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文化抗战
来源：《团结报》   2024-05-25 15:34:16

郭沫若在重庆工作

《抗战文艺》

　　郭沫若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堪称抗战时期文化宣传的一面光辉旗帜。

听从党的召唤领导文化抗日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在行军途中，郭沫若向党组织恳切申请，并由周恩来和李一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郭沫若入党后，第一件事就是创办《救亡日报》，进行爱国主义文化宣传。紧接着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第三厅和文工会自始至终都是在中共南方局周恩来的领导下开展工作。1940年秋，第三厅被迫改组，郭沫若被调离，工作人员绝大多数表示与郭沫若同甘共苦，因此集体辞职。

　　在国民党顽固派压迫、控制的环境中，郭沫若领导大家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编印了大量宣传书刊和资料，印制出版的重要宣传书刊有下列几种：

　　(一)“抗战小丛书”，第四科编印。丛书的编写计划是根据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两本书，对抗日战争进行全过程形势的分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容，以及提出的任务与要求拟订的。除阐述坚持抗战、坚持团结的必要性，分析国内外形势、阐述抗日战争进入持久阶段的任务等外，不少选题是揭露日寇暴行，描述国土沦丧、家破人亡的痛苦与惨状，斥责汉奸卖国贼屈膝投降的可耻行为，颂扬慷慨报国的英雄业绩等系列。当年为“抗战小丛书”写过稿的厅外作家有老舍、华岗、胡绳、罗森、叶以群、欧阳山、草明、徐盈、彭子冈、曾克、黑丁、老向等。厅内人员有潘念之、何成湘、蔡馥生、尚钱、徐步、力扬、刘明凡、万迪鹤、石啸冲、陈乃昌、钱远铎、李拓之、翁植耘等。这种小丛书，一般都用通俗的笔调撰写，短小精悍，字数一般为五六千字，不超过一万字，每册印数约五万至十万册，前后一共编写印发100种左右。主要分发到前线及敌后士兵们的手中。

　　(二)编印年鉴型《抗战一年》《抗战二年》《抗战三年》(在武汉编印)。内容包括当年的世界形势、中国抗战形势，国内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等方面情况和资料的汇集与总结，以及大事日志等。分发给重庆及各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所在地的机关图书馆和研究部门参考。

　　(三)《抗战文艺》和《抗战壁报》，是第二科编绘的出版物。前者以街头活报剧、诗歌、救亡歌曲以及说唱、顺口溜等通俗文艺为主，后者以宣传画、漫画、木刻、连环画等为主。定期每月及每半月出版。分发到各战区各级军、师政治部、转发到营、连政工干部，作为宣传的资料。

　　(四)《敌情研究》和《日台广播资料》，第三科编写出版。《敌情研究》为三十二开本，铅印，每月出版两册，每期约五六万字。主要编写人有蔡仪、于瑞熹、燕绮暄、王学膺、史殿昭等，均为留日回国学生，他们根据从香港订来的日本国内出版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报刊《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改造》《中央公论》等所载文章和资料，加以分析研究编辑而成。出版后分送陪都及各战区有关机关和研究部门参考，其中一部分还通过中共驻渝办事处运送到延安分赠有关部门。

　　(五)《中国报导》，利用世界语进行抗日救亡的国际宣传刊物。每月出版一期，每期印数七八千册，发行到全世界七十多个国家。太平洋事变后，国际邮路不畅，其中一部分后来用薄纸印了航空版。这个刊物反映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情况，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摘译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分几期刊出，同时也摘译了一些蒋介石及其下属将领主张抗日和斥责投降的言论。由于世界语书刊无处承印，于是第三厅专门建立一个世界语排字房和日文排字房，专门排印世界语宣传书刊。《中国报导》上的文章，关心人类进步事业的知识分子，因此常有被转译成其他各国的文字，刊登在其本国的报刊上，起到了积极广泛的宣传效果。当年第三厅和后来的文工会，所属的世界语排字房，除排印《中国报导》外，还排印出版了《郭沫若先生及其文学作品》《归来》《新生活》《中国战时木刻》《中国抗战歌选》等世界语图书。

服从党的指挥力主文化工会

　　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于1940年11月1日。文工会不像第三厅那样是行政机关，它仅是一个研究机构。郭沫若本不愿主持这一机构工作，但是周恩来劝导他说：“蒋介石怕你们跑到延安去，划了这个框框把你们圈起来，你们可以跳出圈子干嘛!挂个招牌有好处，我们更可以进行有利、有理、有节的斗争，开展我们的工作。”周恩来的劝说使郭沫若茅塞顿开。于是，郭沫若高兴地就任文工会主任委员要职，并且在工作中没有听从蒋介石“只许做研究工作，不许从事对外政治活动”的禁令，从一开始便走向了社会，继续开展抗日文化宣传活动。

