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竹平首创报业托拉斯——上海“四社”
来源：《 文史天地》文/周利成    2024-08-18 16:46:30

　　20世纪20年代，上海是中国的文化中心、出版中心，史量才、黄伯惠、汪伯奇三大报人统领沪上报业。他们主持的《申报》《时报》《新闻报》呈鼎足之势。然而，拥有上海托拉斯“四社”(《时事新报》《大陆报》《大晚报》、申时电讯社)的张竹平横空出世后，却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一格局。

　　让《申报》走向辉煌

　　张竹平(1886—1961)，浙江太仓人，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1913年被聘为《申报》副经理兼营业部主任，从此开启了他长达23年的报业生涯。1932年7月31日《大公报》中可人的《张竹平轶闻》一文，简略地介绍了张竹平的生平。

　　张竹平出身贫寒，早年失去双亲，自幼居于继祖母家，长期处于寄人篱下的生存状态，衣食时虞不给，屡遭族人白眼。饱尝人间冷暖的张遂立志出人头地。后辗转得入上海近代新式学堂——广方言馆，日夕孜孜，发奋求学，遂以优异成绩考入沪上圣约翰大学。1913年学业有成的张被史量才聘为《申报》副经理。生活发生巨大转变后，因幼年阴影挥之不去，张遂绝迹太仓，再未回乡，亦不引荐任何乡人。一日，某亲戚一度来沪，寻至报馆，在会客室遇张，但因张出来既久，未能认出。亲戚问：“张竹平安在?”张问：“若识之乎?”答：“是。”张起身而出，转身道：“如此，请在此稍待。”亲戚坐久不见张出，起问侍者，侍者吃惊道：“适才见君者即张经理!”亲戚一时不知所措，遂踉跄而出。张一是恶其见面不识而又自称相识，二是认出此人即为曩年相鄙不屑者之一。有人说，张未免儿女胸襟。但也有人说，这正是势利小人应得的下场。

　　张竹平主持《申报》期间，深得史量才赏识，诸事放权，任由张施展才华。1934年11月22日《时代日报》中虎笑的《申报继任总经理与张竹平》、1935年5月2日《晶报》中戈越的《张竹平辞职经过》等文，较为详细地记述了张竹平在《申报》的日子。

　　当时的报人多着力于报纸发行而忽视广告业务，各报刊登广告一是数量不多，二是不加编辑、杂乱无章。因对广告学素有研究，张竹平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扩大广告来源，设立广告推广科，将招揽广告作为该科的主要业务，下设招揽广告的外勤组和广告设计组，聘用专业广告设计人员，改变版面不美观、不规范的状况。报馆不问广告地位高低和刊登时间长短，外勤组招揽到广告后，立即通知广告设计组按照广告的分类和性质，为客户设计广告图案和编写文字说明，初稿完成后征求客户意见，反复修改，直到客户满意为止。如此一来，吸引了众多厂家和商家刊登广告，至1915年4月，《申报》的广告版面已经超过新闻版面。随着广告业务的不断扩展，报馆收入水涨船高。

　　不言而喻，广告效力的大小取决于报纸的发行量。张竹平深知，如要招揽更多的广告必先增加发行量。为此，张除增设发行推广科外，更在发行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为让读者最先读到《申报》，他让发行科每天一早就把报纸扎好，交给邮局递送，上海周边地区一律当天见报。对于京、津等较远的外埠地区，张则联系邮局支局、代办处和列车运输，再在当地配备自行车队及早送达，大大提高投递时效。这些举措在当年均属创举。1920年《申报》发行达到3万份。1928年《申报》出版第2万期时，销量已超14万份，报纸年盈利达10万元以上。因此，当年的报界众口一词地称：“《申报》之得有今日，张氏之功，居其大半。”

