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笔下的抗战儿童形象及其历史价值
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   2024-05-24 17:04:36

　　丁玲从1936年进入陕北到1945年离开，其间，她曾率领“西战团”深入山西抗战前线进行宣传演出。这样的经历促使她创作了大量关于抗战的作品，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不仅有经验丰富的红军将领如《彭德怀速写》中的彭德怀、老练沉着的游击队队长如《二十把板斧》中的老蔡等，还有更多已经入伍参加抗战和竭力争取入伍抗战的儿童。

　　丁玲作品中的抗日儿童年龄从七八岁到十几岁不等，形象都十分鲜明。这些儿童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瓦解国民党军队的红军小战士、尽职尽责的勤务兵、热切盼望入伍的儿童。这些形象反映了抗战时期革命根据地儿童的参战状况、侵略者带给儿童的生存困境和心理阴影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宣传队对儿童的强烈吸引力等，表达了中国抗战必胜的信念。

一、少年儿童成为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一支生力军

　　陕北时期丁玲笔下第一类儿童形象是机智瓦解敌人的红军小战士，这主要体现在《一颗未出膛的枪弹》这篇小说的创作中。《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写于1937年4月，是丁玲到陕北后写的第一篇小说。这是根据彭德怀讲的一个真实故事而创作的。故事情节是：一个掉队的红军小战士被东北军抓住，面对东北军连长的枪口，出现了下面的一幕：

　　“不，”孩子却镇静地说了，“连长!还是留着一颗枪弹吧，留着去打日本!你可以用刀杀我!”

　　忍不住了的连长，从许多人之中跑出来用力拥抱着这孩子，他大声喊道：“还有人要杀他的么?大家的良心在哪里?日本人占了我们的家乡，杀了我们的父母妻子，我们不去报仇，却老在这里杀中国人。看这个小红军，我们配拿什么来比他!他是红军，是我们叫他赤匪的。谁还要杀他么，先杀了我吧……”声音慢慢的由嘶哑而哽住了。[1]

　　这篇作品当时发表在《解放周刊》上，感动和鼓舞了许多人，一些国民党的士兵读到这篇作品后，被红军小战士崇高的爱国感情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所感动，开始把枪口转向日军。这篇作品的现实作用甚至胜过了“三千毛瑟精兵”!

　　《一颗未出膛的枪弹》的生命力在于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民心所向，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军队教育的成功。作品中那个大约十三岁的小战士受到村人的欢迎，他被反复地询问着。于是，他也就一连串解释着红军是一个什么军队，重复着他从小组会上或是演讲里面学到的一些话：“红军是革命的队伍，是为着大多数工人农民谋利益的……我们红军当前的任务，就是为解放中华民族而奋斗，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因为日本快要灭亡中国了，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都要参加红军去打日本……”[2]这个红军小战士之所以能够说出这样似乎与其年龄不相符的文绉绉的话，是因为他长期在军队中接受教育的结果。当他向村民描绘红军的战斗威力而受到质疑时，他的解释是“那因为我们有教育，别的士兵是为了两块钱一月的饷，而我们是为了阶级和国家的利益，红军没有一个怕死的;谁肯为了两块钱不要命呢?”这些朴实的语言是一个孩子发自内心的对革命军队的认识。这个小战士还随时随地教小孩子学唱歌，给许多妇女讲红军的故事。小红军用他最真实的感受教育群众和争取群众，自觉进行革命宣传，用他力所能及的方式进行抗战的政治动员。

　　有些评论者认为这个小红军的形象失真，语言概念化、对群众语言的运用不够娴熟等，如朱松方认为：“而《一颗未出膛的枪弹》中的红军小战士‘孩子’，在东北军连长的枪口前说出‘省下一颗子弹’的话，则多少显出一些概念化的倾向，作者显然是在借孩子之口，呼吁中国人在大敌当前时的团结。”[3]这种观点有一定的偏差，是不了解当时人民军队的思想教育状况所致。这个小红军是当时千万个红军战士的缩影，他对人民军队的认识，对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是当时众多红军官兵的共同认识。他宣传抗战的语言正是当时同志们经常背诵的。毛泽东早在1929年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的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材料中就批判了单纯军事的观点，号召红军要重视思想教育，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并进一步指出军队的基础是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军队就没有战斗力。毛泽东的这一军事哲学思想一直贯穿在他的行动中。红军到达陕北后，进一步加强了对官兵的教育，彭德怀、任弼时、左权、杨尚昆等人都非常重视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毛泽东对军队思想教育的重视在他1938年写的《论持久战》中得到集中反映，他认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的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4]在毛泽东这一思想指导下的人民军队坚持思想领先原则，坚持用先进的理论教育人、武装人、改造人，着眼于提高人的觉悟。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士兵都能够熟悉政治形势，明确斗争方向。因此说，丁玲的《一颗未出膛的枪弹》中的小战士瓦解敌人的行为是符合当时的生活实际的。同时，这篇作品因为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表现了团结御侮、打击民族敌人的时代要求而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其中的小红军形象不胫而走。

