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飞，抗日烽火中的摄影家
来源：人民日报《环球人物》杂志507期   2024-08-23 10:07:58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新闻摄影逐渐兴起。从这时起，有个酷爱摄影艺术的年轻人，用照相机拍摄了许许多多珍贵的历史照片，为中国新闻摄影事业留下了宝贵财富。他就是沙飞。

　　沙飞生于1912年，广东开平人，原名司徒传。他最初接触摄影，缘于蜜月旅行时购置的一台照相机。相机可以快速抓取现实生活中的瞬间并永久保存下来，令沙飞非常着迷。他常常背着相机走上街头，拍摄在饥饿中挣扎的人力车夫、流离失所的灾民、呼号求乞的盲人、骨瘦如柴的流浪儿和疲于奔命的工人。

　　1936年6月，以摄影记录日本浪人在广东南澳岛胡作非为，是沙飞迈出新闻摄影生涯的第一步。当时，他背着照相机，乘着小木船，颠簸几个小时，来到有“闽粤咽喉”之称的南澳岛。他知道日本对南澳岛觊觎已久，很是忧虑，便徒步走遍长约21公里、最宽10公里最窄只有2公里的小岛，拍摄了数十幅照片，寄给《生活星期刊》《中华图画杂志》等媒体发表。这组照片成为全国最早以“国防”题材为主题的摄影报道。

　　不久，沙飞加入了全国最大的摄影团体——黑白影社。黑白影社是1930年在上海成立的以共同研究交流摄影艺术为宗旨的组织，它集中了一大批摄影爱好者。在黑白影社，沙飞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挚友，也越来越关注、向往上海。1936年初，他拿回家一本外国画报给妻子看，里面刊登了几幅照片，是1914年6月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菲迪南大公被塞尔维亚族一青年用手枪打死的实时影像。看到这些照片，他很是激动，称“这位摄影记者用镜头记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导火索实在是了不起”，也坚定了将摄影作为自己终生事业的决心。这年9月，他放弃稳定的工作和温馨的家庭，义无反顾地奔赴上海，要当一名摄影记者。

　　但是，当时在上海找一份摄影记者工作并不容易。沙飞先考入上海美专西洋画系学习，其间结识了一批思想进步的木刻青年。这些木刻青年与鲁迅走动频繁，而沙飞对这位文化大家景仰已久——来上海之前就已经把能够找到的鲁迅作品至少通读了一遍。他这时最大的愿望，就是亲手拍摄鲁迅先生照片。

1936年10月8日，沙飞拍摄的鲁迅和青年木刻家在一起。

　　1936年10月2日至8日，“第二次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在上海举行。8日中午时分，重病的鲁迅出人意料地出现在展厅，大家立刻聚拢在他周围。对沙飞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他一边听鲁迅和青年木刻家谈话，一边从不同角度拍摄谈话的画面。鲁迅高隆的颧骨、浓黑的眉毛、睿智的目光和慈祥的面容，最终都凝聚在一幅幅照片中。其中那幅最具鲁迅神貌风采的人物特写，成为鲁迅生前最后的留影，后来被鲁迅之子周海婴收藏，一直挂在客厅。曾任鲁迅研究会会长的孙郁评价说，《鲁迅与青年木刻家在一起》组照，“是鲁迅先生一生最传神的照片”。

　　10月19日，到木刻展览会后的第十一天，鲁迅终因积劳过度不幸逝世。沙飞听闻后，第一时间赶到鲁迅住处，含泪拍摄了鲁迅的遗容，并在接下来的几天用镜头记录了社会各界悼念鲁迅的珍贵照片。这些照片第一次以笔名“沙飞”刊登在《时代》《上海中华图书杂志》等刊物上。沙飞，用他自己的解释是：“我要像小小的一粒沙子，在祖国天空中自由飞舞。”当时，跟鲁迅相关的活动都容易招致麻烦和危险，沙飞也因此被上海美专勒令退学。

　　被赶出校门后，沙飞带着自己100余幅摄影作品赴广州、桂林举办了个人展。在广州个人摄影展开幕之前，沙飞撰文指出：“摄影是造型艺术的一部分。然而多数人还把它作为一种纪念、娱乐、消闲的玩意儿，这根本上忽略了艺术的意义，而使摄影陷入无聊帮闲的唯美主义的深渊里，堕落到逃避现实、醉生梦死的大海中。”他还说，“而艺术的任务，就是要帮助人类去理解自己，改造社会，恢复自由。因此，从事艺术的工作者，尤其是摄影的人，就不应该再自囚于玻璃棚里，自我陶醉，而必须深入社会各阶层，各个角落，去寻找现实的材料”。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沙飞决定从广西桂林出发到前线去拍照。他在《广西日报》撰文说：“‘唤醒民众’是当前救亡运动的急务。但是，直到现在，文盲仍然占全国人口法数百分之八十以上。因此单用方块字去宣传国难是绝不易收到良好的效果的。摄影即具备如述的种种优良的特质，所以，它就是今日宣传国难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