　　张竹平雄心勃勃，具有远大理想，不甘长期屈居人下，为他人做嫁衣。随着《申报》达到鼎盛，仅在史量才一人之下的张，地位日高，权势日盛，报馆内一切对内对外事务，他时常提出自己的意见。按规矩，编辑部之行政由总主笔陈景韩管理，但张也有越权干涉之时，故而，陈首先表达不满。史虽对张之独断专行，不慊于心，但顾念张历年来为报馆所耗心血独多，不忍做出“狡兔死，走狗烹”之事。1924年10月，自美国留学回国的汪英宾进入《申报》后，张与汪联合《申报》《时事新报》的编辑，将两报内容编选为电讯，发给全国各报社。1927年8月，张复以6万元由谷钟秀手中购入《时事新报》，交由汪英宾管理。翌年，张、汪再联合创办申时电讯社。一是张、汪明显另起炉灶，二是申时电讯社实际是出卖《申报》的资源。为此，史大为震怒，先将汪英宾停职，以示惩戒，以期张之觉醒。但此时的张已成骑虎难下之势，鉴于已不能和平合作，张乃主动向史请辞。史也因张之不去，既影响报馆业务又影响张之前途，故而未加挽劝。张遂于1930年冬正式脱离《申报》。

1929年第159期《大亚画报》中张竹平的留影

　　创建“四社”

　　离开《申报》后，张竹平又接办《大陆报》、创办《大晚报》，与此前的《时事新报》、申时电讯社，合称“四社”，形成我国最早的报业托拉斯，实现集资经营、联合办公。张还在“四社”成立资料室、出版部，创办《报学季刊》《时事年鉴》等出版物。张自任“四社”总经理，报业生涯达及顶峰，其势直逼史量才等报界大佬。1935年10月4日《铁报》中《张竹平去后之四社》、1936年2月23日《上海报》中的《时事新报之今昔观》等文，介绍了张从创办“四社”到被迫辞职的过程。

　　《时事新报》因亏空过巨，难以维持，而盘与合记公司，冠以“合记新公司”字样，张竹平担任经理。不到两月，报馆营业即出现转机，基本做到收支平衡，足见张之经营天才。张时仍任《申报》副经理，因精力有限、不能兼顾，乃辞去《时事新报》经理一职，由前该报总编辑潘公弼继任。1927年底，报馆工会即以该报营业大有起色，要求除双薪外，再多发一月工资，以示奖励。工友代表董仁贵与张谈判，张称，该报营业虽较前略好，但尚未盈利，碍难照发。董称，一月不能，半月则可。张开玩笑说，譬如君看中一名女子，但对方并不以君为意，君仍强求，岂不成单相思了吗?董听后，面现桃花，无言以对，怏怏而返。

　　张竹平管理上张弛有度，收放自如，更让每位员工参与谋划报馆未来，让他们成为报馆主人。秉承张之意旨，“四社”员工每周召开一次常会，专门讨论各报馆发展。“四社”各部门每月也有小型会议，即使微如茶房也必由庶务股领导，定期召开训练会议，进言献策，务求精进。

　　1932年“一·二八”淞沪会战后，张创办《大晚报》，因及时报道前线战事，满足市民急切需求，销量巨大，成为“四社”中最赚钱的一种报纸。此后，该报招聘外勤记者6人，在讨论分配方案时起了分歧，有的主张“固定任用，月给薪水”，有的则提出投稿制，按发稿量计酬。张竹平遂组织全体开会讨论，最终确定了多数意见的后者。所有记者一律每日中午送稿，半月结算一次稿费。此方案避免了记者素餐尸位、敷衍塞责的弊端，鼓励竞争，激发工作热情。

　　“四社”成立后，张竹平的雄心犹末梢矣。1933年秋，他在股东大会再次提出大胆设想：“自建馆址于望平街，迁四社于一堂，既壮观瞻，又通声气。”得到众股东首肯后，选定《申报》对门地基，规划建七层大厦。当时已经与地产主人妥订契约，且令工程师绘制图样，一俟地价成交、原有房客迁出，即可动工。“四社”上下职员闻讯后无不眉飞色舞，兴奋异常，专等高迁乔木。岂料，天道难测，祸福无常，一场灭顶之灾，不仅让建馆工程戛然而止，更让张竹平被迫辞职。