　　少年儿童是抗日战争中的一支生力军，他们投身革命，以血与火洗礼自己的童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里，有很多抗日小英雄的形象，如《少年英雄王二小》《小英雄雨来》《鸡毛信》《红孩子》《小兵张嘎》中的二小、雨来、海娃、苏保、嘎子等。他们都用不寻常的童年谱写了一曲曲生命的凯歌。在诸多儿童形象中，丁玲所塑造的红军小战士虽然没有与日本鬼子直接斗争，

　　但他的行为唤醒了无数中国子弟兵的抗战良心，因此，这一儿童形象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丁玲最早塑造了这样的儿童形象。

二、“红小鬼”勤务兵是中国抗战史上的一种特殊力量

　　陕北时期丁玲笔下第二类儿童形象是尽职尽责的勤务兵，这主要体现在散文作品《杨伍城》与短篇小说《入伍》中。不管是憨厚的杨伍城，还是机灵的杨明才，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都尽职尽责。

　　散文《杨伍城》初收《一年》(1939年3月西安生活书店出版，是“西北战地服务团丛书之九”)，收入《丁玲文集》时，加了副标题：“我的第二个‘小鬼’”。丁玲在《序〈一年〉》中写道：“不敢说是作品，只不过是替服务团记录一下罢了。所以只能作生活实录读。”[5]《杨伍城》正是这样的生活实录之一，为当年革命部队中的一批十几岁的勤务兵，留下了一帧活的图画。关于杨伍城，丁玲的描写非常传神，一出场就是与丁玲闹脾气的情景。作品接着解释了杨伍城发脾气的原因是吴奚如批评他与另一个红小鬼宋千友太顽皮了，并声称如若上前线，就换掉他们这些调皮鬼。关于这些“小鬼”当时的具体情况，朱鸿召在《整风运动中的萧军斗殴事件》中有详细记载：“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总务部指导员程追负责管理生活工作，部下大都是年龄在十几岁的勤务员，俗称‘小鬼’。这些尚未成年的“半拉子”孩子，基本上都出身于贫苦家庭，没受过什么文化教育，也不懂得多少做人做事的规矩、道理。平时服务工作中，难免出现偷懒、贪嘴、扯皮等这样那样的小毛病。遇到几个小鬼在一起，还会追玩打闹，相互取笑。‘文协’和‘文抗’驻会作家，在供给制条件下凡是享受中灶以上待遇的，都有‘小鬼’服务。”[6]这些记载与丁玲作品中记述的情况十分相似，由此可见丁玲作品的纪实性。当年，边区队伍中的“小鬼”管理和教育问题的确迫在眉睫，时任边区参议会参议员的萧军对这些“小鬼”的教育和生活非常关心，他曾于1941年11月向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专门提交关于“设立正规小鬼学校”的提议案。“红小鬼”是中国革命史上一种特殊的现象，也是中国革命史上一种特殊的力量。丁玲的作品反映了这一现象，歌颂了这一力量。

　　杨伍城虽然与小伙伴在一起的时候有些顽皮，但是对于勤务工作倒是尽职尽责，不贪吃，不偷懒。他在延河水暴涨别人都不敢过河的时候，勇敢地骑马过河去接丁玲。那场面真是神奇，不由得人们对小小年纪的杨伍城肃然起敬：

　　浑浊的黄泥水，汹涌急流着。两边岸上都等着急待过河的人们……

　　“是马，是马，可以过河的，可以过河的!”

　　但马似乎只露出一个头，骑在马上的人也有一半埋在水里了。水流凶猛地冲击着马身，人与马都显得异常吃力地在水里挣扎，两岸的人大约都在替他们担心着吧……朱慧忽然认出了那从马上爬下来的孩子，他惊奇地叫了：

　　“杨伍城，是杨伍城，丁玲的小鬼咧!”

