。尽管他在民进中央长期负责宣传工作，但他从不宣传自己，以至于很难找到有关他的哪怕只是只言片语的记载。正如陈原对他的评价，“他装着满肚子的学问，怀着满腔忧国忧民的思绪，诚诚恳恳地工作了一生”。至今，他最后任职的《世界知识》杂志仍然是广大公众了解外面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