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烽火中明清档案的“南迁西运”
来源：《中国档案报》 郭琪   2025-05-07 16:54:56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华北局势日趋危急，大量文物古籍也面临被掠夺的风险。为守护国宝的安全，档案人将故宫所存明清档案打包装箱，与其他文物一起，踏上了“南迁西运”的颠沛流离之路。

　　1、躲避战火 打包装箱启南迁

　　1931年，日寇侵占东北三省的消息传到北平。正埋首整理文物、档案的国宝守护者们感受到战火的威胁。因“故宫物品之繁重宝贵，设非未雨绸缪，万一仓卒变生，势必束手无方，非沦敌手，即遭摧毁。用是预订计划，及时妥筹安顿之策，实为必要”。为此，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向国民政府请示，提出将故宫珍藏文物、档案等打包装箱，运往天津、上海等地，以策安全。1932年初，国民政府回复：“交行政院同军事委员会核办。”自此，搬迁之旅正式拉开帷幕。

　　当时，故宫博物院下辖古物、图书、文献三馆，文献馆主要负责明清档案的清点、整理、编纂、出版等工作。在接到转运指示后，文献馆的档案人迅速行动起来，着手将本馆各陈列室及库房中的重要精品“分别装箱，编号造册，加封标志”。装箱造册工作在南三所、内阁大库和大高玄殿三处分别进行，历时1年，方才完成。为保证应装尽装、能装尽装，大家还从古物馆调集了一批旧木箱。最终，文献馆共完成档案装箱3773箱，每箱编号前注明“文”字作为标志。还有一些档案则直接以其类名标注，如红本、史书、事筒，也有仅选择其中一字代表，如实录装箱后标为“录”，圣训标为“圣”等。

　　1933年1月3日，日军攻陷山海关，距离北平不足300公里，形势愈发危险，启动南迁迫在眉睫。2月5日深夜，从故宫到前门火车站的沿线及车站周边，突然出现一群荷枪实弹的军人戒严守卫，100多辆大型卡车陆续开进故宫。6日，第一批装载着封存有文物、档案等国宝的木箱及押运人员，共两列火车，在军队护送下离开北平，踏上了南下的征程。

　　2、完好保存 沪宁两地细点收

　　第一批南迁文物及档案共有2118箱，其中明清档案1064箱，由故宫博物院秘书吴瀛担任监运专员。两列火车沿平汉铁路南下郑州，改陇海线东行至徐州，再顺津浦路抵达浦口。此时，吴瀛等人却发现南京方面还没有准备好存放场所。经过紧急磋商，临时决定一面启动南京保存库的兴建，一面将这些文物、档案等分批由水路运往上海，租赁仓库暂存。此后，从3月14日至5月15日，故宫博物院先后南运4批文物、档案等。

用木船载运装有文物、档案的车辆渡河

　　明清档案被运到上海后，存放在英租界四川路、广州路口业广公司2楼的仓库中。故宫博物院专门成立驻沪办事处，由欧阳道达担任办事处主任，主管存放期间一切事务。文献馆则安排专人负责驻守档案存放库房，不时进行检点和晾晒。

　　为确认文物、档案等经过一路颠簸是否完好无损，故宫博物院于7月22日联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海市参议会、国立中央研究院、上海地方法院，成立临时监察委员会，进行开箱抽检验收。由于时间短促而箱数众多，仅仅抽检两批就被迫暂停，必须重新拟定办法。直至1934年11月，抽查点收计划方才重新启动。抽查以“沪”“上”“寓”“公”4字区分编号，文献馆编“寓”字。清点时，按照箱属顺序编号，刷于箱子5面，以便识别。清点完成后，统一钤盖国民政府教育部点验之章。具体执行中，主要对照清室善后委员会编印的《故宫博物院点查报告》一一核对，有异议注明“待审查”，有遗失或错放注明“号待查”。凡经点收品件，如有遗失原点查号者，以“全”“材”“宏”“伟”4字分别补编字号，文献馆补编“宏”字。清点结果随时登记，并造册存档。