　　……

　　杨伍城牵着马靠近了一步：

　　“这马乖得很。这样小的河也怕，你没看见大渡河呢，四川的河多得很。骑上去嘛!这边来!不准动，死马!”[7]

　　杨伍城的执拗、憨厚、勇敢和忠诚通过“骑马接丁玲过河”这一情节被生动地刻画出来了。姜德明曾这样评价丁玲的这篇散文：“书中所写一路行军的细节自然令人难忘，若干篇人物特写，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如写她的勤务员《杨伍城》，这是个很有性格的‘红小鬼’。他是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年纪小，身上却留下了三处伤。一次发大水，他驱马保护丁玲过延河，那场面十分动人。他虽然跟随丁玲在前线活动，但更想持枪上战场。丁玲终于让他留在山西，直接参加了作战部队。”[8]杨伍城年龄虽小，却经历过复杂的战争环境。他时刻盼望着上前线去打仗，于是丁玲最终把他介绍给了115师师部。丁玲对他的怀念是真挚的：“每次我一听到山西打了胜仗，尤其是115师打了胜仗的时候，我就会很自然地想起了他。”[9]杨伍城初做勤务员时的拘谨和腼腆使人想起茹志鹃的《百合花》中那个不知姓名的小战士，他的憨直与勇敢，又使人联想到兰晓龙的军事小说《士兵突击》中的许三多。总之，杨伍城的形象在现代文学人物画廊中是不可多得的。

　　陕北时期丁玲作品中的另一个勤务兵是杨明才。短篇小说《入伍》描写了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勇敢顽强的小战士杨明才的形象。这个形象一出场就很有吸引力，这个穿上新棉裤还不到一个月就把棉裤弄出几个洞的杨明才很快受到了管理员的批评，并要他搬到宣传科给新来的几个“新闻记”做勤务员。杨明才向三个“新闻记”介绍自己做过马伕，侍候过连长，参加过两次战斗。当“新闻记”徐清问他：“你怎样会参加队伍的呢?”他谈话的趣味全没有了，粗声回答道：“你怎么来的，我就怎么来的。”小说通过这样的对话生动描绘出了杨明才的倔强、执拗。在护送新闻记徐清去团部的路上，他们所住宿的村子遭到了日军的袭击。在逃亡的过程中，杨明才比新闻记徐清要机智勇敢、成熟老练得多，是他找到了一孔铺有草床的窑洞，为徐清安置了一个暖和的住处;是他为躲在窑洞里的徐清找来了充饥的饼子;是他为徐清守夜和看护。他虽然还是个孩子，但他完全像一个大人一样去照顾徐清。当他们平安返回政治处，徐清作为亲历了战争的英雄被羡慕、被慰问的时候，杨明才却渴望回到队伍上去：“而那个‘桑科’却一声不响坐在屋角的火旁边，他替他们烧着泡茶的开水，紧紧闭着尖嘴，嫌恶地想着：‘批评就批评，打死我也得回队伍上去。’”[10]回到队伍上扛枪打仗是杨明才最大的愿望，这也是当时许多“红小鬼”的愿望，他们有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和豪迈。不管是杨伍城还是杨明才的形象塑造，都展现了战争年代十几岁的勤务兵在革命队伍中的生活状态。

三、儿童热切盼望入伍预示了中国抗战的光明前景

　　陕北时期丁玲笔下第三类儿童形象是热切盼望入伍的小孩子，这主要体现在《孩子们》《压碎的心》《县长家庭》等作品中。

　　《孩子们》这篇散文主要写丁玲率领的西战团在山西洪洞县城接纳儿童入团的经过及这些入伍儿童的基本情况，重点记述了三个儿童张百顺、张如亭和李强林。十三岁的张百顺漂亮又活泼，学唱歌学得非常快。他一到西战团就无论如何也要留下，他顽皮地说，“你们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十二岁的张如亭，是他的父亲亲自带着他追赶队伍，走了七十里才送到。他能够在墙上写标语，性情温和。他曾经跑过两次，一次是要去当红军，一次是要去西安做童子军。李强林是个倔强的孩子：“其他一个就是李强林。这孩子最使我们没办法，他也是他的父亲送来的。可是临走时父亲变了卦，我们就让他带回去，孩子却跳起来哭。……李强林撅着嘴只有一句话，如若将来被日本人杀死，不如现在死。”[11]作品在朴实的叙述中反映了革命队伍的勃勃生机对儿童强大的吸引力。儿童代表着社会的希望和方向，儿童对革命队伍的向往和追求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人心所向。中国革命是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的，这从大量儿童强烈要求加入革命部队的现象中、从老百姓甘愿把孩子送到革命部队的行动中可以得到印证。

