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大师的“抗日戏”
来源：《文史天地》第275期   2024-08-18 14:36:04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沈阳柳条湖的爆炸声点燃了中国人民抗日的怒火。“抗日不分先后”“抗日不分职业”，民族危机的加深，京剧艺人不能无动于衷。摆在他们面前的反抗道路只有两条：要么退出舞台，不给日伪演戏;要么以艺术为武器，编演“抗日戏”对日寇进行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许多京剧艺人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精神、民族气节及艺德。各地京剧艺术家纷纷以各种形式积极投入到抗日爱国救亡运动中。在北方，如被誉为一代“武生宗师”的杨小楼，他坚决拒绝为伪政权演出，并带动了北京京剧界拒不为敌伪唱堂会戏;在南方，有“江南活武松”之称的盖叫天，不为万元巨资所动，宁肯忍饥挨饿，拒不参加日伪统税局组织的庆寿堂会演出。而杭嘉湖地区著名的演员小福楼，为抢救被日本飞机炸伤的妇女儿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上海，以京剧大师麒麟童(周信芳)的抗日演剧活动最为突出，产生了巨大影响。

京剧大师“麒派”创始人周信芳

　　“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的炮火震惊了亿万中国人民。爱国艺人麒麟童决定停演非常叫座的《封神榜》，编演了《满清三百年》，借古讽今，以历史的教训唤起人民群众救亡抗敌的民族意识。这一时期，他还编演了《洪承畴》《董小宛》等。这些戏都揭露和鞭挞了汉奸的投降行径与丑恶灵魂，歌颂了民族气节，起到了“唤起人心，齐力救亡”的战斗作用。

　　1937年10月，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平剧部在卡尔登大戏院(今长江剧场)举行成立大会，推举麒麟童为主任。从此，京剧界的爱国艺人在文化界救亡协会领导下开展了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11月，上海沦为“孤岛”。田汉在撤离上海前鼓励麒麟童说：“无论是离开，还是留在上海，我们都是在战斗，为不做亡国奴而斗争!”

　　麒麟童早在1932年淞沪抗战后就在上海组建了“移风剧社”，目的是想把上海苟且偷安、妥协投降的风气扭转过来，主张多演爱国戏，激发民众抗敌热情。孤岛时期，上海京剧舞台的情况很复杂。麒麟童领导的移风剧社努力编演了一些宣传爱国思想，鼓舞抗日斗志的剧目。从1938年至1942年四年之中，演出了《香妃恨》《温如玉》《冷于冰》等戏。这一时期，麒麟童演出中影响最大的要数《徽钦二帝》与《明末遗恨》两出戏。有人称这两出戏是麒麟童抗战时期投向敌人的两颗“艺术炸弹”。

　　《徽钦二帝》描写宋徽宗赵佶和宋钦宗赵桓采纳辽耶律大石部将郭药师之策，与金国为敌。金兵入侵，徽宗沉湎声色，虔信道教，使道士郭京演六甲神兵，罢李纲而用童贯和张邦昌。金将粘罕陷汴梁，掳二帝，囚之五国城，使青衣行酒，侍郎李若水骂金殉节。这出戏以前曾演出，这次重新编排，突出了亡国之痛。麒麟童前饰李纲，后饰徽宗，剧场效果十分强烈。当观众看到徽钦二帝被金兵俘虏，一路押送时，联系到日寇铁蹄践踏祖国山河的现状，不禁黯然垂泪。同时，舞台上投降敌人的奸佞张邦昌等形象引起观众的极大义愤。他有段念白：“我这个皇帝，是你们要我出来做的，无非是维持维持地方而已……”这恰是伪政权无耻嘴脸的写照。每演至此，总是引起满堂的嘲笑声。这出戏引起了敌伪的注意，汪伪政权设在上海的特务机关“七十六号”加紧了对移风剧社的迫害。麒麟童和高百岁等主要演员都收到了附有子弹的恐吓信，但麒麟童与移风剧社并未被吓倒，他们继续演出。

