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抗战与抗战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昭示我们开创未来
来源：新华网   2024-12-20 16:42:41

　　1937年7月29日，卢沟桥炮响后的第21天，北平沦陷。城中的120万中国人，面临国破家亡、走投无路的惨痛现实。

　　一夜之间，北平由一座美丽可爱的城市变成人间地狱。作家沈从文出门探听消息，遇到一位老警官：“先生，快回家去，不要再上街了。我们打了败仗，军队全退出城了。”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北平沦陷前一日，千里之外的上海，蔡元培、萨空了、王芸生、郑振铎、茅盾、赵朴初、张天翼、巴金、欧阳予倩等一批著名文化人士，成立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文化救亡协会，时任文化救亡协会宣传部长的胡愈之等人在成立宣言中呼喊：“上文化战线，唤醒同胞，组织同胞，共同为抗敌救国而奋斗!”

　　书生，迎向炮火就是战士。

　　纸笔，浸透鲜血铸造刀枪。

　　又当投笔请缨时

　　“气节”在中国文化中是个大词。重气节，轻生死，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DNA。屈原、颜真卿、文天祥、史可法……每一个熠熠生辉的名字都浸满这个信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进入20世纪以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部分中国人接受西方新式教育，同时又继承了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气节，形成了现代知识分子阵营。

　　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贫穷落后的旧中国，绝大多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都期望民族复兴与强大，毫不吝啬于作出个人牺牲。尽管，在价值观和学术艺术追求方面，他们有各种差别。但他们代表了民族的良知。

　　(一)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中国东北。国破家安在?政治敏感、爱国心切、满腔热血的青年知识分子奋起反抗。仅3天后，一批在北平读书的东北学生成立了“敢死队”，决心以身报国。更多的青年学子义愤填膺，集会游行，发表通电，建立抗日团体，组织义勇军，强烈要求南京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民众，出兵收复失地。

　　一时间，记者们冒着敌人呼啸的枪弹，进行火线采访，把敌人的残暴和我军将领的英勇用文字和图片传递全国;音乐家们用歌声鼓舞民众、组织民众，“一曲《黄河大合唱》，抵过了十万毛瑟枪”，《义勇军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大刀进行曲》《中华民族不会亡》等振奋人心的歌曲唱响大江南北，流传全中国;唤醒广大民众最有效的武器，还有电影与戏剧，《风云儿女》《中国海的怒吼》《八百壮士》《卢沟桥之战》《塞上风云》《屈原》《虎符》，极大地唤起了民众顽强斗争的意志和抗战不屈的决心。

　　中国共产党展现的全民族抗战、共御外侮的立场，有力地吸引着渴望报国的知识分子。数以万计的年轻人奔赴延安，在革命熔炉中经过历练和熏陶，又分赴抗战前线。他们如星星之火，点燃民众的希望，他们的声音汇合在群众的呐喊之中：“打日本，救中国!”

　　(二)

　　“欲灭一国，必先灭其文化”。

　　1932年1月29日，“一·二八”事变的第二天上午，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到上海，在商务印书馆的上空投下炸弹。硝烟中，商务印书馆中的存书、油墨、纸张付之一炬，闸北区上空飘荡的纸灰四天都未散尽，恰如挽歌绕梁。

　　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对国人意味着什么?冰心说：“我启蒙的第一本书就是商务印书馆线装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翻译家杨宪益说，商务印书馆是他青少年时代供给他精神食粮的最大恩师。

　　炸毁这样一座知识殿堂，对日本侵略者来说是处心积虑之举。据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抗战胜利后的统计，“我国战时被劫之公私文物，标明有据者计有书籍、字画、碑帖、古物、仪器、标本、地图、艺术品、杂件等3607074件，另1870箱;又被劫古迹741处”，更有北京人头盖骨这样的稀世珍宝下落不明，损失难以估量。

　　1932年，与商务印书馆同时被轰炸和摧毁的还有同济大学、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大夏大学、东吴大学等几所上海最知名的高校。5年后，日本侵略者变本加厉，中国更多的大学、中学罹难。据统计，在战争中，侵略者造成关内129470所初等学校、1926所中等学校和110所职业学校在战火中停办，近千万学生失学。

　　日本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文化灭绝的过程，也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战火中奋起保护、延续民族文化的过程。焚书炸馆，而中华文脉不绝。

　　1937年8月13日夜，日军进犯上海，在一阵紧过一阵的枪声中，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领导人之一、著名作家郑振铎心里想的仍然是“该怎样尽力于这个大的生死存亡的民族战”，他立下宏愿，“要在最艰苦的时代担负起保护民族文化”的重任。他以个人之力，抢救购买了很多因战乱而流失的珍贵图书，在异常艰难的环境中转移保护民族文化瑰宝。

　　抗战胜利13年后，他在《光明日报》撰文写道：“假如有人问我：你这许多年躲避在上海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我可以不含糊的回答他说：为了抢救并保存若干民族的文献。”

　　这是何等悲壮的长途迁徙。故宫博物院上万箱文物藏品向大后方辗转押运;浙江大学在颠沛流离中将极其珍贵的218箱文渊阁《四库全书》设法安全转移……中国知识分子以组织或者个人的力量，竭力保护中华文物古迹，其惊心动魄的程度丝毫不亚于军事战场上的炮火硝烟。

　　(三)

　　为了在战争的浩劫中保存中国教育文化的命脉，众多高校进行了空前的大搬迁。这场中国教育史上教育中心自东向西的大转移持续了八年之久，迁移累计300多次，被称为中国教育史上的长征。

