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夏衍抗战时期的剧作
来源：《中国戏剧》（2007年09期，第60-61页）   2024-05-23 15:04:56

　　作为一个左翼戏剧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夏衍的戏剧活动开始于30年代初期;作为一个剧作家，夏衍的创作则开始于30年代中期，而以抗战时期最为集中，成就及影响也最大，夏衍对于他自己创作的主要特征早就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在198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夏衍论创作》的《自序》中，他就作了相当理性的总结：

　　从抗日战争前后起，我写了一些不合格的剧本和相当数量的杂文随笔，现在看来，我写的东西极大部分是为了配合政治，为政治服务的。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经过多年的实践检验，证明了它不仅很不完善，而且很明显地带有左倾思潮的烙印，但是我重读这些文章，却并没有后悔的心情，也不想加以修改，因为任何一个人，在一个特定的时代和环境中，不可能不受到历史、社会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去年出版了两册作品选集和一本杂文随笔集，我都让它留下历史的斑痕，而没有加以装饰和掩盖。

　　这段话当然有明显的自谦成份，但未尝不可以看作是作家自己对其创作的一种独特认识。当然，上述引文也同样有一个特定的时代背景。那时的中国思想界正在清算左倾思潮，文坛也开始了对文学自身属性的反思，现当代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渐染渐浓的政治色彩正遭到人们的厌弃，回到文学自身的呼声也日见强烈。于是我们看到了夏衍对“文学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真诚的反思，但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他对自己创作的态度：不后悔、不装饰、不掩盖。这种态度背后除了显示出作家对历史的充分尊重以及对自己创作的高度自信之外，更有着对文学家、文学作品的深刻洞见：任何作家都只能是某个特定社会、特定时代的产物，没有谁可以超越历史、超越时代!作家是如此，他所创作的作品当然更没有理由与时代社会无涉。

　　就此而言，夏衍抗战剧作存在的价值正突出地表现在其强烈的时代性。这又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他几乎所有的抗战剧作都具有十分明确的创作动机。他之所以要创作这些戏剧作品，都不是无病呻吟，或是偶然为之，而是有特定的现实情势、某些具体的人物触动了他的情感，引发了他的思考;其二是与此密切相关的—他的抗战剧作都有明确的主题，他创作的目的就要通过作品表达他的某种情感以及他对社会的某种见解，因而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写作《一年间》是因为“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正值徐州失守，敌人以全力进攻武汉，而突破了外围重镇田家镇的时候……加上国内若干对抗战没有信心的人，还在鬼祟地准备投降，陆续地放出了各种各样的悲观和沮丧的空气。”如此的现实决定了该剧的主题“……在那时候，我想提高抗战必胜信心，摒弃悲观主义，和从社会任何一角的现实事象，来描写旧时代的变质和没落，新时代的诞生和生长，应该是艺术工作者当前的主题。”①写《心防》，是因为当时上海的剧作者“已经毫不遮掩地呈现了我们自己朋辈里面的最丑恶的一面，”而对于那些在上海那个那种特殊环境下辛苦挣扎着的朋侪们，“我们的创作年代纪上还替他留下了一大片的虚空，”于是“我不自量力地担负了这个填补空白的分工，我想说‘还有这样的一面，还有这样的一面!”②写《法西斯细菌》是因为“从北平，从上海，从香港，也许可以从更多更多的地方，许多善良的，真纯地相信着医术之超然性的医师们，都被日本法西斯强盗从科学的宫殿驱逐到战乱的现实中来了。”于是，他确信着他所做的结论：“法西斯与科学不两立”，并“希望这拙劣的习作，对真诚地献身于以人类幸福为目的的医学学徒们，能够提供一些人生路途上的参考。”③无需更多的例子，我们已经非常清楚：夏衍的抗战剧作不是为艺术而创作，而是为时代而创作，是抗日战争这一特定的时代的产物。此类以时代性见长的作品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即它们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因而对产生它们的时代、社会总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依赖关系，在时过境迁之后就很容易被不熟悉那段历史的后来者所忘却，如果以“纯文学”的所谓“超越性”来作为衡量这类作品的标准就难免有失公平。然而这样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却往往被许多人所忽视，他们在追求文学的某一方面价值的时候，却忘记了文学的价值多元性，忘记了中外文学在最初的发展史上都经过了一个“文史不分家”的阶段，忘记了即使在今天文学在书写历史方面依然具有其独特的优势。在此我们有必要强调，只要我们没有理由忘记抗日战争那段历史，我们就没有理由忘记以书写那个时代为主旨的文学作品，这其中当然包括夏衍的抗战时期的剧作。

　　文学作品时代性的第二个内涵就是对于某个特定时代人们的性格特征作精细的表现，或者说通过对某个时代人的精神面貌的准确把握来再现该时代的本质特征。以此来衡量夏衍的抗战剧作，我们认为他同样较好地做到了这一点。在抗战初期的戏剧中，概念化的“抗战八股”是一个普遍性的存在，但夏衍从一开始就注意于对人物性格特征的刻画。《一年间》中的刘爱庐、刘绣笙、于明扬都有较为鲜明的个性;“《心防》中的主要人物的性格都相当生动。”④《法西斯细菌》中的俞实夫更是具有相当的典型性;《离离草》中的马顺、崔大吉，《芳草天涯》中的尚志恢、石咏芬也都是比较成功的形象。在这些性格各异的人物中，虽然也有少数比较高大的抗日英雄形象如刘瑞春、刘浩如，但更多的则是普通而又平凡的小人物，而在我看来，夏衍抗战戏剧的成功之处正在于对这些小人物的刻画。由于作者对他们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他表现人物的方式也显得别具一格：