　　这一时期，麒麟童还经常主演《明末遗恨》。这原是清末民初南派京剧奠基人潘月樵和夏月润创演于新舞台的一出历史剧。描写闯王围京城，思宗令司礼太监王承恩犒军，王见士气消沉，知道大势已去，乃仗剑立宫门外。杜勋奉闯王命见思宗，逼之让位，承恩怒杀之。城破，思宗自缢，王承恩遇到掌印太监王德化欲向闯王献玉玺，王又杀之。哭祭帝后，自刎。这出戏中，麒麟童着重揭露和讽刺了那些官员克扣军饷，不顾国家危亡而沉溺于声色的嘴脸，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麒麟童饰演的崇祯皇帝以悲凉的语调对其子女说：“世上什么最苦?亡国最苦!世上什么最惨?亡国最惨!要知道，亡了国的人就没有自由了!”在上海沦为“孤岛”这样的特定环境里，这些话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有着催人泪下的感染力。因演出效果强烈，观众出于民族义愤纷纷慕名而来，引起英租界工部局的注意，对台词横加挑剔。例如“杀宫”一场，公主问道：“儿有何罪?”崇祯说：“你说无罪么，生为中国人便是你的罪。”此语一出，台下观众无不感动落泪，租界当局则大为不满。后来英租界工部局出面干预，勒令停演。在最后一场开演之前，麒麟童让人贴出大字通告，说明“奉命停演”的经过，以示抗议。

　　麒麟童原打算编写四出历史剧连贯演出，除《徽钦二帝》外，还有《宗泽》《岳飞》《文天祥》。他还计划写《史可法》和《江阴屠城记》。《徽钦二帝》被禁演后，他又积极筹备排演《文天祥》，但还是遭到禁演。麒麟童不顾敌人的恐吓，在卡尔登戏院舞台两边挂出了像对联一样的新戏预告，一边是《文天祥》，一边是《史可法》，斗大的字触目惊心，这个预告挂了很长一段时间。

京剧界齐名的“南欧北梅”

　　活跃在上海京剧舞台的除了京剧大师麒麟童外，还有两位就是被誉为“南欧北梅”的欧阳予倩与梅兰芳。欧阳予倩领导的中华剧团也是一支“抗日劲旅”。他的剧团鲜明地打起“改良平剧运动”的旗号。1937年年底在卡尔登大戏院首演欧阳予倩的《渔夫恨》(根据《打渔杀家》改编)、《梁红玉》等戏。欧阳予倩是怀着满腔忧愤编演这些具有强烈民族精神的剧目的，目的很明确，“都是为了抗日作宣传”(见欧阳予倩《我自排自演的京戏》)。《梁红玉》塑造了一位抗金女将的英雄形象，她勇敢热情，足智多谋，善用策略。当金兀术派军师哈密蚩到宋营谈判要求割地时，梁红玉义正词严地说：“什么?要我们让出这一带地方?自古以来，这就是我们中国的领土。身为武将，守土有责，寸步不让……”最后一场，为了打退侵略军，梁红玉下令，打开兵器库，武装百姓，共同把金兵赶出黄天荡。他还重新改编了历史剧《桃花扇》，通过李香君、柳敬亭、苏昆生和郑妥娘这些爱国艺人，热情歌颂了他们崇高的气节。另一方面把杨文聪刻画成一个两面派的人物。作者借题发挥，一方面强烈抗议日军的侵略，一方面对投降派进行无情的揭露。他借剧中人刘泽清的口说：“装出要打的样子就行，倘若当真去打，把自己一点本钱打光了，将来怎么对付别人?”猛烈抨击了两面三刀、卖主求荣的行径。这些戏以爱国抗日的积极主题，发挥了鼓舞人民团结抗敌的作用。由于这些戏显露出战斗的锋芒，因此编演者受到敌伪当局的迫害。不久，欧阳予倩被迫离开了上海。

　　在编演“抗日戏”上，“北梅”早已走在前面。“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后，梅兰芳自北平移居上海。他考虑怎样才能为这场抗击日寇、保土卫国的战争出点力。作为知名演员，他知道，他的贡献只能是作品。但是，什么样的作品更具有号召力呢?正在这时，他的好友叶玉虎来访，建议梅排演一出韩世忠在黄天荡围困金兀术的历史题材剧，突出梁红玉擂鼓助战，以激发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梅兰芳赞同地说：“京剧剧目中本来就有一出《战金山》，是刀马旦的戏，我们可以据此重编一出，您给起个名字。”“《抗金兵》如何?”“好!就请您编剧。”叶玉虎、梅兰芳、许姬传等人轮流执笔，共同起草，一面编，一面排。大约四个月之后，《抗金兵》就同观众见面了。

