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周刊》是民国时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政治刊物。其在复杂的历史背景下诞生与发展,在政治宣传、思想引导等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
《中央周报》创办于1928年6月,于1937年6月停刊,共刊发473 期。作为《中央周报》的复刊《中央周刊》属中国国民党中央的机关刊物,1938年7月7日由中央周刊社创办于长沙,汪兆铭题写刊名,公开标榜为宣传国民党政治主张,对下传达国民党中央旨意,同时刊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内容,“专载中央法令、规章及政府实施方案,不独转达中央意旨,抑且于本党主义之知与行”。

《中央周刊》创刊号封面
随着全国抗战时局的变化,《中央周刊》的馆址亦是多次变动。1938年8月末,日军包围庐山,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同日军展开会战,同年9月5日,《中央周刊》将馆址迁至时年仍属于四川省的重庆,并在此续刊发第一卷第五期。1946年1月,第八卷以始,《中央周刊》馆址迁至南京出版,直至1948年11月出版第十卷第 46 期停刊止。自创办至最终停刊,共刊发 500 期。自《中央周刊》创办以始至抗日战争胜利之时,《中央周刊》共有三位社长分别为刘炳藜、陶百川、张文伯,其中张文伯于 1944年11月10 日担任社长一职。抗日战争期间,《中央周刊》初创至1941年3月27日陶百川就任社长之前,该刊均刊印中央周刊社为其“编辑兼发行人”,在此期间有刘炳藜兼任《中央周刊》社社长。《中央周刊》依托国民党的政治资源与组织体系,成为其重要的宣传喉舌。在发展过程中,随着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如抗日战争时期为动员民众抗战、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宣传作用;内战时期则侧重于为国民党的统治政策进行辩护与宣传。其刊期较为稳定,持续发行多年,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广泛传播,是当时政治文化领域的重要刊物之一。在政治方面,大力宣传国民党的政治主张、政策法规及施政成果,如对三民主义的阐释与推行情况报道,对国民党各级政府机构的建设与运作进行介绍,旨在强化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在军事上,关注国内外军事动态,尤其在抗战期间报道正面战场战况、军队建设与军事战略等内容,鼓舞军民士气,但在内战时期则存在对军事形势的片面宣传。文化上,倡导符合国民党意识形态的文化理念,弘扬传统道德中有利于巩固统治的部分,同时对西方文化进行有选择的引入与评论,试图构建以国民党思想为核心的文化秩序。

冯友兰:《儒家哲学之精神》,《中央周刊》1943年第5卷第41期
编辑团队由国民党内具有一定文化宣传经验与政治素养的人士组成,他们严格把控刊物的政治方向与内容质量。作者群体广泛,包括国民党高层官员、政治理论家、军事将领及部分文化界亲国民党人士。如蒋介石等国民党核心人物曾在刊物上发表文章,阐述政治理念与施政方针;一些军事将领分享作战经验与军事见解;政治理论家则深入解读国民党的政治思想体系,从不同角度为刊物提供内容支持,使其在政治、军事、文化等多领域保持较高的专业性与权威性。

陈诚:《对汪逆广播之驳斥》,《中央周刊》1938年第2卷第9期
在国民党统治体系内,它有效促进了党内思想统一,强化了党员对党的忠诚度与政策执行力,为国民党的组织建设与政治运作提供了思想保障。在社会层面,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众对国民党政权的认知,尤其在抗战初期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与抗战决心。但随着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与政策失误,刊物后期的宣传效果逐渐式微,其片面的宣传内容引发了部分民众的反感。受国民党战时及战后新闻统治政策深刻影响,《中央周刊》积极宣传“动员戡乱实施宪政”,却对相关法案执行宣传乏力;恶意诋毁中共,歪曲事实,企图塑造中共负面形象,为国民党内战行径辩护,服务于国民党政治斗争,凸显其党派偏见与宣传工具性。《中央周刊》是研究国民党统治时期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重要资料来源,反映了当时国民党的执政思路与社会宣传策略,对全面了解民国时期的历史进程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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