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重庆出版社《消失的燕京》)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司徒雷登也在考虑着是否把他经营了许多年的燕京迁往后方,但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决定让这所大学留在北京。他迅速在燕园升起美国的星条旗,以表示此处属于美国财产,又特别在大门上贴上公告,不准日军进入。司徒雷登本人并不认同共产党,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时期,抗日刊物以及各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依然在燕京大学里正常地得以出版。燕京大学的校友、旅加拿大学者林孟熹在多年之后发出这样的感叹:“星条旗啊!多少年来你曾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令《独立宣言》蒙羞的可耻记录,可这一次却使你顿增光彩。”由于司徒雷登这种兼容并包的胸怀,在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中,抗日救亡的呼喊得以在这个由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大学中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在重庆第一次见到司徒雷登,就满脸笑容地对司徒雷登说“……久仰!久仰!你们燕大同学在我们那边工作得很好……”
日本人对燕京大学并非没有觊觎之心,他们一直寻找种种借口要求燕京大学聘请日籍教师和接受日本学生,对此司徒雷登只是阳奉阴违。为了堵住日本人的口舌,他聘请了一位日籍教师——考古大师鸟居龙藏,那是一个反对日本侵华的纯正学者。在后来燕京大学被日寇关闭、燕京师生被赶出燕园的时候,他不顾自己可能受到的迫害,一边站在学校门口,一边向燕大师生鞠躬致歉,并因此得到了燕京人尊重和日本人对他一年的软禁。司徒雷登也曾经答应招收日本学生,但是要求他们必须经过燕京大学的入学考试。不过,在北京沦陷时期,从来没有一个日本学生能够在燕京大学的入学考试中获得及格而被允许进入燕京大学。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不再顾忌美国方面的反映。在战争爆发的当天早晨,早已经对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学心怀不满的日本宪兵队闯进燕园,对学校实行包围和封锁,并逮捕了燕大师生18人。对此,侯仁之先生在多年之后曾经撰文回忆。
司徒雷登当时正在天津为学校募捐,借住在英商汤生公司。据当时在汤生公司工作的燕京校友杨文泉回忆:司徒雷登之所以不住饭店的原因之一就是饭店当时住客复杂,特务很多。(14)一向关注国际变化的司徒雷登虽然曾经预料美日之间会爆发战争,但是他显然无法预料日本宪兵队会到他的下榻之处去逮捕他。就这样,司徒雷登被日本人押到北京,成为日本人的阶下囚。司徒雷登被捕之后,美国国务院一再态度强硬地要求日本释放他,这恰恰让日本认为司徒雷登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并决定在需要他发挥作用的那一天再释放他。因此,在其他燕大师生被营救出来之后,司徒雷登又独自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多待了4年,一直到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一进监狱的时候,司徒雷登受到审问,但是日本人一无所获。在之后的日子里,他被允许看两份报纸,一份是北京出的英文报纸,一份是英文版的《大阪每日新闻》。北京出版的报纸由于受到日本军方的严格检查和控制,内容极其有限,但是司徒雷登却逐渐可以通过《大阪每日新闻》所刊登的消息来判断实际情况。“到1945年春天,《大阪每日新闻》开始时有时无,最后终于完全停版了。这证明美军对日本的轰炸发挥了威力,但同时我们也失去了消息的来源……”在四年的监狱生涯中,司徒雷登也并非一无所获,他利用这段相对空闲的时间完成了他的大部分自传。在司徒雷登后来根据他在狱中所写的自传完成的《在华五十年》里,在谈到这段经历的时候还提起一贯支持他的助手傅泾波:“当我被日本人囚禁的时候……他认为他可以安排我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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