　　在抗战中，这些小人物都还活着，而且在一个不很短的时期之内他们还要照着他们自己的方式活下去，一种压榨到快要失去弹性的古旧的意识，已经在他们的心里抬起头来，这就是他们的民族感情。但是从他们祖先时代就已束缚了他们的生活样式，思想方法，是如何的难以摆脱啊!我不想凭借自己的主观和过切的期望去强要他们的生活!我把他们放在一个可能改变，必须改变，但是一定要从苦难的现实生活里才能改变的环境里面，我想残酷地压抑他们，鞭挞他们，甚至于碰伤他们，而使他们转弯抹角地经过各式各样的路，而到达他们必须到达的境地。⑤

　　正是基于这样深刻的认识，夏衍的抗战剧作写出了“这一个”时代的中国人，表现出了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普通百姓那难以摆脱的古旧意识以及他们在日本法西斯铁蹄之下缓慢而艰难的觉醒，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书写出那个时代我们民族的心灵史，并且为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掘出了它那深潜着的生命力。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成功的人物形象，他的戏剧作品很好地阐释了“文学是人学”这一理念，也当然地获得了丰富的文学性。由此可见，文学作品的时代性并不必然地降低其文学性，它也可以与文学性并行不悖。

　　从夏衍抗战剧作产生的过程来说，是他所身处其中的具体的时空背景引发了他具体的创作动机，而明确的创作动机又决定了作品清晰的主题。因此，与时代性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夏衍的抗战剧作具有明显的政治功利性。从以上所举的例子中我们不难看出夏衍的抗战剧作都是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政治—民族解放战争所服务的。或是为了在我们暂时遭遇失败的情况下提高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或是为了褒扬那些苦苦地坚守在抗日战线上的斗士们;或是为了给战争背景下的一些人提供一点人生参考。一句话，都是为了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为了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我们无需讳言，他的这些剧作都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与功利性。而这在那些片面追求文学的纯洁性、超越性、永恒性的批评者看来，其缺陷与不足是显而易见并令人难以忍受的，这些作品是否有继续存在的价值也是令人怀疑的。不用说在今天这个“纯文学”观念已经相当深入人心的时代，类似夏衍抗战剧作这些具有政治功利性的作品不再受到人们的重视，就是在三、四十年代那个我们民族处于深重危机的时代，对这类作品的质疑与对“纯文学”的呼唤之声就不绝于耳。在一篇名为《纯》的文章里，夏衍就引用了施蛰存《文学的贫困》中的一段话：抗战以来，我们到底有了多少纯文学作品?你也许会说：我们至少有了不少的诗歌和剧本，是的，我也读了不少的诗歌的剧本，但是如果我们把田间先生式的诗歌和文明戏式的话剧算作是抗战文学的收获，纵然数量不少，也还是贫困得可怜。显然，施先生对于抗战文学的现状就是相当不满意的，因为其中缺少他所钟爱的“纯文学”作品。

　　我们当然不必要求所有的作家都成为斗士，但我们同样没有理由妨碍某些作家以斗士的姿态出现，尤其是在抗日战争那样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是否心系民族、国家与社会应该成为衡量一个作家是否优秀的重要标尺。在这个意义上，夏衍算得上一位优秀的作家，他首先是一个斗士，然后才是一个作家。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创作的这些优秀的剧作自觉地服务于现实的政治斗争，为清除“耗子”，凝聚人心，守卫我们民族的心理防线贡献了自己的精力与才华。他的创作追求的不是“传于后世”的永恒与不朽，而是服务于现实的立竿见影。像《一年间》、《心防》、《法西斯细菌》等剧本都被多次演出，有着为数甚广的观众，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事关民族利益，文学家和文学可以超然物外吗?因此，对于“文学服务于政治”这个口号，我们要做具体的分析，而不能简单地全盘否定了事;对于夏衍抗战时期的剧作这类服务于现实，服务于政治的作品，我们的文学史也完全有理由为它们留下一席之地。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无比宽容的时代，文学的多样化生存也已成为既成事实，但文学的商业化、庸俗化倾向也不可忽视，一些作家与时代与现实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在这样的背景下，读一读夏衍抗战时期的剧作应该是有益而无害的。

　　①《关于<一年间>》，《夏衍戏剧研究资料》(上)第29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1月第1版。

　　②《<心防>后记》，《夏衍戏剧研究资料》(上)第32-33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1月第1版。

　　③《老鼠·虱子与历史》，《夏衍戏剧研究资料》(上)第43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1月第1版。

　　④王瑶《读<夏衍剧作选>》，《夏衍戏剧研究资料》(下)第22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1月第1版。

　　⑤《关于<一年间>》，《夏衍戏剧研究资料》(上)第30-31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1月第1版。

作者系张道才，文章发表于《中国戏剧》200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