梅兰芳饰演《抗金兵》之梁红玉

　　《抗金兵》描写宋朝著名民族女英雄梁红玉擂鼓战金兵的故事。北宋末年金兵大举进攻中原，朝廷内部出现了主战派和主和派的分歧与斗争。主和派主张不抵抗，以金钱和土地向金人屈膝求和;主战派则要求坚决抵抗，以武力保卫河山，他们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愿望。梁红玉和她的丈夫韩世忠都是主战派的将领，他们英勇抗击敌人的侵略，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应该说，梅兰芳选择这样一个题材，确实有他的考虑。历史不可作简单的比附，但历史现象却往往惊人地相似。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致使国土大片丧失。国内虽不乏力主抗战的人士，但投降派和亲日派却大有人在。梅兰芳想以历史为镜子，以古鉴今，号召人们奋起抗战。于是，在日寇步步紧逼，国民党节节败退，老百姓辗转于水深火热的特定政治环境中，梅兰芳身扎大靠，擂起战鼓，在舞台上塑造了一个威风凛凛和英勇抗敌的女英雄形象。梁红玉誓死卫国抗战，以激昂热血鼓舞将士们奋勇杀敌的豪迈气概，在当时是多么振奋人心。这对渴望抗战救亡和收复失地的中国人民，又是多么大的激励!

　　1933年，梅兰芳又参与改编并上演了历史剧《生死恨》。这出传奇作品，梅兰芳通过对韩玉娘这个普通中国妇女苦难遭遇的描写，寄托了当时整个民族遭受到的乱离之痛。外敌入侵，国土破碎，人民颠沛流离。剧中梅兰芳饰演的韩玉娘满怀激愤地唱道：“要把那众番兵一刀一个，斩尽杀绝，到此时方称了心肠。”演出激发了广大中国军民的抗战热情，也触怒了驻扎在上海的一些日本官员，他们暗中指使日本浪人破坏演出。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上海沦陷成为孤岛。梅兰芳身居沦陷区，不为敌伪的威胁利诱所屈服，毅然蓄须明志，拒绝演出，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是梅兰芳的弟子。日军侵占东三省后，进逼热河，屯兵华北，炮制了殷汝耕的冀东伪政权，气焰嚣张;南京政府中和社会上的一些媚日投降论者很活跃。这时，刚从欧洲考察戏剧艺术归国的程砚秋忧愤于心，打算编一出新戏，借舞台一抒忧思，痛斥软骨投降派的谬论。他以川剧《江油关》为蓝本，先请中华戏曲学校张体道动笔改编，又经金仲荪加工润色，定名为《亡蜀鉴》。叙述三国末年，魏将邓艾袭蜀，偷渡阴平，直攻江油。守将马邈见兵败国危，意欲投降。其妻李氏苦口劝谏，马邈佯允，却暗地开城投降。李氏宁死不屈，愤而自刎;降将马邈反被邓艾鄙视遭斩首。《亡蜀鉴》的立意很清楚：卖国求荣，屈膝事敌，没有好下场;对汉奸卖国贼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率直地向观众呼吁：要以历史上的蜀国灭亡为鉴，要学李夫人，不做马太守。该剧无情地鞭挞了投降失节的叛徒，宣扬了抗敌爱国的精神。由于当时东北沦陷，华北处于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各种抗日的言论和活动受到一定的限制。《亡蜀鉴》借古讽今的倾向很鲜明，有很大的政治敏感性，为当时的政府当局所不能容，此戏只演出了两场就被停演了，后来也没有再演，竟成为程砚秋的一出“绝响”。1943年，面对日本侵略者在中华大地上肆虐横行，程砚秋愤然舍艺归农。

　　京剧大师们在日本侵华期间，不甘屈服，竞相编演“抗日戏”。他们崇高的民族气节，永远值得全国人民的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