　　此次点收中，文献馆自1935年4月23日开始，至1936年3月5日结束，最后确定存沪箱件3766箱，与南迁时的3773箱总数差了7箱，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1935年5月，南迁明清档案中有8箱满文老档被运回北平进行整理，整理完成后准备南迁上海时，却被北平地方当局阻挠，最后只能将满文老档底册40册装成1箱运到上海，以致点查时少了7箱。

　　南京保存库的兴建与点收文物、档案等工作同时开展。1934年12月，南京朝天宫被全部划归用于建设南京分院及保存库。1936年3月，保存库开始兴建，至8月全部竣工。12月8日，存放于上海的文物、档案等开始由京沪、沪杭甬路局所备运输专车转迁南京，共计5批，至21日全部运完。1937年1月，故宫博物院成立南京分院，继续开展点收工作，并一直延续到6月14日。

　　3、兵分三路 辗转艰辛护国宝

　　就在所有人以为点收完成，可以稍稍喘口气的时候，七七事变爆发，紧接着“八一三”淞沪战火蔓延，南京的文物、档案等再一次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时任中英文教基金会总干事杭立武提出，将文物和档案继续西运，得到国民政府的同意。有了之前南迁的经验，大家很快就规划好具体路线，共分南、中、北三路。

　　南路是西运的第一批，主要是故宫博物院参加伦敦艺术展的80箱文物。自1937年8月起运，先到湖南，中转经过贵阳、安顺，最后到达巴县，行程3000余公里。12日，80箱文物在南京上船，由庄尚严、那志良、曾湛瑶3人负责押运，16日抵达汉口，21日运入湖南大学，藏于图书馆最下层。1938年2月10日，文物运达贵阳，4月2日迁入当地灵光路231号，并同时成立故宫博物院驻黔办事处。1939年1月18日，将80箱文物移存到安顺。1944年秋，桂林、柳州陷落，文物再次离开安顺，过乌江、遵义，直到巴县南乡，转入飞仙岩临时仓库存储。在这7年里，文物四度迁存，几乎贯穿了整个抗战时期。

　　中路是文物、档案西运的第二批，其中包括文献馆档案1082箱。1937年11月起运，由马衡、吴玉璋、牛德明、李光第等人负责押运，从南京走水路，先至汉口，后转运宜昌、重庆。又因重庆作为陪都，空袭频繁，于1939年3月转运到四川乐山，行程约2500余公里。在重庆期间，由于当地气候潮湿，档案箱大多受潮，封条生霉、编号模糊、潮痕明显。办事人员从1938年8月13日起开箱检查、随时晾晒，直至11月16日结束。到乐山后，成立乐山办事处，随即展开清点、典守，并吸取之前的经验，防潮晾晒、视察抽检，从未间断。

第三批文物、档案南迁木箱装车

　　北路是文物、档案西运的第三批，共计7286箱，包含文献馆档案956箱。1937年12月起运，先由南京经津浦、陇海线运到陕西宝鸡，接着又迁到汉中褒城，最后疏散于峨眉县大佛寺、武庙，行程2500余公里。在完成三批西运后，剩下的1728箱档案与其他文物等一同留在南京，先后存放于北极阁、紫金山天文台、国立中央研究院、东方中学等处，直至抗战胜利。

　　相较于南迁，西运正处在日军全面侵华的阶段，这也让整个过程更加惊险。一路上，押运人员不仅要应付复杂的路况和艰辛的工作，还要时刻注意躲避日机轰炸，因而出现了种种意外。1939年4月11日，文献馆职员朱学侃在船上开箱检查时，因晨光朦胧，未看到舱盖已经打开，失足跌入舱底身亡。尽管如此，在众人齐心协力下，最终让这三批文物、档案安全到达大后方，为整个西运画上圆满句号。新中国成立后，所有留存南京的文物、档案等自1950年起，分三批运回北京，至1958年完成移交。

　　在那个外敌入侵、战火纷飞的年代，档案人不惧牺牲、勇于担当，守护着明清档案历经南迁、西运。他们辗转万余公里，书写了档案事业发展史上的一段峥嵘岁月。

　　文中所示照片档案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提供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5年3月21日 总第4265期 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