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的中国英文媒体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王绍贝   2024-07-04 11:51:42

　　新闻媒体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宣传成为了国际纷争中获取和维持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之一。在一战中，宣传被交战国广泛用于辅助常规作战，对内提升军队士气，对外瓦解敌方军心。这标志着宣传战、信息战的出现，以媒体宣传为代表的信息战此后成为战争的重要辅助手段，以及战争的另一种形式继续在和平时期发挥巨大的影响力。中国在20世纪20年代处在军阀纷争的战乱时期，未能跟上世界步伐从事对外宣传，但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利用租界英文报刊开始了艰难的对外宣传战、信息战的探索和尝试，并在全面抗日战争时期设立专门机构，利用自身有限的资源，积极投身对外宣传战，最终为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舆论基础。

　　魏舒歌的《战场之外：租界英文报刊与中国的国际宣传(1928-1941)》一书以上海租界英文报刊为切入点，分析了中日两国对于报刊、信息宣传、宣传话语权的竞争。租界英文报刊，这个长期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中被忽略的媒介，为宣传资源薄弱的国民政府提供了一个连接国际舆论界的平台，为中国国际宣传机构的建立打下了人脉和信息的基础。这个独到的研究角度弥补了之前的空缺，也揭示了国民政府抗日战争时期，在对外宣传方面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和非凡战绩。

　　对一个军事和经济实力孱弱的国家来说，欲捍卫领土主权，需在周旋于大国之间，唤起国际社会对日本穷兵黩武的遏制。但弱国不只无外交，宣传上也往往因为资源的缺乏而处于被动的地位，南京国民政府在1928年北伐胜利之后建立了政权，但这时候的中国贫穷落后，完全没有资源去建设西方新兴的对外宣传系统，当时的中国既没有世界范围的通讯社，又不掌控联通世界的信息传送渠道。1928年北伐军进军济南，遭遇日本军队挑衅并反击，制造了济南惨案，日本利用其强大的新闻网络进行了歪曲事实的报道，并利用列强对中国民族主义高涨、收回租界运动的担忧，成功调动《字林西报》等英系租界报刊媒体，一边倒批评北伐军“暴行”，仅有少数西方报刊对袒护日本的论调进行了反驳。魏舒歌指出，南京政府在济南惨案中话语权的全然失利，促使国民政府和社会精英认识到改进国际宣传的紧迫性。

　　由于在租界注册发行的外文报刊享有“领事裁判权”，国民政府无法直接进行管控，从1929年开始，国民政府开始审查租界发行的外文报刊，并将对中国不利言论的报刊进行“禁邮”(禁止邮递)的惩罚。同时，中国的知识界精英也在租界创办了《中国评论周报》，来面向国际发出代表中国立场的声音，国民政府也秘密资助了多份外文报刊，资深报人董显光更是成为《大陆报》的实际控股人和主笔，在保存该报西方元素的同时，实际代表的却是中国的利益。尽管南京政府和中国精英在济南惨案后迅速整合、开拓宣传资源，以期在国际上以中国的视角阐明中国之境况。但中国没有足够的时间等待自己新闻网络发展成熟，就被日本的入侵拖入新一轮的宣传战。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迅速掌控了奉天无线电台，阻断任何有利于中国消息的发布。尽管中国对外宣传仍然处于不利地位，但这时中国在租界的英文报刊已不再毫无反击之力。北京《导报》《中国评论周刊》《大陆报》等报刊都聚焦事件本身，揭发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中方的对外宣传策略统一在反日的立场下，逐步摸索出抗击日本的策略，着力将日本与其他列强区别开来，并从反帝的立场转变为以反日为核心，魏舒歌指出，这说明中国政府和民间对国际宣传这种新型政治手段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开始了全面抗战，为此蒋介石邀请资深的租界报人董显光加入政府，董显光恰好是蒋介石的中学英文老师，他得到蒋介石、宋美龄的大力支持，临危受命，开始组建国民政府的国际宣传机构——军事委员会第五部(以下简称国际宣传处)，这是国民政府系统、有组织的对日信息战、宣传战的开始。从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开始，一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这段抗日最艰难的岁月里，董显光带领国际宣传处团队共同努力，通过外文报刊、广播、宣传小册子各类形式，逐步扭转西方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态度，从漠不关心到同情却不介入，到最终使其成为抗战盟友。

　　1937年抗战爆发后，董显光在上海租界内，率先组建了一个反日委员会，与温源甯、刘湛恩等人联手，从事反日宣传，予敌以沉重打击。鉴于其贡献，国民政府召他出任军委会第五部副部长，又命他创建国际宣传处。

　　魏舒歌总结董显光国际宣传战的特点，主要有如下几方面：首先，董显光尽可能去影响报刊外国政府官员、非政府团体及社会精英，尤其是教授和知名记者在内的精英群体。他深知一战后西方民众对宣传的不信任，因而特别强调隐性宣传的重要性，以润物无声的效果为最佳，他认为国民政府应“抹去所有宣传的痕迹”，才能增强其信息在国际舆论场的可信度;其次，董显光深谙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原理，遵循“真相是最好的宣传”之原则，确保报道与现实相符，来增强中方消息的可信度;再次，董显光打破国籍界限，招募外国人来为中国开展宣传活动，并强调有必要隐藏政府与新闻机构之间的联系，并将对外记者招待会作为常规性的政府向外媒发布新闻消息的平台。

　　在南京大屠杀事件中，众多外国记者和友好人士，纷纷协助中国披露日军暴行，得到美系报刊的重头报道，在董显光资助下，仅用了5个月时间就出版了收录大量照片和当事人回忆证词的《日军在华暴行》一书，成功激发了西方民众对日本暴行的愤恨。孟子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国的不幸遭遇，以及重庆轰炸中中国人展现的不屈精神，大大激发了西方有正义感的人士们援华的决心和行动，使他们相信中国国力虽弱，却有着坚韧的意志和力量将抗战进行到底，也使西方世界最终接纳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盟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国民政府作为弱国，在资源极其匮乏的条件下，在抗战时期所取得的宣传战、信息战的成功经验，是一笔留给中国人的宝贵历史遗产，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