　　被迫的文化迁徙，也造成了空前的文化流动。贫困的中国西部增加了文化巨匠的身影，增加了琅琅书声。

　　1937年秋，北大、清华、南开南迁，组建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西迁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还保留着一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由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三易其稿而建成。教室屋顶一开始由茅草搭就，不久换上铁皮。每逢下雨，雨滴打在铁皮上嘭嘭作响。这样的教室中，站在讲台上的是冯友兰、华罗庚、吴大猷等著名学者，在下面专心听讲的则有杨振宁、李政道等未来的大家。

　　抗战中的西南联大，成就丰沛。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贡献了157位两院院士，师生中的大多数人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

　　美国研究者易杜强说：“我特别钦佩西南联大人在政治、经济压力下仍然能够坚持不懈地追求民主、学术自由……它不仅是中国大学最鲜活的血液，也是全世界的。”

　　浙江大学是抗战时期内迁国立各大学中迁校次数最多的大学之一，自天目山、建德，至吉安、泰和，再至宜山、遵义、嵋潭和勇兴。荆棘西迁路，不屈勇者心。迢迢途程中，校长竺可桢痛失爱妻爱子，却在流离颠沛中护住了两千箱图书仪器，更将浙江大学由一所地方性学校建设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一流大学;一向避世的国学大师马一浮打破“生平杜门”“未尝聚讲”的守则，出山开坛授业;遗产学家谈家桢更言，在学术上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在西迁路上那所土房子里完成的。

　　陈寅恪、梁思成、王淦昌、华罗庚……这些名字的背后，是战火中执着探索的目光，是正义必胜的信念，是爱国爱民的情怀。

　　危难中的民族就是这样保存了自己的文化血脉。

　　四万万人齐蹈厉

　　抗战，在中国大地上烙下一个个疮疤：北平与南京，洛阳与襄阳，徐州与广州，处处丘墟，俱闻国殇。

　　抗战又不止于此。平壤与仰光，新加坡与珍珠港，苏门答腊与澳大利亚，烽火连天，狼烟遍地。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相连，中国不仅为一己的民族存亡而战，亦为人类文明的存续而战。

　　(一)

　　1938年的延安，窑洞中传来笔尖划纸的沙沙声。当印刷机隆隆开动之后，全国人民都读到了这样的句子：“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数万言的《论持久战》，在满目疮痍的中国，既是一只指南针，又是一剂强心针。《论持久战》甫一发表，即走出了被重重包围的根据地，超越了中国本土的传播范围。《论持久战》成为在重庆的国民党军政大员讨论的课题;美国将军史迪威称赞这是“一本绝妙的教科书”;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评价这是“一本划时代的著作”;日本教授近藤邦康公开宣称：“我很佩服《论持久战》。日本被中国打败是当然的，这样的以哲学为基础的宏远战略眼光，日本没有。”

　　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不仅在于以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了战争的洪流，更在于中国思考、中国智慧对世界文明的丰富与启迪。东方政治家以超人的气魄和胆识，谋划今日，指引未来，其思想结晶不仅成为照亮中华民族解放漫漫征程的火把，更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理论宝库中夺目的明珠。放眼中国战场、太平洋战场，放眼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其战争进程与毛泽东同志集中全党智慧写就的《论持久战》的论述完全吻合。

　　与战略思想的宏大论述相比，中国知识分子在局部战术上的贡献同样不可磨灭。池步洲、温毓庆、阎宝航……一串串闪光的名字，永远铭刻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功勋簿上。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军队破译了大量日军密电，其中包括日本将攻击美国珍珠港、德国将全面进攻苏联以及日本关东军的调动等重要情报。

　　在诺曼底登陆的涛声中，夹杂着中国海军的怒吼;在滇缅交界的丛林里，回响着中国学生军驰援英军的脚步声;在被称为“死亡生命线”的“驼峰航线”，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8万多次穿梭往返于喜马拉雅山的上空，和美军共计运送战略物资85万吨、战斗人员33477人。1945年7月6日，他们中的16人作为军事翻译员被美国总统授予铜质自由勋章。在广阔的中国战场，中国军民拖住百万日寇，让邪恶的法西斯轴心始终不能形成合力，为正义力量获得最后的胜利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写下了彪炳千秋的不朽诗篇。

　　(二)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这个理想在抗日战争的炮火中反复锤炼，成为中国人民向往和平和坚持正义的信念。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在随后进行的东京审判中，17名法律专家组成的中国代表团为民族尊严和国际正义进行了特殊的战斗。

　　“对这些战犯必予严惩，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万冤死的同胞。我既受国人之托，定将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中国方面首席法官梅汝璈立誓。

　　818次开庭，419名证人出庭作证，4336份证据，1231页判决书。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木村兵太郎、广田弘毅、武藤章7名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被判死刑。

　　梅汝璈说：“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直到今天，中国知识分子仍在梳理那次战争的根源，复原历史真相，驳斥日本军国主义余孽，捍卫真理、正义和正常的战后国际秩序。

　　《中国抗日战争史简明读本》《日本侵华图志》《抗战家书》《南渡北归》《外国记者眼中的抗日战争》《东京审判》等图书文献不断出版。1938年，郭沫若曾在全面抗战数月之后指出：“我们相信，凡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必然会感受着无限的悲愤而愈加勉励。我们要为死难及受害的同胞们致哀，要向同情于我们的国际友人们致敬，而同时要倍加觉悟着自己的责任，要把保卫祖国、保卫人类、保卫文化的使命，彻底地完成。”

　　当年的诫勉依然回响，我们仍在为这个伟大的使命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