　　文工会设有两个副主任委员，一个是阳翰笙，另一个是国民党派来监视郭沫若和文工会活动的谢仁钊。此人就任后因陷于孤立，不久便辞职。蒋介石又派李侠公来继任，李与郭在北伐时期就认识，他到任的第一天就把监视郭沫若的密令向郭沫若和盘托出，两人相视，哈哈大笑，后来一直情趣相投。当时文工会下设有三个组，分别是国际问题研究组，组长张铁生，未到位，由蔡馥生代理;艺术研究组，组长田汉兼任，田汉至桂林后，由石凌鹤代理;敌情研究组，组长冯乃超。三个组的工作人员，绝大部分是跟随郭沫若从第三厅退出来的，还有少数是新吸收的，如柳倩、王亚平、王朝闻、朱海观、高植等。在三个组以外，文工会还聘任了10名专任委员和10名兼任委员，他们是茅盾、老舍、陶行知、沈志远、张志让、邓初民、王昆仑、侯外庐、郑伯奇、田汉、洪深、马宗融、卢于道、胡风、黎东方、姚蓬子、吕霞光、刀伯休等，阵容十分庞大，都是著名的科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戏剧家、评论家和画家。

　　文工会经常举行各种讲演会和座谈会，内容包括国际形势、国内时事、历史研究、文艺戏剧研究、日本问题探讨等。有的用讲座形式进行，一个专题举办多次。在这类活动中，郭沫若总是带头，文工会的委员轮流讲述，也曾多次请冯玉祥来演讲。这些活动在文工会初建阶段搞得相当热烈，很受陪都广大群众的喜爱。当时文工会内编辑出版的刊物，除了从三厅延续下来的两种铅印刊物，第一组的《中国报导》和第二组的《敌情研究》，新办的只有第一组编印的《国际问题资料》，不定期，每月出二三期，因占有资料丰富，很受研究单位和有关部门的重视。

　　皖南事变后，重庆一片白色恐怖。文工会根据中共中央党组织指示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疏散了一部分干部。留下来的则在中共南方局“勤学、勤业、勤交友”的号召下，积极开展了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活动。文工会的对外活动在一段时间内被迫趋于停业，但没隔多久，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以理论斗争和以戏剧为武器的斗争。郭沫若率先带头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创作历史戏剧，同时在文工会内部提出“扎实研究、艰苦创作”的口号，举办学术讲座和文艺讲座。他不仅自己主讲，也请专任委员和兼任委员主讲，把学术研究的气氛搞得十分浓重。在这一时期中，文工会的委员和组员撰写出版了不少著作。除了郭沫若写的书外，在学术研究方面包括：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和《苏联历史学界论争解答》、杜国庠的《先秦诸子思想概要》和《先秦诸子的若干问题》，翦伯赞的《中国史纲》、卢于道的《科学与民族复兴》、沈志远的《政治经济学大纲》、蔡仪的《新关学》、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在文艺作品方面包括：阳翰笙的《天国春秋》《草莽英雄》《两面人》《槿花之歌》四部剧本和《塞上风云》《青年中国》《日本间谍》三部电影剧本;田汉创作的话剧《秋声斌》和戏曲《新雁门关》《江汉渔歌》《会缘岁桥》《双忠记》;洪深创作的剧本《飞将军》《女人女人》《鸡鸣早看天》《黄白丹青》等等。

根据党的方针创作抗战作品

　　郭沫若在抗战期间，文艺创作丰富多彩，题材多样。最突出的要数6部历史戏剧，即《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特别是他对《棠棣之花》的反复修改补充，历时22年之久，终于在抗战期间修改成功。1941年11月，重庆文化界将该剧搬上舞台，演出轰动了山城。《棠棣之花》的演出成功，大大鼓舞了郭沫若的斗志和创作历史剧的激情。

　　郭沫若在重庆时期，先后写了不少评论历史人物的文章，最著名的有4篇，即《屈原研究》《论曹植》《甲申三百年祭》《论李岩》。其中《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作于1944年3月20日，既是学术著作，又是政治论文，此文深刻论述了明末农民领袖李自成起义失败的原因，总结了农民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最先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连载数天，引起轩然大波。周恩来对这篇文章大加赞赏，特地送到延安出版成书，同时在重庆多次组织民主人士进行座谈。毛泽东也对该文作了高度评价，认为大有益于中国人民。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与时局》报告时，特意谈到他让全党学习的用心：“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年11月，他还特意致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了《甲申三百年祭》。重庆苏中出版社于同年9月15日把此文出版，印成大量的小册子，在川渝大后方广泛发行。

　　抗战期间，郭沫若还写了大量的散文。这些散文体裁有政论、杂文、散文、演讲稿、广播稿等，后来陆续编辑成文集出版。

来源：《团结报》2021年4月8日 胡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