　　1937年9月，沙飞在太原加入了以救国会名义创办的全民通讯社，并以摄影记者身份采访了刚刚结束的“平型关大捷”。12月，他在河北阜平正式参加八路军，先后担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编辑科科长兼抗敌报社副主任、晋察冀军区新闻摄影科科长、晋察冀画报社主任等职。但他始终认为自己最重要的身份是八路军的一名专业摄影记者。在晋察冀的日日夜夜，哪里有枪炮声，他就奔赴哪里;哪里有重大事件，他的身影就出现在哪里。他拍摄的1937年骑兵营挺进敌后的威武场面，同年被释日军俘虏向王震旅长敬礼、感谢八路军宽大俘虏的情景，1942年父母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感人瞬间，1945年抗敌剧社演出《白毛女》的剧照，1946年由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美国代表马歇尔、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组成的军调部三人小组在张家口的历史画面…… 都成为中华民族的永恒记忆。

沙飞1937年的摄影作品《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上》

　　在沙飞眼中，长城象征着八路军用血肉之躯筑成的铜墙铁壁。他拍摄的“八路军与长城”系列摄影作品，从各种角度将古老庄严雄伟的长城和八路军拍摄在一起。在《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上》中，八路军战士沿着巍峨的长城严阵以待，俯卧在草丛中，用机枪瞄准前方，机枪闪现着金属寒光。这幅照片后来被公认为是最能反映华北敌后战场风貌的代表作之一。

　　1938年6月，白求恩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爱好摄影的他与沙飞一见如故。白求恩也成为沙飞摄影采访报道的对象。目前中国保留的白求恩参加抗战的照片，都出自沙飞之手。他曾拍摄《佩戴八路军臂章的白求恩大夫》，背景是白雪皑皑的山坡，象征着其纯洁高尚的人格;他曾拍摄《白求恩和八路军战士在一起》，白求恩身着普通八路军战士服装，脸上洋溢着骄傲;他曾拍摄《白求恩在模范病室为八路军伤员做手术》，简陋的手术室中，白求恩手握手术刀全神贯注、一丝不苟;他曾拍摄《白求恩过着和八路军一样艰苦的生活》，白求恩坐在一个小凳子前，简单的饭食却吃得津津有味;他曾拍摄《白求恩在唐河》，白求恩在水中尽情嬉戏，周身焕发着青春的活力……1939年11月9日，白求恩为伤员做手术时，受病毒感染而去世。沙飞揿动快门，拍下《白求恩遗容》和社会各界向白求恩遗体告别的一幕幕。白求恩还曾留下遗嘱，将自己那台心爱的“莱丁卡”相机赠给沙飞。从此，这台“莱丁卡”相机和装有鲁迅生前最后留影底片的小铁盒子，沙飞总是随身携带，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沙飞拍摄的白求恩在抢救八路军伤病员照片

　　1940年8月百团大战中，八路军两名机枪手从一幢半倒塌的日式房屋内，抢救出了两名日本小女孩——5 岁的美穗子和还在襁褓中的留美子。因父母在战火中殒命，她们成了孤儿，军区司令部前线指挥聂荣臻得知后，给予她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并给驻守在石家庄的日军片山旅团写了一封信，请日军将小姑娘转交给她们的日本亲人。沙飞从前线回到军区司令部指挥所时，正好看到聂荣臻在用小勺给美穗子喂饭。他以摄影记者特有的敏锐，将聂荣臻写给日军的信拍摄下来，并在孩子被送回之前又拍摄了20余幅照片，其中一张《将军与孤女》后来成为抗战史上的经典作品。

　　沙飞曾对战友说：“这些照片几十年后发到日本，可能会发生作用。”这一预见在40年后得到了验证。1980年5月29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刊登文章《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和沙飞当年拍摄的《聂荣臻将军与日本小姑娘》组照，将这段往事公之于众。此事在中日两国引起极大反响。经过多方寻找，日本记者最终在宫崎县找到了美穗子。1980年7月10日，44 岁的美穗子带着家人来到北京，年过八旬的聂荣臻元帅亲切接见了美穗子一家，一时被中日两国人民传为美谈。

右图为沙飞拍摄的《将军与孤女》照片;左图为聂荣臻亲切接见了当年的日本幼女美穗子。

　　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特别是日军极其残忍的“三光政策”，使沙飞的身心受到重创，精神出现问题。1950年3月，他因在住院期间枪杀一名日籍医生而被处决。1986 年，北京军区军事法院经再审查明，沙飞是在患有精神病的情况下行事，不应负刑事责任，于是撤销原判决。

　　沙飞一生珍爱摄影。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伴随着他的有白求恩遗赠的照相机、十几本《晋察冀画报》、几张广东音乐的唱片和鲁迅的照片底片。历史不会忘记这位新中国新闻摄影事业的开拓者。如今， 他的新闻摄影作品与他的名字一起，永远载入了中国新闻摄影的史册。(文中照片选自网络)

　　作者简介：1955年生人，曾任经济日报理论部主任、高级编辑，中宣部新闻局副局长(正局级)，中宣部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所所长，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秘书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