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抗战文学”的历史地位受到了空前的挑战。曾经在文学史中以“编”或“章”出现的“抗战文学”,开始下降为“节”。这不仅失去了作为一个时代文学标志的历史地位,其专有的文学性质也被“战争时代的文学书写和选择”以及“抗战及四十年代文学”之类的具有更大包容性的题目所替代。尽管这种替代正在成为一些“重写文学史”者的“共识”,但“抗战文学”的历史功绩不能忘记。
首先,抗战文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活动,而是中国作家在国家危亡的紧急关头以文学的形式开展的民族救亡事业,是血与火的民族解放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抗日战争是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搏斗,面对强大而残暴的敌人,中国作家表现出了空前的团结与勇敢的战斗精神。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就发表《告国际无产阶级及劳动民众的文化组织书》,强烈抗议日寇的野蛮侵略。10月15日,该联盟执委会又通过《告无产阶级作家革命作家及一切爱好文艺的青年》,要求文艺工作者以文艺为武器,各方面地去攻击帝国主义的横暴和列强的趁火打劫的野心。许多曾经追求纯粹艺术的作家也开始转向,诚如东北作家李辉英所说:“从前,我是迷恋着‘文艺作品是给人作消遣的’,可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我醒了,从昏沉的梦中惊醒了,自己这样问自己,‘你该把这种抒写闲情逸致的笔调,转为反抗你的敌人的武器!’”他很快写下了《最后一课》《万宝山》等小说,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一些已经成名的作家,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等,也毫不犹豫地投身于实际的抗日斗争,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郭沫若是五四时代的著名诗人,在当时的文化界有着巨大的影响。抗战爆发不久,他毅然抛妇别雏,从日本秘密回国,不仅担任了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武汉抗战文化运动,还以空前的热情创作了《屈原》《虎符》《棠棣之花》《南冠草》《孔雀胆》《高渐离》等话剧,用以鼓舞民心士气。茅盾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写出了“农村”三部曲和《子夜》等名作,是社会剖析派小说大师。抗战爆发后,他迅速投入到文学救亡活动中,很快写出了《第一阶段的故事》《走上岗位》《锻炼》等中长篇小说。巴金是一代青春文学的偶像,他的“爱情”三部曲和“激流”三部曲战前就在青年读者中广为流传。虽然战争打破了他正常的生活,使他不得不四处流亡,但在敌人的炮火下,他没有退缩,而是在战火中完成了抗战三部曲《火》。老舍被称作市民文学的代表,其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不可动摇的地位。抗战爆发后,他抱着生活上和文学上的献身精神,积极投入到抗日的实际工作中。一方面,他积极参与中华全国抗敌协会的具体组织与领导工作,出任总务部主任,处理文协总会大量繁杂琐碎的日常事务;另一方面,他热情提倡与抗战有关的通俗文学,并亲自写作了许多宣传抗日的鼓词、相声、坠子等小型作品,供艺人演唱。此外,他还创作了《残雾》《张自忠》《国家至上》等10余个剧本,以颂扬民族正气、表彰爱国志士,批判不利于团结抗日的社会弊端。抗战文学虽然少了一些艺术性,但有效地帮助人们增强胜利的信心,就凭这一点,就有了令人铭记的足够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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