　　短篇小说《压碎的心》以一个名叫平平的孩子的视角写了抗战爆发后日本人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和恐惧，人们正常的生活秩序完全被打乱，大批逃难的人都在讲日本人的可怕。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下，平平做了恶梦：自己被日本人追逐，外祖母、哥哥、叔叔、妈妈都不能救他，他疑惑之极：难道这么多爱他的人就没有一个不怕日本人的么?小说正是在营造了这样的战争背景下，继而写到了抗日军队的到来。住在外祖母家穿灰衣服的中国兵喜欢上了平平，特别是那个陈旅长成了平平的好朋友，常常称平平是自己的勤务兵。这使得平平十分得意：“现在他不怕日本人了，他也成天谈日本人的事，因为他现在是一个兵了，他可以跟陈旅长去打他们……他感到他伟大起来了。”[12]但是，三天以后，当部队开拔时，因为平平的年龄太小，妈妈没有让他跟着部队走，只将哥哥送入了红军，这使他非常伤心：“平平觉得什么都完了，他又看见了可怕的日本人，他们坐着火车来了，他不能让日本人来杀他，他要当兵去，他要跟着陈旅长，他觉得只有在他的军队里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他发疯似地，衣服也不穿就往外跑。”《压碎的心》以平平的心理变化为情节主线，反映了时代的大动荡，真实描写了人们抗日的热情和决心。

　　写于1939年的小说《县长家庭》通过对8岁儿童阿玲的描写，反映了战争给儿童带来的生存困境，表达了儿童渴望入伍的心情。在这篇小说中，阿玲的母亲即县长夫人在上山打游击前把阿玲托付给西北战地服务团的负责人“丁先生”，希望女儿留在战地服务团，可是就在战地服务团出发的前夕，阿玲的父亲即县长却不忍与女儿分离，在痛苦的抉择之后，还是把女儿领回去了。小说重点描述了阿玲的可爱、固执与成熟。她刚到战地服务团就活泼地跳舞，很快赢得了大家的宠爱，有人为她梳头，有人给她裁衣，有人为她计划棉鞋，还有人为她设计舞衣。“丁先生”带她去参加欢迎新兵的典礼时，把她放在马背上，她则镇定地昂着头，挺着腰，一副大人摸样。她非常懂事，她虽然非常喜欢“西战团”，但最终为了照顾父亲的感受而随父亲回家去了。临走时，留下的一句话，让人很伤心：“你不会说我是一个不爱国的孩子么?妈妈不会怪你的，她一定只有骂我……”由此，一个爱国的儿童形象跃然纸上。整篇小说表现了“西战团”对阿玲的吸引力以及阿玲的爱国热情，侧面反映了战争带给人民的苦难，战争使儿童过早地体味到了生活的无奈。

　　抗战时期的儿童兵在革命队伍里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现当代文学史上，尽管也有以抗日儿童为主角的文艺作品，但是，对这一群体的展现远远不够。丁玲的创作较早地自觉体现了党所倡导的抗战文艺的方向。在她的笔下，已经参战以及强烈要求参战的儿童的赤子之心和勇敢精神在中国抗日战争正义性的映衬下，愈发显得生机无限、熠熠生辉!这些儿童的行为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抗战的全民性，预示了中国抗战的胜利前景!这就是丁玲笔下抗战儿童形象的历史价值。

[1][2][10][12]《丁玲全集·4》第131-132、126、213、159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朱松方《试论丁玲前期小说中的儿童形象》，《文教资料》2008年第2期。

[4]《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丁玲全集·9》第36页。

[6]朱鸿召《整风运动中的萧军斗殴事件》，《东方早报》2012年1月15日。

[7][9][11]《丁玲全集·5》第96、98、78页。

[8]姜德明《书话三则》，《文汇报》2010年1月9日。

作者赵焕亭，文章摘自《文艺理论与批评》2015年第5期第92-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