1933年时的张竹平

　　弃报从商

　　1934年8月21日，《时事新报》刊发了一则题为《国际风云日趋紧张，我国应团结御侮》的消息：“阎锡山、韩复榘、于学忠等，最近曾联电中央及粤桂军事当局，略谓国际风云日趋紧张，世界大战行将重开，一旦大战爆发，民四国耻可为殷鉴。当此中外情势严重之秋，各方亟宜未雨绸缪，速图应付大计。但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扫除统一障碍，发挥团结精神。”但时隔一天，该报再发更正：“21日本报载阎锡山、韩复榘等联名通电消息一则，顷据中央要人表示，此息不确。”这则不实消息不但惊动了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而且该部秘书长叶楚伧还上报了蒋介石。29日，蒋做出“《时事新报》及《北平晨报》(该报也曾刊登这则消息)应即永久停止邮寄，以为不服检查者戒”的批示。接到批示后，为减少损失，张竹平自作主张地将《时事新报》夹在《大陆报》内向外地邮寄。这下彻底惹恼了蒋介石，9月13日再向交通部部长朱家骅下了一道电令：“《时事新报》本月9日之报仍由邮寄到，其中有将该报附入《大陆报》内寄邮者，希即将《大陆报》一并停寄。”俗话说，祸不单行，福不双至。“四社”内部再起阋墙，先是汪英宾、熊少豪因故争吵，互不相容，继则张与汪大事龃龉，汪乃出馆。终则张与熊复生轩然大波，熊愤而退股脱离“四社”。失去左右臂膀的张自此一蹶不振，一度闭门称病。

　　1935年5月1日，张竹平在上海各大报刊登启事，宣布辞去“四社”董事、总经理。启事称：“鄙人一病经月，遵医生嘱，急需迁地休养，所有《时事新报》《大陆报》《大晚报》、申时电讯社四公司董事及总经理兼职，已分向四公司董事会声明辞职。所有四公司总经理职务，在新总经理未改选以前，暂请杜月笙先生代理。所有主持四公司时经手及担保借款及其他一切事务，概归代理总经理杜月笙先生负责办理。”不久，张以7万法币代价，将全部股权让渡孔祥熙，“四社”遂被收归官办。从此，张竹平被迫告别了半世尽瘁的报业。

　　1936年4月28日《晶报》中神獒的《张竹平经营矿务》、1943年3月26日《东方日报》中辰龙的《张竹平葛福田合作开饭店》等文，介绍了张竹平弃报从商的经历。

　　脱离报界后，张竹平经过短暂休整，改营商务，先投资惠民奶粉公司，再在南京附近的下蜀接办一家煤矿公司，后在湖南开采一种稀有矿产。1937年“七七事变”后，张再赴香港。初设一家贸易公司，营业平平，继拟开设一家大饭店。当时旅港的上海闻人颇多，其中不乏张之知音，答应入股的友人甚多。然而，时乖运蹇，正在筹划隆重开业的饭店却因太平洋战事爆发而功败垂成。慌乱之中，张间道入渝。稍事稳定后，张深觉开设大饭店计划仍可进行，因当时的重庆饭店虽有，但沪式大饭店尚付阙如。张遂谋求合作伙伴。

　　曾在上海主办《市民日报》的葛福田，亦因抗战全面爆发而离沪，往来于港渝之间贩运货物，获利甚厚，俨然已成小资本家。悉听张有建饭店之意，大为赞成，自愿投资合作。经两月积极筹备，饭店乃告开幕。两名上海报人在重庆开办饭店的消息不胫而走，食客络绎不绝，营业蒸蒸日上，至1943年已成全重庆名气最大的饭店。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4年第2期，作者：周利成，天津市档案馆一级调研员，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